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起首落笔写景，颇有气势，于井冈山万千景物中以大视野直选“参天万木”，一则5月底的井冈山景色宜人，高入云霄之木蓊蓊郁郁，年深岁久，山深绵邈，逶迤千百里，二则借参天大树起兴，“俱怀逸兴壮思飞”，“飞”上了这“南天奇岳”井冈山。一“飞”字使得原本平实无奇的开头染上一抹灵动之色，南方山系原本清秀婉润，而山势如飞，则又奇峭逼人。联系下文中“车子飞如跃”，则又可说是白描心情之畅快，当年老杜是乘舟“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而如今毛泽东则是乘汽车“即从茅坪抵茨坪”，身未到，心已远，心情的愉快从一“飞”字就初露端倪。
“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岳阁。”该句一问一答，以白描出之。此处“故地重来”一说，点明题旨，今昔对比，多少感慨隐寓其间，但毕竟是上阕，仅以此等概括句一笔带过，却为下文“忆往昔”张目，笔势如草蛇灰线，使得行文潜气内转。答句“多了楼台岳阁”，表面平淡，却暗含新中国成立后春和景明，百废俱兴之义。若是社会动荡不安，人民颠沛流离之际，大多则见草木含悲，山川变色，甚至岳台倾颓，断壁残垣，狐兔出没，又岂能有新建的“楼台岳阁”？但此处不得不指出，“楼台岳阁”四字太过泛泛，作词要有意境，情真景真此处可见，惜乎鲜明动人则未达。
“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井冈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等地，总称五井，明清以来立有“五井碑”。黄洋界是井冈山五大哨口（桐木岭、朱砂冲、双八石、八面山、黄洋界）中最险要的一个，是从宁冈进入井冈山的必经之路。此处山势嵚崎崔嵬，常年云横雾锁，茫茫云海故又名“汪洋界”。因为地势险要，战争岁月里，黄洋界占据着重要位置，“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三十多年前，井冈山军民曾在此进行过“黄洋界保卫战”，以少胜多，使得井冈山根据地转危为安。“车子飞如跃”，则补写上两句乃是车中所见，与其说车速快，毋宁说词人在感慨路况好。一则彼时山路崎岖，此时车行如飞，与记忆中的井冈山大相径庭，词人心情大好；二则是“高路入云端”，联想词人曾作“天堑变通途”，对于有着乐观精神，相信“人”的力量的伟大来说，这是让他最兴奋的。不过这里依然要指出，这一句作为词来说，太过平直，易流于浅滑，而且“飞”字与前句重复，略有叠床架屋之病。
“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上阕末句“江山如画”从东坡“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中来，未必作者此时想起坡公此词，但江山二字毕竟是吞吐八荒的大气势，指点江山，睥睨海内的傲然身姿跃然纸上。“古代曾云海绿”，为押韵调换词序，大意是，有人说，这里古代曾经是海。不过这一拗折，以“陌生化”的效果救前两句浅滑之失，倒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效。而且，此处的古代，就不仅仅是东坡的遥想三国了，而是李贺的“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一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梦天》）这样的景深了。在这样的历史长度下，甚至人类的历史活动都不过弹指一挥间了，词人的胸襟该是多豁达。据云该词手迹此句为“遍地男红女绿”，则词之味道诚然大失。上阕中词人赞叹人的力量之语虽未明写，但细品处处皆是，若到结束还要重作交代，不免使人腻烦，亦使词的“要渺宜修”特点丧失殆尽，毕竟爽利之词仍然是要葆有词的特色。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承上阕写变化之大，引起下文对往事的回忆。作者于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的红军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到现在已经三十八年了，好像弹一下手指那么快，一晃就过去了，可是人世间变化了，就像苍天变成深潭．深潭变成苍天那样大。它的实际内容就是由战争年代变成了和平年代，由反动的资产阶级掌权变成无产阶级掌权，由旧中国变成新中国，由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这不仅是量的变化，而且是质的变化。
