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十六句，按诗意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十二句为第一部分，后四句为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每两句又为一个层次，逐层推进，较为详尽地描写了女主人公真珠一夜间的活动及其复杂微妙的心情。
“真珠小娘下青廓，洛苑香风飞绰绰。”这两句开门见山，写真珠身带袅袅飘动的香风来到洛苑，有如仙姬神女自天而降。着一“下”字，又着一“飞”字，真珠飘然而至之状宛如亲睹，用字极为传神。
“寒鬓斜钗玉燕光，高飞唱月敲悬珰。”用《述异记》所载神女遗汉武帝玉钗，传至昭帝时宫人共谋欲碎之，玉钗化为白燕升天事。这两句写真珠鬓间斜簪一支晶莹闪光的玉钗，登上高飞，击悬珰以为节，对月歌唱。
“兰风桂露洒幽翠，红弦袅云咽深思。”“红弦”代指筝声，盖唐时筝弦为红色。这两句写夜渐深沉，露冷风清，真珠犹自抚筝而弹，筝声掩抑低徊，有如哽咽之声，寄托着她幽怨的情思。
对真珠的筝声何以如此哀怨的问题，第七句作了解答：“花袍白马不归来。”原来是她心上的人儿迟迟未归，故将满怀愁绪寄托在怨声之中。“花袍白马”，寥寥四字，活画出一个纨绔子弟的形象。第八句“浓蛾迭柳香唇醉”，言其蛾眉紧锁，有如柳叶之迭而不舒；香唇紧闭，有如醉酒之缄默不语。这句刻画了真珠若有所思的忧郁神态。
“金鹅屏风蜀山梦，鸾裾凤带行烟重。”“蜀山梦”，用宋玉《神女赋》楚襄王梦巫山神女事。“鸾裾凤带”，极言真珠妆饰之华丽。这两句，上句意谓：“花袍白马”终于不归，真珠不得已倚屏风假寐，期望能如巫山神女一般，与自己的心上人在梦中相会。下句意谓：由于真珠身着鸾裾凤带，梦魂殢重难行，不能如巫山神女一般行云行雨，故终未如愿。不过这句乃是形象化的说法，其实是真珠由于忧心忡忡，终夜不能成眠，因而她所期待的梦境根本无从出现。
“八骢笼晃脸差移，日丝繁散曛罗洞。”“八骢”，王琦以为当作“八窗”，且举鲍照诗“四户八绮窗”为证（见《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一），其说近是。这两句大意为：真珠于朦胧之中，恍惚觉得有亮光在眼前晃动，转过脸一看，只见日光透过窗纱，丝丝缕缕射进屋中，原来天已大亮了。
以上为第一部分。这十二句以真珠为主人公，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场景则似在洛苑的一座高飞之上。这十二句留下了诸多悬念：如此一位多才多艺的美人，何以遭到她心上人的冷遇？她的那位“花袍白马”彻夜不归，又究竟去了何处呢？这些问题在第二部分的四句中作了解答。
“市南曲陌无秋凉，楚腰卫鬓四时芳。”“楚腰”用楚灵王好细腰美人事，“卫鬓”用卫子夫因发多而美深得汉武帝宠幸被立为皇后事，比处皆借指“曲陌”中妓女的妖容冶态。这两句意为：洛阳城南曲折的巷陌是妓女的聚居之地，那里一年到头热闹非常，浓妆艳抹的妓女多得如同四季盛开的鲜花。
“玉喉窱窱排空光，牵云曳雪留陆郎。”“陆郎”语出乐府《明下童曲》“陆郎乘班骓”，原指陈后主的狎客陆瑜，在此处可以理解为泛指那些时常光顾“曲陌”的纨绔子弟，或者理解为特指真珠的那位“花袍白马”亦无不可。这两句说：妓女们轻舒歌喉，歌声美妙，嘹亮入云，她们娇态毕露，拉扯着那班荡子的衣衫，殷勤地挽留他们。
以上四句，场景转换到了“市南曲陌”，主人公也换成了“楚腰卫鬓”。这四句暗示出那位“花袍白马”的行踪，而真珠失宠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这首诗文字较为艰涩，寓意也较深曲，其主旨何在，颇费索解。当然，此诗有可能是一首纪实之作，诗人据所见或所闻，直书其事，以表达对真珠不幸遭遇之同情。如果联系李贺坎坷蹇塞的身世及其创作继承了《楚辞·离骚》“美人香草”的比兴传统等因素来考虑，则更有可能是一首寄托了个人身世之感的作品。诗人通过娼妓妖媚惑人、名姝反遭冷落这一鲜明的对比，揭露了兰蕙摧折、萧艾方滋的社会现实，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有志难酬的牢骚愤懑之情。姚文燮注《昌谷集》，以史证诗，虽多穿凿附会，但他指出此诗“托言以明所遇之不偶”，可谓先得我心，故其言对理解此诗的主旨颇有启示。
