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山水诗,但不是即地即景之作,而是诗人对往年游历的怀念。宛陵三面为陵阳山环抱,前临句溪、宛溪二水,绿水青山,风景佳丽。南齐诗人谢朓曾任宣城太守,建有高楼一座,世称谢公楼,唐代又名叠嶂楼。盛唐诗人李白也曾客游宣城,屡登谢公楼畅饮赋诗。大概是太白遗风所致,谢公楼遂成酒楼。陆龟蒙所怀念的便是有着这些名胜古迹的江南小城。
这首诗的佳处不止在描摹山水如画,更在于溶化着诗人深沉的感慨。通观全诗,前二句是平叙宛陵旧游的怀念,说自己从前曾到陵阳山的那个好地方游历,那里有谢朓、李白的游踪遗迹。后二句是回忆当年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傍晚,在句溪、宛溪旁缓步独行,夕阳斜照水面,那叠嶂楼的倒影映在水中,它那酒旗仿佛飘落在春天流水中。那情景,最惹人思绪了。惹起的思绪是什么,惹起思绪的原因是什么,诗人没有说,也无须说破。前二句既已点出了诗人仰慕的谢朓、李白,后二句描摹的这帧山水图所蕴含的思绪感慨,不言而喻,是与他们的事迹相联系的。
谢朓出任宣城太守时,很不得意,“江海虽未从,山林于此始”(《始之宣城郡》)。李白客游宣城,也是牢骚满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然而谢朓毕竟还有逸兴,李白更往往是豪游,青青的陵阳山上,那幢谢朓所筑、李白酣饮的高楼,确令人思慕向往。而自己一介布衣,默默无闻,虽然也游过这陵阳佳地,却不能为它再增添一分风韵雅胜。于个人,他愧对前贤;于时世,他深感没落。因此,回想当年旧游,只有那充满迷惘的时逝世衰的情景,给他难忘的深刻印象。这就是西斜的落日,流去的春水,晚风中飘摇的酒旗,流水中破碎的倒影,构成一幅诗意的画境,惹引无限感慨的思绪。由此可见,这首怀念旧游的山水诗,实质上是咏怀古迹、感时伤世之作。
这首诗的艺术特色显然在于炼词铸句,熔情入景,因而风物如画,含蓄不尽。前二句点出时间、地点,显出名胜、古迹,抒发了怀念、思慕之情,语言省净,含意丰满,形象鲜明,已充分显示诗人老到的艺术才能。后二句深入主题,突出印象,描写生动,以实见虚,在形似中传神,堪称“画本”,而重在写意。李商隐《锦瑟》中“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那种无望的迷惘,在陆龟蒙这首诗里得到了十分相似的表露。也许这正是本诗的时代特色。诗歌艺术朝着形象地表现某种印象、情绪的方向发展,在晚唐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趋势,这诗即其一例。
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互相争夺。有的人表面上装得一片赤诚,满面笑容,花言巧语,而在背后却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这首诗对人心险恶进行了揭露,诗人让人们警惕,不要上他们的当。
这首诗可分为两个部分。这两部分的结构非常相似,都是先阐明观点,然后分别用典加以论证。自“天可度”至“使君父子成豺狼”为第一段,写奸人的伪言可离间夫妇、父子的关系。开篇用天地和人心对比,说明人心难测,不可不防。天地本来不能被度量,诗人却言之凿凿地说可以衡量,原来是因为人心的关系。由此可见,揣摩人心的难度高于度量天地。当然这里的“人心”不是指所有的人,而是指小序里的“诈人”,也就是那些阴险狡诈之辈。“但见丹诚赤如血”二句言人世间的某些人,表面看起来热血喷涌,丹心赤诚,实际上他们善于伪装,巧言惑众。这里用“但见”与“谁知”搭配,十分巧妙,加上用比,深刻揭露了这类人两面派阴险丑恶的嘴脸。紧跟“劝君掩鼻君莫掩”四句,连用“掩鼻”“掇蜂”两个典故,揭露了楚怀王夫人郑袖和尹吉甫后妻内心阴暗,巧施奸计,最终达到了她们“割美人鼻”和“放伯奇于野”的目的。诗人巧用比喻,用参商二星比喻夫妇离散,用豺狼野兽比喻父子成仇。这两个典故说明,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会因为“诈人”的挑拨而反目。
自“海底鱼兮天上鸟”至“不测人间笑是瞋”为第二段,深入一层,将笔触及官僚阶层中的阴险奸诈之辈,揭露他们人性的极端卑劣丑恶。“海底鱼兮天上鸟”以下四句以高鸟可射、深鱼可钓来衬托人心不可预料。“君不见李义府之辈笑欣欣”二句用李义府笑里藏刀、暗中杀人的历史典故,说明专制政体下政治运作的黑暗和人性的险恶。这说明不管在官场还是生活中,阴险狡诈、笑里藏刀的人是很难提防的。末二句则自然得出变化神奇的阴阳皆可以测定,而人间的“笑是瞋”不能测定的结论。这样,就使人们认识到阴险奸诈之辈的可畏、可恨,对此类人必须高度警惕。
这首诗巧用典故,写出了诗人在生活、官场中的重要感受,批评了言行不一的狡诈小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这是诗人对世态人情细微观察的结果,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从中可以看出诗人蕴蓄着一股难以遏止的愤世之情。通篇全用议论,语言短促有力,明白如话,对世态人情的描摹刻画入木三分,设喻生动贴切,增强了全诗的形象性,使这首说理性很强的诗变得生动活泼,而道理又说得明白透彻。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这是一首记述前朝之后来大周王室助祭之行的乐诗。全诗共八句,不分章,按诗意来分有四个层次。首二句“振鹭于飞,于彼西雍。”是以飞翔在天空的白鹭起兴,引出下文“亦有斯容”的描写。商人尚白,且是鸟图腾民族,通体羽色纯白的鹭鸟当被商人视为高洁神圣之物,它飞翔时优美的动势,栖止时从容的神态,今人且不免赞赏备至,何况是刚从原始自然神崇拜时代发展过来不久的商周人,它正是外在的美好仪表与内在的高尚精神完美统一的象征。
于是,三、四两句“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周人将朝周助祭的微子与被商人珍视的白鹭相比,对他大加赞美。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昕,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因此孔子称赞他是殷“三仁”之一。在他被周王朝封到宋国后,对外尊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对内广施仁德,得到殷商遗民的拥戴,他的德行堪受称扬,自属当然。至于微子的风度仪容,虽说史无明文说他怎样潇洒俊美,但肯定是十分出色的,否则“亦有斯容”之句便有落空之嫌。
下面五、六两句“在彼无恶,在此无斁”,是夸誉微子在宋国内外都有较融洽的人际关系。“在彼无恶”,是指微子在宋国之内受到殷民的拥护:“在此无斁”,是指微子朝周时受到热烈欢迎。这两句实际说明两个问题:微子作为被周所灭的殷商之后,在胜利者周天子面前,能够表现出不卑不馁的气度确实难能可贵;而作为胜利者的周王朝君臣,在微子面前,能够表现出不亢不骄的气度,对昔日的敌国之后以礼相待,善加照顾,也体现出一种恢宏博大的泱泱大国之风。
七、八两句“庶几夙夜,以永终誉”,许多解家都理解为对微子一人而言。就文本的深层语义来说,这两句应是对双方而言的。即作为失败者的后裔要坚持这种不卑不馁的精神,使亡国之族得到新生;而作为胜利者的周室君臣,也要永远保持这种不亢不骄的气度,团结各邦各族,消释历史积怨,彼此和睦相处,共同发展,才能“以永终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