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凭高阁乾坤迮，病入中年日月遒。”凭栏高阁之上，作者空怀满腔愤懑，只得借酒浇愁。“乾坤迮”迮是狭窄，为什么作者觉得天地狭窄呢？结合南宋朝廷偏安于一隅的事实，“乾坤迮”一词，用其字面意思，指国土沦丧、山河破碎、金瓯残缺。从深层次讲，这里的“迮”，不仅指有形的国土残破，更有深层含义。此前，陆游多次被贬，反映了仕途蹭蹬，官场险恶。正因赵汝愚等人的弹劾陷害，陆游在官场上屡遭排挤与打击。此后陆游经过几度启用和罢免，陆游便开始了基本上闲居的在野生活。所以，这时的陆游不免感叹，天地之大，竟不容他施展才华。“迮”难道是写天地的狭窄么？不是，陆游曾在二十年中遭到多次贬谪，“乾坤”这里也象征着朝廷或者官场。一个“迮”字透入出了仕途的险恶，以及朝廷的腐败，引起了作者的无奈与感伤。
“病入中年日月遒”写《秋兴》这首诗时的陆游已经59岁，由于作者年老多病，接近晚年，在诗歌中也流露出人生易老，岁月将尽的无限伤心。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遒”作“迫近，尽”、“完了”讲较妥。比如，潘岳《秋兴赋》“悟时岁之遒尽兮，慨俯首而自省.”（见《昭明文选》卷十三）中“遒尽”也是接近终了的意思。
“百战铁衣空许国，五更画角只生愁。”陆游曾有诗言：“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他渴望通过参军，身经百战，建立显赫功勋，或是在军营草拟军事文件，从而实现施展生平抱负，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可是，据《陆游年谱》记载，乾道六年（1170年），46岁的陆游曾写诗给梁克家，志在从军，希望一雪国耻，结果未成。乾道八年（1172年）三月，陆游在四川宣抚使王炎帐下做过幕僚，十月，王炎召还，幕僚遣散。所以陆游一生都没有带兵打仗的机会。而且，需要说明的是，陆游祖父陆佃，父亲陆宰均非武将出身。所以，“百战铁衣”不可能指陆游，而另有所指。其实，这一句中的“百战铁衣”用唐代李白《从军行》中“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的典故，这里代指身经百战的将士，“五更画角”用杜甫《阁夜》“五更鼓角声悲壮”的典故，陆游诗中的“五更画角”指军营报晓声，这里代指军营或者战争。窃以为，作者当时退居山阴，身经百战的将士，以及五更时分，军中吹奏的画角，这些或许是作者梦中或是想象的情景，这里既点明了山河破碎，
战争不息的现状，也是作者在诗中表达出朝廷听信奸佞，不能广开言路而导致仕途蹭蹬的事实。需要说明的是，诗中的“桐江”表面意思是说浙江的桐庐江，实际上另有一番深层含义。据范晔《后汉书》记载，东汉的严光，字子陵，是光武帝刘秀的好友，他不肯入仕，（笔者按：入仕是步入仕途，就是做官。而部分参考答案中给的是严光“不肯致仕”，实际上是有瑕疵的，“致仕”也称“休致”，是官员辞职归家，也就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退休。古代七十致仕，“不肯致仕”难道是不肯退休？显然欠妥。）而垂钓于桐庐江畔，过起了隐居山林的生活。所以,“桐江”或者“桐江钓叟”就成了古代诗文中表达淡泊名利、辞官归隐意思的典故，如唐代汪遵有七言绝句《桐江》，其中有一句“严陵何事轻轩冕，独向桐江钓月明。”（见于《全唐诗》卷602）。元代景启元双调《殿前欢》中也有名句“好觑桐江钓叟，万古名传。”或许，辞官归隐是古代仕途坎坷的知识分子们最好的选择。“且占丹枫”是姑且占据着满眼霜枫，多少透露出退居山阴的无奈。陆游一生屡遭贬谪，无奈之下，做一个像严子陵、陶渊明一样的隐士，寻求超脱尘世的物外之趣。
总而言之，陆游《秋兴》这首诗，风格沉郁顿挫，近于杜诗，此外，作者爱国热忱于此可窥一斑。所以，陆游的好友刘应时曾说“放翁前身少陵老”，“平生一饭不忘君”（《读陆放翁剑南集》）。陆游的爱国忧民的情怀与老杜相近。诗中情景虚实相生，结构对仗工整，可以说，这是陆游七律诗中的翘楚。
诗人王维在亭子里等待、迎接贵宾，轻舸在湖上悠然驶来。宾主围坐临湖亭开怀畅饮，窗外就是一片盛开的莲花。诗歌将美景、鲜花、醇酒和闲情巧妙地融于一体，在自然中寄深意，与质朴中见情趣，娟秀飘逸的意境，令人陶醉。
此诗颇同《山居秋瞑》“竹喧”“莲动”之意。然“竹喧”“莲动”是从他人着笔，而此诗则是自我抒怀。与“上客”挚友相约湖上一游，良辰、美景、高朋，人生之快哉莫过如此。诗中最为精彩处乃最后一句，此本为唐诗小绝句之惯例，喜以收束处点缀二三意象，以达言尽无穷之效。技法众人皆，唯如何遣词造句则有凡圣之异。“四面”显景色之开阔以见心境之敞亮。芙蓉之嫣然，映衬游客之欢颜。诗人轻松欢快之情韵传播于辞章，使小诗亦随之简明单纯，无甚深意揣摩，只以清新自然得一时之欢然欣悦。
