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一生并没有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他在求之遇挫之时、求之未得之后,往往流连于舞榭歌台、酒楼妓馆,以感官上的享受,暂时平复内心的失落与不平。《如鱼水》就是一首反映柳永这种人生态度与心理历程的词。
词的上片写柳永在汴京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按照词意,大致可分为三层。“帝里疏散”三句为第一层,概写在帝都的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柳永时年九岁,自故里崇安来到汴京,一直到中进士之前,除了于宋真宗景德年间出游三年外,一直住在汴京。期间除士子学业外,常常往来于歌妓酒馆,大多数时候是以在妓女中填词讨润笔为目的的,但也不排除其浪荡的一面。故柳永说自己“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是实写,非泛泛之言。接下来,“良景对珍筵恼”四句为第二层,具体描写在帝都的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有“良景”,有“珍筵”,这些就是前面说的“酒萦”了,光有“酒萦”还不够,还要有“花系”,于是“佳人”出来“劝琼瓯”了,并且为了给饮酒助兴,又“绛唇启”,唱起歌来,歌声是清亮幽雅的。接下来,“被举措”二句为第三层,写此中的自己“艺足才高”,博得“艳姬”分外的青睐。
过片换头,词人虽直言“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要撒手名利,忘却是非,但他毕竟未能完全忘情于世事, 也决不肯轻掷自己的天赋才华,所以他在这里加了一个“拟”字。接下来他又高唱“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大似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气概。但柳永毕竟没有李白的狂放,他唱起这些高调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于是最后还是走向“绿蚁”、“红粉”的温柔乡中,进入“除此外”更“何求”的无奈境地。在这里不要忽略了“除此外何求”前的那一个“算"字。透过这个“算"字,我们知道,柳永曾反复地掂量、算计过“此外”的种种活法,不言而喻,“算”的结果是路路难通,于是才不得不落到“此”中来。这实在是柳永无奈的选择。
全词并没有更深的思想内涵,构思、布局,也无甚可观。在语言上,“良辰对珍宴恼"与“时会高志须酬"二句分别用句中对,反而有失流畅之美,又与词中“举措”、“在处”,“拚休”等口语显得有些不谐和;而“向绣幄,醉倚芳姿睡”一语,又未免低俗。
词的价值在于,柳永坦诚直率地把一个真实的自我剖析给世人,毫不掩饰、造作、矫情,这是柳水的难得之处,也是他的可贵之处这首词使我们真切地了解到柳永其人性格、生活、思想的一些重要侧面。
该词是词人写自己正在病中,恰逢是年七月初七,当夜心潮起伏,久不成寐;然后,忽于梦中到了水西亭旧地,恍如又与友人聚首,欢度七夕。