这首诗的艺术特色，有两点较为显著：
第一，结构奇突，通过反跌的手法，有力的强化了主题。
这首诗的结构很不匀称，前一部分为十二句，后一部分只有四句。前十二句诗人用浓墨重笔，从才艺出众、气质雍容、姿色美艳、妆饰华贵、感情深沉专一等各个侧面，精心地刻画出一个动人的美女形象。但后四句陡然逆转，却又把这一形象的价值轻轻地一笔勾销了。而且前十二句越是把真珠描绘得可爱可贵，其结果却是她越被反跌得可叹可悲。这种奇突的结构形式，更加深刻地突出了真珠这一人物的悲剧命运，有力地强化了全诗的主题。
第二，大量使用华丽的词藻，构成斑烂多采的艺术境界。
李贺遣词，力求华贵艳丽。在此诗中，风是“香风”，弦是“红弦”，唇是“香唇”，喉是“玉喉”，洞是“罗洞”。诗中又点缀了许多富于美感的事物，号“兰风桂露”、“花袍白马”、“浓蛾迭柳”、“金鹅屏风”、“鸾裾凤带”、“楚腰卫鬓”等等。故而诗中镂金错玉，一片珠光宝气，构成了一种斑烂多采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与女主人公真珠的身份十分相称，为更好地烘托气氛、刻画人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这首诗中那在白杨树下踯躅的人儿，究竟是男、是女，很难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或她）一定是早早吃罢晚饭，就喜孜孜来到城东门外赴约了。这约会在初恋者的心上，既隐秘又新奇，其间涌动着的，当然还有几分羞涩、几分兴奋。陈国都城的“东门”外，又正是男女青年的聚会之处，那里有“丘”、有“池”、有“枌”（白榆），“陈风”中的爱情之歌《东门之池》、《宛丘》、《月出》、《东门之枌》，大抵都产生于这块爱情圣地。
此时主人公的伫足之处，正有一排挺拔高耸的白杨。诗中描述它们“其叶牂牂”、“其叶肺肺”，可见正当叶儿繁茂、清碧满树的夏令。当黄昏降临、星月在天的夜晚，乌蓝的天空撒下银白的光雾，白杨树下便该映漾出一片怎样摇曳多姿的树影。清风吹过，满树的叶儿便“牂牂”、“肺肺”作响。这情景在等候情人的主人公眼中，起初一定是异常美妙的。故诗之入笔，即从黄昏夏夜中的白杨写起，表现着一种如梦如幻的画境；再加上“牂牂”、“肺肺”的树声，听来简直就是心儿的浅唱低回。
但当主人公久待情人而不见的时候，诗情便出现了巨大的逆转。“昏以为期，明星煌煌”、“昏以为期，明星晢晢”——字面的景象似乎依然很美，那“煌煌”、“晢晢”的启明星，高高升起于青碧如洗的夜空，静谧的世界便全被这灿烂的星辰照耀了。然而，约会的时间明明是在黄昏，此时却已是斗转星移的清寂凌晨，连启明星都已闪耀在东天，情人却不知在哪儿。诗讲究含蓄，故句面上始终未出现不见情人的字眼。但那久待的焦灼，失望的懊恼，分明已充溢于字里行间。于是“煌煌”闪烁的“明星”，似也感受了“昏以为期”的失约，而变得焦灼不安了；就是那曾经唱着歌儿似的白杨树声，也化成了一片嘘唏和叹息。
此诗运用的并非“兴”语，而是情景如画的“赋”法描摹。在终夜难耐的等待之中，借白杨树声和“煌煌”明星之景的点染，来烘托不见伊人的焦灼和惆怅，无一句情语，而懊恼、哀伤之情自现。这正是此诗情感抒写上的妙处。由于开笔一无征兆，直至结句方才暗示期会有失，更使诗中的景物描摹，带有了伴随情感逆转而改观的不同色彩，造成了似乐还哀的氛围递换、变化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