此类风调甚似孟襄阳之作，世以“王孟”并称，即多着意于此。襄阳思虑单纯，酣然以乐，无幽思而多甜美。心田得此滋润，无须深意仍能回味萦怀。稍有不同处，襄阳乐之欢畅，故而兴高而采烈。摩诘思虑深沉，难得有此闲淡。因此心性，而淡然以欢并无神采飞扬之色。襄阳亦是“开轩面场圃”，但末尾仍不忘叮咛“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可见其兴致之高昂。而摩诘只一“四面芙蓉开”，点到为止，幽喜意俱在无言之中。
这篇政论文，首先提出国家管理中不能“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思想；接着叙述先王知军备的重要与好处，但是后来的帝王听从迂腐儒生的建议，废除军备，出现了潜在的危险，曾导致唐朝的安史之乱；然后以百姓和王公贵人为例，对比论述应当居安思危，要教民习武，有备无患，批驳了反对军备的谬论；最后指出国家要崇尚武勇，讲习兵法，操练武艺，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同时要打击骄兵悍将，使社会得到安定。文章主要论述了国家不能苟安不知危，而应教民习武，以备战、防敌人入侵的思想，文笔自然流畅，于平常起波澜，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论文先以设问句“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引出中心论点：“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然后紧紧围绕中心论点，分五层意思，逐层展开论证。
一层先展开古今对比。
古代先王重视军备，利用农闲季节训练人民，提高了人民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可是北宋朝廷，用迂儒之议，不搞军备，终于造成严重后果：“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接着，又举唐代安史叛乱的例子，说明小小一个安禄山之所以搞得天下大乱，唐室衰微，就是由于人民安于太平之乐而不修武备的结果。这是借唐讽宋，用意十分明显。
二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用保养身体的例子来比况。
先将王公贵人和农夫小民来对比。王公贵人，养尊处优，反而经常生病；农夫小民，勤劳辛苦，身体经受锻炼，反不生病。再将不善养身的王公贵人和善于养身者对比。王公贵人由于“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所以稍不如意就会生病。善于养身者由于能注意劳逸结合，重视运动，所以能“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比喻讲完，文章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宋由于承平日久，因而人民“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一讲到打仗，“则缩颈而股栗”，而士大夫还把搞军备看作“生事扰民”，作者严肃地指出，这不是和王公贵人保养身体一样吗？这一层比喻贴切，言辞激烈，针对性极强。
三层驳斥认为天下久已无事，变故无从发生的错误观点。
指出每年输敌之物以百万计，但“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一旦战争发生，让处于安乐环境中的人民去打仗，“其为患必有不测”。这一层完全贴近现实，驳斥有理有据，坚强有力。
四层提出具体教民以战的措施，并再一次强调，如不教民以战，一旦战争发生，将会“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并进一步指出，教民以战，虽使民有小恐，但与发生战争而民无法打仗的危险来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一层正反对比，层层深入，极为有力。
五层指出当时骄兵惰卒，只会欺压百姓要挟上司，如教民以战，可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对抑制骄兵惰卒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又是针对时弊的一针见血之论。
总之，这篇策论写得理正词严，气势充畅，剖析深细，说理精辟，论证一密，是论说文中的上乘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