上片首句“半夜灯残鼠上檠”,表明词人尚展转未眠,不仅眼见灯光因油枯而渐渐微弱,还看到一只老鼠悄悄地爬上灯架舔吸盏中余剩的青油。该句用以动显静之笔,既烘托出了夏夜之静谧,更透露了不眠人内心的无聊。他复将双目转向床前窗棂一瞥,只见“上窗风动竹,月微明”。意即七月的上弦月,光辉熹微,将院坝风吹竹动的剪影,恰巧映照到窗纸之上,摇摇晃晃,模模糊糊,景色十分别致。从中又暗示出词人心绪亦由浮躁不安而开始转为平和宁静。于是,他很快地不知不觉入梦了,以下便全写梦境,他入梦之前所遇到的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七夕之夜,入梦之后却换成了一番欢乐景象。“梦魂偏到水西亭”,“水西亭”是何处所,大概是词人某年七夕与其友人欢聚之地;“梦魂偏到”那里,不过是由于梦前思念其事所致。词人的梦魂来到“水西亭”,时值傍晚,夕阳返照,“琅玕碧,花影弄蜻蜓”。这实际上是他记忆中的亭边景色。“琅玕”,竹子,杜甫《郑驸马宅宴洞中》有句曰:“主家阴洞细烟雾,留客夏簟青琅玕”。两句的意思是:亭边翠竹森森,几只蜻蜓在花影中嬉戏翻飞。梦中出现如此优美景色,无疑是由于“上窗风动竹”实景所诱出的,一实一虚,相互辉映,境界格外幽静清爽。
下片继续梦中幻觉。“千里暮云平”,这句紧接上面的近景描写,一下推了开去,闪出了当日即将入夜时目所能及的远方景象。在迷茫的夜色中,一望千里,无比开阔,那一缕缕暗灰色的薄云正在天地相接处延伸、涂抹。“南楼催上烛,晚来晴”,“南楼”,指水西亭的南楼;“催上烛”,因为天色已经暗淡下来,主人立即催促僮仆迅速点上灯烛,以迎候嘉宾光临;“晚来晴”,表明宾主相见时都称许今夜天公作美,便于仰观牛女“银河迢迢暗度”的情景。“酒阑人散斗西倾”,这一句正面写当年七夕,词人和他的酒侣诗朋,在南楼酣饮,一直到了斗星倾斜的深夜,然后才陆续告辞而去。这一七字句,言约而意丰,叙写集中而形象。当酒侣诗朋走完之后,他仰望天空,“天如水”,即澄碧的天空犹如一池清水。他雅兴未已,走出亭外,观看那些等着向织女星乞巧的小姑娘正挥舞“团扇扑流萤”,歇拍两句为杜牧“天阶夜色凉如水”、“轻罗小扇扑流萤”(《七夕》和王建“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调笑》)等句的融会化用,且妙合无痕。也才将七夕女子乞巧的传统风习从侧面作了点染。
该词抒写的是情绪的小波动及生活小事,然而却写得音调铿锵,婉约深幽,意味隽永;特别又是借梦幻以表现对往事的回忆,格外显得朦胧缥缈,确有诱人的艺术魅力。
这封信的开头叙述了作者从同僚张评事处看到柳仲郢的手礼。接下来,作者用充满感伤气息的笔调叙写自己丧妻以来的处境与心情。然后作者用“所赖”二字一转,折入对府主知遇之恩的感激。最后,才揭出辞赠止意。这封信连用典故,均极雅切,流丽圆转。
信的开头叙述了作者从同僚张评事处看到柳仲郢的手礼。并听到张评事传达柳的旨意,要给自己一位官妓作侍妾。这几句以散句起,口气在亲切中显出恭敬。这是写信的缘由,全文即围绕此事展开。
接下来,作者用充满感伤气息的笔调叙写自己丧妻以来的处境与心情。王氏于是年春夏问亡故,距写信时不过半年左右。故说“悼伤已来,光阴未几”。“梧桐半死”这里比喻丧偶,而自己遭此变故后形毁骨立的情状如见。“灵光独存”比喻亲故零落,仅余已身,而孑然孤立、形影相吊之处境可想,用典精切而富形象感。然后,又进一步说到,自己所眷恋的儿女,年纪尚幼,无暇提携照顾。每当咏读前贤关爱儿女的诗文,不免勾起自己的辛酸。陶、庾诗文巾所言子息,皆属幼龄,用以映衬己方,正是恰到好处。作者对幼儿弱女充满爱怜,王氏死后,他有诗说:“嵇氏幼男犹可悯,左家娇女岂能忘?”在梓州关于“小男阿衮”亦有诗云:“渐大啼应数,长贫学恐迟。寄人龙种瘦,失母风雏痴。”此次只身远赴东川,撇下儿女,自不免更添天涯漂泊之悲。以上一路写来,仿佛只是在诉说丧妻后的孤孑凄伤,但读者从这充满哀感的叙说和对亡妻弱息的深情中,已不难想见作者对赠妓一事是何反应。
