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可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至“意望已过矣”,作者主要叙述了自己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功绩。首先他叙述了自己早年的志向,他当时虽少年得志,但非知名之士,只想做一个郡守,先在政治教化中树立声誉:因此他在任济南相时,严惩那些贪官污吏,但触犯宦官利益,遭到豪强的反对。
其次,写隐居家乡的生活,政治上初试锋芒却受挫后,曹操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表面上隐居在乡渎书射猎,实际上却是养精蓄锐,等待机会东山再起。同时,表明自己只是希望在讨贼立功中封侯,并未有什么大志或野心,本志有限。再次,叙述自己先后消灭军阀袁术、袁绍、刘表的历史功绩,同时说明自己目前虽身为丞相,但实质远远超越了最初的志向,因此也不会再有更大的野心。
第二部分从“今孤言此”到最后,这部分作者用贤人志十的典故,说明自己既无野心又不让权的苦心,即明本志。“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一句满怀自尊、自负之意,也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二如果没有曹操的拥戴,汉家王朝恐怕早已四分五裂了,曹操在维持汉末圈家局部统一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鲁迅先生就很欣赏曹操的坦率:“曹操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没有说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曹操首先借齐桓公、晋文公“以其兵势广、大,犹能事奉周摩”。说明他自己定会效法前人忠心侍奉汉室政权, “以大事小”。接着又举乐毅和蒙恬两个历史人物来与自己想比,用意同前。曹操借蒙恬“积信于秦三世”,来表明自己一家也会和蒙恬一样知恩图报,绝不会心存二志。更何况鉴于圣明如周公者.尚留有金滕之书以自明,作者借此再次表明心迹。
然后作者阐明了自己拒绝让出兵权的原因,即出于自身和子孙以及冈家安全的考虑,不愿“慕虚名而处实祸”。明确坚定的语气,显示出作者在关系个人命运和围家安危的原则问题上,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含糊。
最后,曹操又以“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的事迹来自省,表示要学习前贤的高风亮节,居功不傲,虽然自己有“荡平天下”的重要功绩.但封兼四县的邑土却受之有愧。因而他准备要让出三县的封地,以表明意向,消除众舆论的攻击之势,显示曹操成熟灵活的政治手腕,给人以谦恭礼让的印象,让县这一举动在政治上可以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这篇文章写得直率洒脱、大义凛然。全文结构安排井然有序,前半部分侧重叙事,后半部侧重“明志” 作者善用典故,用齐桓、晋文说明自己会“尊王攘夷”;乐毅、蒙恬表明自己的忠心耿耿;用介推、申胥说明自己的高风亮节;用周公的《金滕》之书阐明自己的良苦用心,这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让文章内容充盈。在语言方面,全文直白自然,毫无雕饰之迹,表现了曹操利落而坚定的性格以及处世原则。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而枝节问题上则可以做出让步,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豪气和见识。
这首诗由夜游、昼游及感受三部分组成,每部分各占六句。按游览的时间顺序说,是昼游在先,夜游在后,而诗中却将夜游部分置于昼游之前。诗的首二句即从日暮写起,言暮时继续行游,至月夜而泛舟江上。次二句写水面如镜,风波不起。上有月光清朗,下有微波荡漾,水天一色,交相辉映,浸淫在一派闲静轻柔的氛围之中。而“沫”、“涉”二字又透出游者的情态,二字以工整的对仗,表现了主人公在江上纵情嬉戏的欢快情趣。五、六两句写夜行所见的奇异景色以应题。这两句以“竦”字描摹巨石的突起耸立之状,以“倒”字形容飞瀑的倾泻直下之势,仿佛石破天惊,蔚成壮观。以上六句,写出了夜游由陆路到水行,最后抵达目的地的全过程,而所见江水的平静和三山两溪的奇崛又情味迥异,生动地再现了景观的不同风神,可谓摇曳生姿。
“亦既穷登陟”以下六句,以倒叙笔法追忆昼游的所见之景。登山眺览,惟见一片莽莽苍苍的景象。“荒蔼”句为总写,概括了幽僻深杳的总体印象;“窥岩”和“披林”两句则分写山高、林密。重岩叠嶂、树林茂密,以至连天日都仿佛被遮蔽不见了。这里是用夸饰的手法极写环境之艰险,以为下文的张本。接下来“阳乌”两句,为记忆中的白昼游程摄下最后一个镜头:行者披着夕阳的余晖,正在幽深的竹林之中穿越而行。这两句中的“尚倾翰”、“未为邅”,与上两句的“不睹景”、“岂见天”似相牴牾,其实一为记实,一为描写,盖因用笔虚实之不同也。这六句从登山写到返程,最后以“阳乌倾翰”回顾照应到诗的首句,遂以“日垂”为契机,把昼游和夜游、山行和水行连成一气。全诗的写景纪游部分以后一段行程的起点发端,以前一段行程的终点收煞,拦腰说起,首尾承接,不仅使整个纪游部分显得神固气完,而且也使诗的章法布置别开生面,颇有奇观意外之妙。