“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写回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扩大红色政权的具体情况。是说，现在还记得，当时在战火中，同敌人激烈地厮杀，真是九死一生，好像发生在昨天。毛主席组织秋收起义时，曾经被反动的民团逮捕过，后来机智地逃了出来，找到队伍，率领他们上了井冈山。
起始一句，诗人承接上文，将感叹再往前一引，“弹指三十八年”，诗人屈指算来离开井冈山已有38年了，而在这“弹指一挥间”里，祖国江山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人间就彻底变了一个样，这一切犹如天翻地覆。但也勾起诗人对过去非凡峥嵘的岁月的追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这是诗人对井冈山革命斗争最形象的回忆。那时敌人不断围剿，战场上硝烟弥漫、烽火连天；红军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真中谓九死一生的激战如同发生在昨天。记忆是那么清晰，那么突出，令诗人难以忘却。但红军的胜利是必然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诗人及红军将士“独有豪情”，勇驱“虎豹”；气势若磅礴的风雷，豪情若天边的一轮明月。最终“ 一唱雄鸡天下白”，中国人民迎来了解放，一切牛鬼蛇神全被扫除干净。
本诗典出南朝宋虞和“论书表”：“羲之性好鹅。山阴昙禳村有一道士，养好鹅十余。右军清旦乘小艇故往，意大愿乐，乃告示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德’，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过“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诗人以简洁精炼的语言把上述故事诗化了，便于人们朗诵、歌唱。
从这首诗中，进一步说明了书法在晋代已成为一种令人神往的艺术品。王羲之在当时已有很大的名气，墨迹已相当值钱。这与诗人在“草书行歌”中说王羲之为“古来几许浪得名”是相矛盾的。由此，“草书行歌”是否确系李白所写也可作为一个怀疑的佐证。
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谢翱与其友人登西台祭之，并作此文以记其事。文章以唐代忠烈之臣颜真卿隐喻文天祥，以张巡、颜杲卿在安史之乱中奋力守卫睢阳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展现了文天祥义无反顾的爱国之志，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英雄殉难的悲恸之情。全文寄意幽深，托辞婉曲，为避元朝统治者的文网，用语多隐蔽，但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情，不能自掩。
这是一篇缅怀抗元英雄、高扬民族正气的记叙性散文。文章是文天祥就义多年之后所写，作者情感因长期积淀，历久弥深；加之在元人的高压统治之下，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内心极度压抑，一旦形诸文字，愈觉悲壮动人。在文中，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哭”，来展示这种情感：始哭于姑苏夫差之台，是因为文天祥曾在苏州开府执事，他的临难死节，也在始哭的这一年；继哭于会稽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经过越王台，曾为勾践兴越灭吴事迹而赋诗述志；又哭于子陵之台，表明文天祥对严子陵这位古人高风亮节的无比景仰之情。
谢翱的拜祭是对殉国英雄的哭悼，而且是在元人统治下的元朝哭悼一个反元的宋国将士，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哭殉国英雄， 其实质是在哭已亡的故国。所以，谢翱的哭悼，自有他的为时为地为环境所限的特色。谢翱的恸哭基本上是无法出声，是尽量避免让外人听到，是自己的心灵在独自泣血。元朝建立后，统治大网铺天盖地，统治者对民众防范甚严，以防故国人民起反抗之心。就在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险象环生的环境决定了文章行文上的扑朔迷离，出语时的欲说还休。被奠者为谁，并不明示，而托名为唐宰相鲁国公颜真卿，通篇以无特指的“公”指代，绝不提文天祥的名字；同往西台者为谁，也不明示，而只是以甲、乙、丙代替。愈是扑朔迷离，愈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切绵长。所以，谢翱的拜祭基本上是对形式竭尽完备之能事，而且对整个拜祭过程述说得极为细致，如哭悼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祭前又可分邀约和探路两个小层次。