接着,作者用“所赖”二字一转,折入对府主知遇之恩的感激。“锦芮象榻,石馆金台”,正渲染出礼遇的隆重,而“入则陪奉光尘,出则揣摩铅钝”,则正是自己“效命旌旄”的行动。从“方思效命旌旄,不敢载怀乡土”的话语看,柳之赠妓自含慰其异乡孤独之意,故有此半是感激、半是表白的说法,其中隐隐透出作客依人的辛酸。然后,又以“兼之”领起,转进一层,说自己早岁有志学道,到东川后,更加深了平生之所好,历尽坎坷之后,早已自安于禄命衰薄之境,而对玄门的精义稍微懂得了一点头绪。这是用自己对宗教的信仰含蓄地表叫,对于男女情爱一类事,已经再也无所追求了。作者早年曾一度在玉阳山、王屋山隐居学道,所谓“忆昔谢四骑,学仙玉阳东”就是。中年入仕以后.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无辜蒙受打击,只得栖身幕府,漂泊天涯;义遭妻子王氏之丧,转而虔诚事佛,欲从中寻求解脱烦恼之方,这里以“兼之”“及”“更”,蝉联而下,婉转表达自己绝意情爱的意思。接下来,又用“至于”二字提起,正面表白自己在一些篇什中虽曾描写过“南国妖姬”“丛台妙妓”。却“实不接于风流”。无论是“借美人以喻君子”,别有寓托,还足抒写感受体验,非即纪实,都说明自己并不是热中艳情的人。以“虽有”先让一步,用“实不”随即翻转加以否定,一纵一收,将自己生性并非重色这一点有力地强凋出来了。
自己方面的原因,从悼亡之悲、子女之念、报效恩知、志在玄门一直写到性“不接风流”,已经将尢意于纳妾之意表达得非常充分了,下面便换另一角度,从张懿仙的经历、身份方面说。从下一段文字看,张懿仙大约原曾得柳仲郢的宠爱,后来又曾托身柳的某一僚属。当时乐籍歌妓俯仰随人虽属常事,但在对男女情爱持较为严肃态度的作者看来,卸感到不合适。因此他用略带调侃的语气说:“宁复河里飞星,云间坠月,窥西家之宋玉,恨东舍之王昌?”难道还要让她再渡鹊桥,投入别人的怀抱,成为窥墙密约的女子吗?这里,实际上蕴含着对张懿仙这类女子命运的同情,但以“雅谑”的形式出之,便不至冒犯府主的尊严,更不会拂逆他的“好意”,措辞委婉得体。四句连用四典,均极雅切,且流丽圆转,一气贯注,读来有声情摇曳之致。
最后,方揭出辞赠止意。作者一方面感激府主的“恩私”,同时又委婉表明“非所宜称”,希望对方顺应自己的愿望,收回赐妓的成命,使人们不致对自己的品德产生错觉。作者把“赐寝前言”看作府主对自己的爱护,这是特别动听的。
一位幕府主人,出于对幕僚处境的同情,而有赠妓之举。辞谢这种“恩遇”,是很难措辞的。作者却能诉之以情,明之以理,既不拂逆对方的好意,又使对方充分了解自己的情性,从而“赐寝前言”。从这里不但可以看出作者恳挚的情感性格,还可以看出他善于辞令和驾驭骈文形式的圆熟技巧。隶事用典和骈偶对仗不但没有成为表达感情的障碍,而且成了更有效地表达感情的一种凭借。华不伤真,本篇是典型的一例。
题曰“漫兴”,是罢官归田园居后的自我解嘲之作,看似漫不经心,信手拈来,实则胸中有郁积,腹中有学养,一触即发,一发便妙,不可以寻常率笔目之。
词的上片通过汉代李广李蔡才干高下有别然而遭遇却恰恰相反的强烈对比,借以痛斥南宋当局在人才使用上执行的佞谀升迁、真虎不用的原则。下片借除草、灌溉方面的道理隐喻必须除旧布新,解决积重难返的问题。词中不论是用典还是设譬,极为简洁而洗练,准确而生动,表现了作者语言艺术的功力。
上阕用典,全从《史记·李将军列传》化出,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西汉名将李广四十余年中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英名远播,被匈奴人称为“飞将军”。小令篇制有限,不可能悉数罗列这位英雄的传奇故事,因此词人只剪取了史传中最精彩的一个片断: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元光六年),李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广军败被擒。匈奴人见广伤病,遂于两马间设绳网,使广卧网中。行十余里,广佯死,窥见其傍有一胡儿(匈奴少年)骑的是快马,乃腾跃而上,推堕胡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归汉。匈奴数百骑追之,广引弓射杀追骑若干,终于脱险。斯人于败军之际尚且神勇如此,当其大捷之时,英武犹胜。司马迁将此事写入史传,可谓善传英雄之神。作者从史料中选取这一片断,是见其匠心独运。
