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正文。第二部分是赞语。
正文部分又可分为四小节。第一节自开头至“因以为号焉”,交代“五柳先生”号的由来,开篇点题。“先生不知何许人也”,文章开头第一句,即把这位先生排除在名门望族之外,不仅不知他的出身和籍贯,“亦不详其姓字”,五柳先生是一位隐姓埋名的人。晋代是很讲究门第的,而五柳先生竟与这种风气背道而驰,这就暗示五柳先生是一位隐士。“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就这样随便地取了一个字号。五柳先生不仅隐姓埋名,而且根本就不重视姓字,用庄子的话说,“名者,实之宾也”,本就无关紧要。但他看中五柳树的原因也许五柳先生宅边并无桃李,只有这么几棵柳树,这与后面所写“环堵萧然”是一致的。五柳先生的房屋简陋,生活贫穷,这五柳树带一点清静、淡雅、简朴的色彩。以五柳为号也就显示了五柳先生的性格。
第二节自“闲静少言”至“欣然忘食”,写五柳先生的禀性志趣。接着写五柳先生的生活、性格。“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这是五柳先生最突出的地方。闲静少言是五柳先生的外在表现,不慕荣利,才是五柳先生的真实面貌。因为不追求荣利,五柳先生就无须奔忙,不用烦躁,自然也就闲,也就静,用不着喋喋不休。但这种闲静少言,并不等于五柳先生没有志趣。但这一节主要是写其“好读书”而善读书。但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求甚解就与五柳先生的“不慕荣利”有关。五柳先生读书的目的,是一种求知的满足,精神的享受,所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表明了五柳先生是一位有知识的人,和那个时代的社会对他的限制和迫害。
第三节自“性嗜酒”至“不吝情去留”,写“五柳先生”的饮酒嗜好。作者强调他的嗜酒是出于天性,而非门阀之士的放荡纵酒,自我麻醉。但嗜酒与家贫又是矛盾的,他不慕荣利,不能摆脱贫困,便“不能常得”到酒。这说明他不因嗜酒而失节。至于亲友请他吃酒,他却毫无拘束,一去即饮,一醉方休,又反映了他的坦率与认真,并没有当时所谓名士的虚伪与矫情。饮酒是他在那种时代环境里使自己得到解脱的一种方法。
第四节自“环堵萧然”至“以此自终”,写“五柳先生”的安贫与著文。他虽然居室破漏,衣食不足,但却安然自得。这正是他安贫乐道的表现。而“常著文章自娱”,不入尘网,则是他读书“每有会意”的结果。并且,“忘怀得失”又是他“不慕荣利”的性格使然。这些既与前文相照应,又收束了全篇。
对五柳先生的生活、志趣作了叙述以后,第二部分文章结尾也仿史家笔法,加个赞语。这个赞语的实质就是黔娄之妻的两句话:“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两句话与前面写到的“不慕荣利”相照应,这是五柳先生最大的特点和优点。陶渊明正是通过五柳先生“颇示己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文章最后有两句设问的话:“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既表达了他对上古社会淳朴风尚的向往之情,又说明他是一位有着美好理想的隐士。同时也是对世风日下的黑暗现实的针砭与嘲讽。
这是一首劝勉诗,劝勉崔九既要隐居,就必须坚定不移,不要三心两意,入山复出,不甘久隐。全诗用语浅淡,近乎口语,或暗用典,或明用典,或正劝,或反讽,喻之以理,晓之以情,在看似平淡的外表下蕴涵着浓郁的朋友情谊,含意颇为深远。
“归山深浅去,须尽丘壑美。”这两句是说这次回到山里之后,不论入山深浅,都要饱览山川之秀丽,林木之幽美。这当然是劝勉崔兴宗不要再留恋世俗的生活,把对山水的感情升华到一种与世俗生活相对立的高度,这与他们对现实的厌倦与反感有关。起句点题“送”字。诗人看着崔九向山中走去,于是劝勉他说,山中自有美妙之景,足以自得于心,一丘一壑,皆可怡性养神。次句“丘壑”用典,讽劝友人隐逸山林,莫改初衷,为下文预设伏笔。
后两句紧依次句而写,化用陶渊明《桃花源记》典故,含蕴深刻。既是劝勉友人坚持初衷,尽享山水之乐,同时暗含这一层意思:如果弃隐入仕,以后想再度归隐,怕就难了。这里“暂”字用得极妙,与次句“尽”字相对。次句从正面劝说,结尾二句从反面劝勉。这一正一反,思虑周全,语意婉转,谆谆嘱咐,浓浓友情,溢于字里行间。