“先是一日”，即与友人邀约，不是暂时凑和，以表悼祭专诚；当天在风雨凄厉中先行探路，以备不测，在“毁垣枯甃，如入墟墓”中确证无元兵出入，“还，与榜人治祭具”，一个“还”字充分体现了拜祭者的心机缜密细致。然后进入正式的哭祭过程的描写，文词简略而又情浓意切。号恸再三， 跪拜有二，极备祭礼之程序。念及故人，念及自己，念及故国，“眷焉若失”、“泣拜不止”， 感情达到了悲怆的地步。而此时，就感到“有云从南方来”，仿佛阴云有意，万物同悼，越发让人感觉到情之深、意之浓。而“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则是悲怆到了欲绝的地步。竹石都碎了，殉国英雄也玉石俱焚，现实让人无可奈何，绝望到了无所希望。“榜人”的惊问和“移榜中流”的建议，构现出险象环生的环境。两次风雪描述，渲染了氛围，景中传情，表现了作者凄冷的悲心。薄暮舟中赋诗，夜复赋诗，又凡两次，则以诗情添浓了文情。奠后四人相别交代一笔不苟，但“与丙独归”，具体归处，又显得吞吐迷茫。行文之迷茫则折射出时局之险恶。“甲”渡江疑有神助的感觉是心灵的幻觉，反转来透现出哭悼之情的精诚深挚。别后的“甲”书引起作者的悲慨：“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这次西台恸哭正是承响于阮籍。阮籍于晋代魏的险局中，佯狂烂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迷狂的行为方式包含着悲恸深沉的意识。谢翱正是引阮籍为同调，于千载之前找到自己的知音，表达了一腔愤激情绪。对于“神之助”，作者居于可信可疑之问，但视“兹游亦良伟”，因为这次哭奠祭悼的是民族英灵，作者及其友人又情尽意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作者试图摹仿司马迁著《季汉月表》，撰《季宋月表》，以示宋亡，正统已绝，再次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立场。尽管血沃中原，腥风四起中，“今人不有知余心”，怀着深深的寂寞感，但放眼未来，“后之人必有知余者”，情绪复归于坚定昂扬。作者对未来仍充满期待。
对文天祥铭心刻骨的悼念和对元统治血腥专制环境的怵惕，这一对巨大矛盾，规定了这篇文章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形式，欲言又止，欲吐还休，隐晦曲折。这种“春秋笔法”更有助于表现作者悲恸情绪和民族精神。承题旨之“哭”，数反其言，使人悲不自胜。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元之年号，唯以甲子称之，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难言隐衷和决不臣服元朝的鲜明立场。行文风格堪称沉郁顿挫，一字三叹，痛泪激溅满纸，铁钩银勒，成就了这篇声泪交并的泣血之作。
诗的前四句追叙诗人与柳亚子的三次交往。表达了对柳亚子等倾向革命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怀。后四句对柳亚子的牢骚提出开导规劝，并表示殷切的期望。
首联两句回忆同柳亚子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相见，表明彼此并非初交。
颔联点到正题，对柳亚子说明读到他的诗了，也仍然是忆旧。只是首联是回忆两人的交往，颔联是回忆自己的行踪。联系起来看说明在革命战火斗争的烽火中，朋友聚散之不定，相逢之不易。 但在31年后重到北京的时候，朋友又相见了，而且得到了对方的诗篇。柳亚子原诗里“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是对他早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写这些表明他对革命有功，而认为党和国家遗忘了他的贡献。毛泽东在诗中同他做一番叙旧，就暗示党和国家并没有忘记他过去同情革命、赞助革命的经历。
颈联是全诗的主旨，是针对柳亚子来诗所表现的思想情绪进行正面的批评和规劝。诗人说，应该放开眼界，从远处，大处着眼，也就是从未来从全局着眼，胸襟开阔，保持健康的心态。
尾联劝柳亚子留在北京，不要回家，实际上是劝他不要消极隐居遁世，并且安排柳亚子居住到颐和园，就在昆明湖边，使他认识到党对他是照顾周到，优待有加的。
这首诗是老朋友之间的私人唱和之作。毛泽东的和诗针对原诗作者柳亚子牢骚愈盛而身体愈下的状况，借唱和的方式叙旧谈心，进行坦诚恳切的开导规劝，表达了对挚友的一片爱护之情。此诗清纯和雅，语言温婉秀润，情意绵长，看似清淡，味之弥甘，很有启悟和感化力量。
全诗有意淡化了二人间三次交往的政治内容，而强调友人间的文化层面，从而使这首诗带有较浓的人情味，深深体现了诗人的宽广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