“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史记》叙李广事,曾以其堂弟李蔡作为反衬。词人即不假外求,一并拈来。蔡起初与广俱事汉文帝。景帝时,蔡积功劳官至二千石(郡守)。武帝时,官至代国相。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右贤王,有功封乐安侯。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为丞相。他人材平庸,属于下等里的中等,名声远在李广之下,但却封列侯,位至三公。词人这里特别强调李蔡的“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一“却”字尤值得品味,上文略去了的重要内容——李广为人在上上,却终生不得封侯,全由此反跌出来,笔墨十分节省。
四句只推出李广、李蔡两个人物形象,无须辞费,“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楚辞·卜居》)的慨叹已然溢出言表了。按词人年轻时投身于耿京所领导的北方抗金义军,在耿京遇害、义军瓦解的危难之际,他亲率数十骑突入驻扎着五万金兵的大营,生擒叛徒张安国,渡淮南归,献俘行在,其勇武本不在李广之下;南归后又献《十论》、《九议》,屡陈北伐中原的方针大计,表现出管仲、乐毅、诸葛武侯之才,其韬略又非李广元所能及。然而,“古来材大难为用”(杜甫《古柏行》),如此文武双全的将相之具,竟备受猜忌,屡遭贬谪,时被投闲置散。这怎不令人伤心落泪!因此,词中的李广,实际上是词人的自我写照;为李广鸣不平只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矛头是冲着那人妖不分的南宋统治集团来的。
下阕写实,就当时的田园生活抒发感慨,满肚子苦水都托之于诙谐,寓庄于谐。
“蔡草去陈根,笕竹添新瓦。”二句对仗,工整清新。上下文皆散句,于此安排一双俪句,其精彩如宝带在腰。“蔡”,通“耘”。“笕”,本为屋檐上承接雨水的竹管,此处用作动词,谓截断竹管,剖作屋瓦。既根除园中杂草,又修葺乡间住宅,词人似乎准备长期在此经营农庄,做“粮食生产专业户”了。于是乃逗出结尾二句:“万一朝家举力田,舍我其谁也?话说得极风趣,然而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含着泪的微笑,其骨子里正不知有多少辛酸苦辣。“舍我”句本出《孟子·公孙丑下》,到得词人手中,一经抽换前提,自负也就变成了自嘲。尽管词人曾说过“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见《宋史·辛弃疾传》)的话,并不以稼穑为耻,但他平生之志,毕竟还在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旌旗万夫,挥师北伐,平定中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辛弃疾岂满足于做一“农业劳动模范”。读到这最后两句,读者真不禁要替词人发出“骥垂两耳兮服盐车”(汉贾谊《吊屈原赋》)的叹息了。南宋腐朽不堪,萎靡不振,始困于金,终亡于元,非时无英雄能挽狂澜于既倒,实皆埋没蒿莱之中,不能尽骋其长才。千载下每思及此,辄令人扼腕。惟一切封建王朝,概莫能外,盛衰异时,程度不同而已。观辛弃疾此词,其认识价值就在这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