诗的最后六句抒写感受。诗人由此番登陟的亲身经历,联想到巢居穴处的岩栖之难。巢穴的不蔽风雨固然可忧,然而更可忧的,是没有可以一吐衷肠的知己。这里或指诗人的“方外交”昙隆和法流二法师,这两位友人都是“辞恩爱,弃妻子,轻举入山”而作“高栖之游”的。诗人在《山居赋》中曾说:“苦节之僧,明发怀抱。……虽一日以千载,犹恨相遇之不早。”意谓:朋友相得之欢,一日胜似一千年。志同道合的朋友总是相见恨晚,此日如能同游,应该是十分欢欣雀跃。谢灵运在其吟咏石门的篇什中,每多抒写寂寞之感,如“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等。此诗亦然。诗中的感受既是在登山过程中直接触发的,因而诗人将昼游部分移后,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只有如此才便于使情景相关处连成一体,而避免了将情与景截分两橛的弊病。这种在章法布局上的缜密用意,正是大谢诗惨淡经营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首词词人移花接木,诗人谙熟前人的诗句风韵,考虑到句式长短、对偶声韵,使这首词词情达意、情思连续,使之如出己口,置身于宽阔寂寥的环境,突出隐逸的主题,同时表达了词人对于荣利的摒弃以及对先哲的崇敬之情。
上片描绘了一幅闲适悠雅的溪桥野渔图。在一片氤氲迷蒙的山岚水雾中,是烟是雨,叫人难以分辨,真是空翠湿人衣。在溪边桥畔,有渔翁正在醉酒酣睡,四周阒无声息,没有人来惊破他的好梦。“疏懒意何长,春风花草香”,这就是杜甫的两句诗“无人觉来往,疏懒意何长”(《西郊》)、“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绝句二首》)的十分熨帖的表现,而且从原作的意境看,也与上片情相合,更重要的是通过这诗句的媒介,使读者感受到杜甫的诗境,这些诗境又反过来丰富了这首词本身的意蕴。从“春风花草香”会使人联想到“迟日江山丽”以至整首杜甫绝句。由联想再回到词意,在“春风花草香”后面,不单是春风花草的幽香,而且是“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美丽的景致让词人沉浸其中,如痴如醉,一幅风光明媚生机勃勃的春天画面。
下片写江山形胜,四时的美景吸引自古至今着无数的隐人逸士。“江山如有待”是杜甫《后游》中的诗句,作者向往大自然的美好,却推开自己不说,而从对面着笔,将自己热烈的感情移植到无生命的江山自然上,通过拟人化的描写,表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那种人与自然交流相亲、物我不分的情感意绪,黄庭坚巧妙地移植了这一诗意,将前面“疏懒意何长,春风花草香”词意发展为对自然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时候,作者自然地想到了开隐逸风气的陶靖节先生,又随手拈来了杜甫的另一句诗“此意陶潜解”(《可惜》),使读者想到陶潜返朴归真退居田园的隐逸事迹,将自己对山川自然的企慕之意,又落实到对这位抛弃荣利的田园先哲的景仰上,从而挑出了全词隐逸的主题。“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杜甫《可惜》),杜甫感叹生不逢时,恨不能与陶渊明同归田园。这首词的最后二句“问我去何之,君行到自知”,是接住杜甫诗意,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不学杜甫的感慨而是步先哲的后尘。词人决心归隐,但到底去何方,是山野,是林莽,是田园,却无可奉告,不过如随之而去,一定会明白他的踪迹。这二句诗句在这首词里,贯串下面的情志意趣,结束得非常工稳,飘逸而含蓄。
整首词虽连缀前人诗句而成,但是主题集中,联系紧密。上下相承有序、言近而旨远,凭着自己的诗才学力,通过精心的构思安排,却创造出比原句更高的美学价值。这篇词是集句词的代表词作。
这首诗将行役之人的羁愁客思,种种难以描摹的心境,写得如感如见,显露行人对行役的厌倦,其中暗含仕途不甚得意的愁怨之情。
所以此诗开头一句采用了迂回的构思,从行旅中随手拈来两个比譬。秋天的池水是清冷的,而行人的神情比这池水更清冷。秋天的景色是凄凉淡漠的,而行人的神情比秋景更加凄凉淡漠。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比喻,而是进一步把两类毫不相干的事物作比较,行人的神情可以和秋景较短量长,只因为它们在凄凉冷漠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这一比较,不仅渲染了“行色”的特征,而且让隐隐的写出了这“行色”体会到了行人的内心。
接下去“远陌”一句补充点出了行旅的具体环境。长长的小路,刚走到尽头,却发现到了河边渡口。这具体鲜明的情景,是诗人旅途奔波的概括,它暗示了行人的孤独寂寞,暗示了旅途奔波的辛苦和不知归宿何处的茫然。这是对上一句的补充,更是对“行色”的加重渲染。就全诗的构思而言,这一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点明了诗中所写,乃是羁旅行愁,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内容。有了这一句,上一句才有着落,而后面两句也才有了生发的基础。
诗的后二句,还是从侧面烘托。意思是说,幸好这行色画不出来,若能画出,一定会使人一生发愁。本来,绘画可以画出人的表情,但是在诗人看来,“行色”所反映的内心的凄苦黯淡,无法通过绘画来表现。要注意的是,这里并不是对绘画的功能作判断。
从一方面看,作者认为绘画不能表现这种“行色”,似乎是说绘画之所短;而从另一方面看,诗人的意图却是借绘画之所长来渲染行愁之重。绘画形象具体直观,假如把这行愁再现出来,将使人不胜其愁。这是以形式上的否定,来肯定行愁之重。简单两句中包含了形式与内涵,否定与肯定相反相成的妙趣,留下驰骋想象的空间,避免了正面用笔的重拙滞涩,足见构思之巧妙。
这首诗全从侧面用笔,实处让人体会到行人心情的凄凉冷漠,感受到行愁之沉重,虚处则含蓄不尽,余意悠长。空灵而不空虚,正是其艺术魅力之所在。此诗在宋代享有很高声誉,先是被司马光载入《温公续诗话》,诗人张耒认为此诗“甚工”,以致司马光“不敢以父子之嫌废也”。后来司马池之孙司马宏又把此诗刻于石上,张耒为作记,又借梅尧臣论诗句名评云:“诗之工者,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诗有焉。”(《张右史文集》卷四十八《记行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