结尾两句是劝崔兴宗隐居丘壑,既然在山水间找到了生活的真趣,就不要再从那个境界里返回到现实中来了。这一方面表达了对隐居生活的肯定,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之所以作者要人留恋那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是因为他们在现实中屡屡失败,一方面产生了对现实生活的反感,另一方面也更深刻地认识了现实生活。当时像裴迪、崔兴宗这样的寒士是没有出路的,他们宁愿隐居山林,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因此作者劝他的朋友,既然在山水之间找到了真趣,找到了自己思想感情的寄托,就不要像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武陵人一样,找到了桃花源却轻易地放弃了。作者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因此他说:“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里。”
此诗题为“雨无正”,可是,从全篇诗句中,并无“雨多”之意,也无“政多如雨”之言,因而历朝历代很多人都怀疑诗题与诗意不合。有人疑为“雨无止”;有人疑为“周无正”(正,同“政”);更有人说韩诗有《雨无极》篇,诗文比毛诗篇首多“雨无其极,伤我稼穑”二句。各执一说,莫衷一是。姚际恒《诗经通论》说:“此篇名《雨无正》不可考,或误,不必强论。”
全诗七章。一、二章章十句,三、四章章八句,五、六、七章章六句,共五十四句,能于参差错落中见整饬。
诗的第一章首先以无限感慨、无限忧伤的语气,埋怨天命靡常:“不骏其德”,致使丧乱、饥馑和灾难都一起降在人间。但是,真正有罪的人,依然逍遥自在,而广大无罪的人,却蒙受了无限的苦难。这里,表面是埋怨昊天,实际上是借以讽刺幽王。接着,第二章就直接揭示了残酷的现实问题:“周宗既灭,靡所止戾”。可是在这国家破灭、人民丧亡之际,一些王公大臣、公卿大夫们,逃跑的逃跑,躲避的躲避,不仅不能为扶倾救危效力,反而乘机做出各种恶劣的行径。因而,第三章作者就进一步揭示出了造成这次灾祸的根本原因:国王“辟言不信”,一天天胡作非为,不知要把国家引向何处;而“凡百君子”又“不畏于天”,反而助纣为虐,做出了一系列既不自重、又肆无忌惮的坏事。第四章,作者又以沉痛的语言指出:战祸不息,饥荒不止,国事日非,不仅百官“莫肯用讯”,国王也只能听进顺耳的话而拒绝批评,只有他这位侍御小臣在为危难当头的国事而“憯憯日瘁”了。第五章,作者再次申诉自己处境的艰难。由于国王“听言则答,谮言则退”,致使自己“哀哉不能言”,而那些能说会道之徒则口若悬河。自己“维躬是瘁”,而他们却“俾躬处休”。不是自己拙口笨舌,而是国王是非不分、忠奸不辨的行为使自己无法谏诤了。对比鲜明,感情更加深沉。因此,在第六章里,作者又进一步说明了“于仕”的困难和危殆。仕而直道,将得罪天子;仕而枉道,又见怨于朋友。左右为难,忧心如焚。最后一章,作者指出:要劝那些达官贵人迁向王朝的新都吧,他们又以“未有家室”为借口而加以拒绝,加以嫉恨,致使自己无法说话,而只有“鼠思泣血”。其实,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外地虽然没有家室,也照样纷纷逃离了。
由此可见,这是一首抒情诗。作者面对国破、世危的局面,思前想后,感愤万端。既埋怨天命靡常,又揭露国王信谗拒谏、是非不分。执事大臣或苟且偷安,或花言巧语,致使天灾人祸,一起降临人间。面对昏君乱世,他忧国忧时,苦恼悲哀,虽想要勤于国事,救危扶倾,而又处境孤危,不知所措。因此只有忧伤、悲痛,怨天尤人,无可奈何。真可谓处饥馑、危亡、离乱之世,心有救乱济世之志,而行无救乱济世之力,所以只有揭示现实真象,以发泄他满腔的忧愤罢了,其感情是深沉的、真挚的。这是时代的呐喊和哀怨,因而对读者进一步认识那个时代的历史和那个时代的思想感情,也是有意义的。
作者在抒发他那复杂而深厚的思想感情时,通篇采用了直接叙述的方式来表达,少打比喻,不绕弯子,语言质朴,感情真实,层层揭示,反覆咏叹,时而夹杂一些议论,颇有一种哀而怨、质而雅的艺术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