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酥剪蜡知多少。向风前、压春倒。江嶂人烟画图中，有短篷香绕。
团酥剪蜡知多少。向风前、压春倒。江嶂人烟画图中，有短篷香绕。
此诗是集春景、乡思、归梦于一身的作品。前二句述写异乡的春天已经过去，隐含了故乡的春色也必将逝去的感慨；后二句想象春风非常富有感情而且善解人意，仿佛理解了诗人的心情而特意为他殷勤吹送乡梦。
“杨柳阴阴细雨晴，残花落尽见流莺。”这是一个细雨初晴的春日。杨柳的颜色已经由初春的鹅黄嫩绿转为一片翠绿，枝头的残花已经在雨中落尽，露出了在树上啼鸣的流莺。这是一幅典型的暮春景物图画。两句中雨晴与柳暗、花尽与莺见之间又存在着因果联系。“柳色雨中深”，细雨的洒洗，使柳色变得深暗了；“莺语花底滑”，落尽残花，方露出流莺的身姿，从中透露出一种美好的春天景物即将消逝的意象。异乡的春天已经在柳暗花残中悄然逝去，故乡的春色此时想必也凋零阑珊了吧。那漂荡流转的流莺，更容易触动羁泊异乡的情怀。触景生情，悠悠乡思便不可抑止地产生了。
“春风一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这是两个出语平易自然，而想象却非常新奇、意境也非常美妙的诗句。上句写春风吹梦，下句写梦逐春风，一“吹”一“逐”，都很富有表现力。它使人联想到，那和煦的春风，像是给入眠的思乡者不断吹送故乡春天的信息，这才酿就了一夜的思乡之梦。而这一夜的思乡之梦，又随着春风的踪迹，飘飘荡荡，越过千里关山，来到日思夜想的故乡。在诗人笔下，春风变得特别多情，它仿佛理解诗人的乡思，特意来殷勤吹送乡梦，为乡梦作伴引路；而无形的乡梦，也似乎变成了有形的缕缕丝絮，抽象的主观情思，完全被形象化了。
不难发现，在整首诗中，“春”扮演了一个贯串始终的角色。它触发乡思，引动乡梦，吹送归梦，无往不在。由于春色春风的熏染，这本来不免带有伤感怅惘情调的乡思乡梦，也似乎渗透了春的温馨明丽色彩，而略无沉重悲伤之感了。诗人的想象是新奇的，奇妙的想象将强烈的乡思形象化、具体化了。在诗人的意念中，这种随春风而生、逐春风而归的梦，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和美的享受，末句的“又”字，不但透露出乡思的深切，也流露了诗人对美好梦境的欣喜愉悦。
唐代诗人写过许多出色的思乡之作。悠悠乡思，常因特定的情景所触发；又往往进一步发展成为悠悠归梦。武元衡这首《春兴》，就是春景、乡思、归梦三位一体的佳作。这首诗所写的情事本极平常：看到暮春景色，触动了乡思，在一夜春风的吹拂下，做了一个还乡之梦。而诗人却在这平常的生活中提炼出一首美好的诗来，在这里，艺术的想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词上阕以秋景来衬托离别的悲伤。开头二句，一写往日离别，一写今日望归，双起单承。“秋风凄切伤离”，起句便切入题旨：点出“伤离”二字，总起全篇；以“秋风凄切”突出秋景的萧索和凄清，烘托出女主人公无限凄凉的心境。“行客未归时”具体说明伤离的缘由。天凉了，行人还未归来，叫人惦念，牵肠挂肚。由“伤离”到“未归”，可知女主人公其间经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出语看似平淡，而词情酸楚，韵调悲凄。接着二句全由“未归时”展开，写女主人公的内心活动。此二句托物寓情。思妇任由自己的想象，去捕捉“行客”的踪迹：他可能到了遥远的塞外而塞外早寒，现在该是衰草遍野，满目枯黄了。“草先衰”“雁到迟”，足见地远天遥。在时间与空间上回环跳跃，把殷切怀人的情意，表达得淋漓尽致。