上片描写梦境，刻画了在梦里与伊人相会，和她那娇嗔佯笑的动人形象。首句以“客夜怎生过”提问和起，第二句以后便具体描述征人怎生度过孤眠之夜。客夜无聊，他一早便进入梦乡。在梦中，他回到家里，和妻子窗下联诗。鸾笺分韵，红袖添香，闺房之乐，甚于画眉。他还见到，妻子对他“薄嗔佯笑”，怨他归来太晚，以为他只一心一意勤于王事，忘记她独守空房。这上片的几句，把少年夫妻久别重聚的神态，写得跃然欲活。
下片说好梦不长，来去匆匆，所望这欢会能到“晓钟敲破”之时，却忽而梦断，令人不胜怅惘。然而，那一晚回家，相聚的时间很短，天亮时又得匆匆离别。于是这一对会少离多的人，尽量俄延，打算等到“晓钟敲破”，没法再拖延下去时才肯分手。到最后，分手时间真的到了，夫妻俩紧紧偎依在一起，情意缠绵，难分难舍，谁知道，那时灯花一闪，随即熄灭，他们也掉进了黑暗的深潭里。下片这几句，感情真切，词人只约略点染了夫妻不肯分离的情景，便表现出他们夫妻之间感情的深厚。词最后一句， “却对着琉璃火”写得最为精彩。就在灯花一闪的刹那间，征人醒了。原来，在词人眼前的灯，并不是那盏照着夫妻俩在依窗吟和的灯，而是借宿于萧寺里的“琉璃火”。重聚的欢乐，离别的依恋，这一切，原来都是一场春梦。值得注意的是，琉璃佛火，在寂寞的殿堂里闪烁，分外使入感到虚无空幻。午夜梦回，征人对着它回昧着梦里的悲欢离合，此中滋味，真不足为外人道。词中结尾处以空对着孤灯之景戛然而止，扑朔迷离，耐人寻味。
这首词，从梦中重逢写到梦中再别。梦里重逢固然喜出望外，梦中分手，也还掺和着柔情蜜意。然而，作者酣畅地描写客夜梦境的缠绵，却在于表现自己在萧寺的荒凉，表现对妻子的无限思念。梦境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使其凄苦之情具有特殊的感染力。
作诗嘲弄人并非完全以直接的方式，还有可能借题发挥，就事论人。李休烈《咏毁天枢》：天门街上倒天枢，火急先须卸火珠。计合一条麻线挽，何劳两县索人夫。题注：“长寿三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余万斤，铁一百三十余万斤，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纪革命之功。……金彩荧煌，光侔日月。”
据《新唐书·本纪第四》：“延载元年腊月甲戌，突厥默啜寇灵州，右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败之。二月……己卯，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及吐蕃战于冷泉，败之。五月甲午，加号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改元，赐韫七日。”
可知武后耗费如此大的代价造这一座天枢，于她本人是十分有意义的。但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化，“（开元二年）毁天枢，发匠熔其铜铁，历月不尽。先是，韦后亦于天街作石台，高数丈，以颂功德，至是并毁之。”（《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卷二百一十一）统治者的朝令夕改，实质就是劳民伤财，这也才是诗人要真正批驳的。
诗的后半章戏谑性地用“一条麻线”与“两县人夫”作对比，把对统治者的怒骂宣泄得酣畅淋漓。
这首词作于公元1188年（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戊申）正月初一这一天，刚好是立春。自然界的节候推移，触发了他满腔的忧国之情。这一年辛弃疾已四十九岁，屈指一算，他渡江归宋已经整整二十七个年头了。二十七年来，辛弃疾无时不盼望恢复大业成功，可是无情的现实却使他一次又次地失望了。于是，他在春节的宴席上挥毫写下这首小词，借春天花期没定准的自然现象，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国事与人生的忧虑。这也是辛词善于以比兴之体寄托政治感慨的一个特点。
这首词的开篇通过节日里众人热闹而自己索然无味的对比描写，表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感伤情怀。“谁向椒盘簪彩胜？整整韶华，争上春风鬓”，说的是当时民间春节风俗。正当美好年华的整整等人，争着从椒盘中取出春幡，插上两鬓，春风吹拂着她们头上的幡胜，十分好看。
这里通过描写节日里不知忧愁为何物的年轻人们的欢乐，来反衬自己“忧愁风雨”的老年怀抱。接下来两句：“往日不堪重记争，为花长把新春恨。”笔锋一转，说明自己并非不喜欢春天，不热爱生活，而是痛感无忧无虑的生活对于自己早已成为“往日”的遥远回忆。并且，其不爱春天热闹的原因还有更深的意义。
在过去的岁月里，作者岁岁苦盼春来花开，可年复一年，春天虽来了，“花”的开落却无凭准，这就使人常把新春怨恨，再没有春天一来就高兴的旧态了。显然这里一个“恨”字，已不是简单地恨自然界的春天了。接下来，作者从一个“恨”字出发，着重写了自己对“花期”的担忧和不信任。字里行间，充满了怨恨之情。这种恨，是爱极盼极所生之恨。
“春未来时先借问，晚恨开迟，早又飘零近。今岁花期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凭准。”作者急切盼望春来，盼望“花”开，还在隆冬就探询“花期”；但花期总是短暂的，开晚了让人等得不耐烦，开早了又让人担心它很快凋谢；这一年是元日立春，花期似乎可定，从他平时言行读者不难了解，可是开春之后风风雨雨尚难预料，谁知这一年的花开能否如人意？
作者在这里写的虽是自然界的变化，实际上是在曲折地表达了对理想中的事物又盼望、又怀疑、又担忧，最终还是热切盼望的矛盾复杂心情。作者之所以会有如此缠绵反复、坚凝执着的心理呢？就是因为他心中有抗金复国这一项大事业！所谓“花期”，即是作者时时盼望的南宋朝廷改变偏安政策，决定北伐中原的日期。
在正月初一这样的节日，人们忙着庆贺这个双喜的日子。尤其是年轻人，更是天真烂漫，兴高采烈，欢呼新春的到来。但是，这样的节日场景，对于长期削职闲居，壮志难酬的辛弃疾来说，无疑是别有一番滋味，眼看着这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却怎么也乐不起来。
就在他写此词前两个月，太上皇赵构死了，这对于恢复大业也许是一个转机。如果宋孝宗此后善作决断，改变偏安路线，则抗金的“春天”必将到来。可是锐气已衰的孝宗此时已无心于事业，赵构刚死，他就下令皇太子赵惇“参决国事”，准备效法他老子传位于太子，自己当太上皇享清福了。
由此看来，“花期”仍无定准，“风雨”也难预料。上饶离临安不远，作者想必已听到这一消息。而他在词中所感叹的“花期”无定、“风雨”难料，也是由此而发。通篇此词，作者比兴结合，含而不露，十分自然地表达了他政治上的感受和个人遭遇的愁苦复杂的心情。
当时，辛弃疾被劾离官闲居已五年余。是年奏邸忽腾报辛因病挂冠，此迟到的风雨具见京城大老们的荒唐和对稼轩的忌恨。
这是一首寓情于景的惜春诗。全诗四句四景，小溪明净，细雨翻萍，鹅鸭嬉戏，桃花逐水，画面十分鲜明，历历如在目前，令人悠然神往。诗人以鹅鸭“趁桃花”的景象寄自身的感慨，春已去尽，鹅鸭不知，故欢叫追逐，无忧无虑，而人却不同，既知春来，又知春去，落花虽可追，光阴不可回，诗人的惜春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