“塞外草先衰”，设想远人所在的地域状貌。此句实则仍从“秋风凄切”而来，因秋风的肃杀，故“草拂之而变色，木遭之而叶脱”“其色惨淡”“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欧阳修《秋声赋》）。在想象的悲凉秋景烘托下，女主人公伤别离的悲伤情怀，更见哀婉。“江南雁到迟”写思妇急切盼望远人归来的心情。由远及近，由“塞外”而“雁”，由“雁”而连接远人的书信，线条明晰，思远情致描摹深透，一种细腻之情洋溢字里行间。 句中“雁”字，语意双关：既是眼前江南雁未来的实景，又有雁书未到的埋怨。“到迟”二字，并非已到，而是还迟迟未到，人未归，书信也不来，更使人感到悲戚。其实，大雁何时北上何时南下，根据气候冷暖向有大致固定的时间，不能以人的愿望而改变，即便这一年，大雁归来的时间也未必真的就晚，完全是因为抒情主人公过于思念行客，才有这种纯属主观的感觉。词人这里写“雁到迟”正是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焦急等待，“写景而情在其中”（况周颐《蕙风词话》），将思妇盼”行客”早早归来的内在情感曲折而又强烈地表达出来。其实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远出的人因种种意外而误了归期，不能按约定时间返家，是很正常的事。思妇盼人未归，便盼雁书报信；可“雁书”也迟迟不到，她只得经受与“行客”长期分离的煎熬，其内心伤离的痛苦自然更深一层。
下阕集中笔墨刻画了思妇伤离而导致的身心之苦。过片二句写女主人公的愁苦形象：“芙蓉凋嫩脸，杨柳堕新眉。”女子原本白里透红的娇嫩如芙蓉的脸庞，已经像凋败的荷花显得黯淡憔悴；原本弯曲细长的秀眉，也如枯萎的柳叶，失去了其固有的光泽和形状。嫩脸憔悴，愁眉懒画，皆因行客未归。按说“芙蓉如面柳如眉”是古代女子最美的标准，可这位女子的容貌如此不堪。这一方面证明了她的思念之苦，以致损伤精神；另一方面，说明女子因“行客未归”而无心妆奁，不施脂粉，懒画蛾眉，必然容颜憔悴。爱美是女子的天性，不管家境如何贫穷都拦不住女子对美的追求。古诗文中，多有女子借清水映面、采野花簪发的描写。然而这位女子化妆并非为美而美，而是为了取悦心中所爱之人，爱人不在，“谁适为容”（《诗经·卫风·伯兮》）。所以这两句就不仅写出了思妇伤离之情，而且写出了她对爱人的忠贞。结拍二句，总揽全章，纵笔写情：“摇落使人悲，断肠谁得知？”重又回到首句“秋风凄切伤离”的环境之中，情景交融，更显离情别绪的缠绵强烈。语语沉痛，字字泪珠，以歌当哭，哀思无限。“摇落”二字状凋残的秋景，如千古悲秋之祖宋玉的名句“悲哉秋之为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楚辞·九辩》）摇落的秋景，渲染烘托着悲伤的情调，眼前的秋景越是肃杀飘零，思妇的感情越是悲伤，甚至到了肝肠欲断的地步。但是，此中的痛苦与寂寞有谁知道呢？最后三字“谁得知”，仍然是思妇希望她“未归”的“行客”，得知她苦苦期盼的心情，早早归来。但实际上，思妇即便悲苦肠断，也是无人知道，无人同情，无人理解的。这就是女主人公最大的悲哀了。
温庭筠词作最常用的手法，是以绮丽华美的环境，凸显孤独女子的心情。这首词却与温庭筠大多数词作不同，它是以萧索凄楚的秋景衬托离情，将凄切的秋风飘零的草木，都写入词中，情景交融，形成质朴清峻的风格，达到令人神伤的效果，在温词中别具一格。
前三句的两个比喻总体的概括了全诗意旨，那瓶沉簪折正是女子遭遣弃命运的写照。次三句写女子年少时的美貌殊姿，以相识之前的欢悦与相识后四句横遭不幸的痛苦相对比。再下写女子以身相许，决然私奔的过程，表现了痴情女子的天真和纯洁及为情所动的真实形态。之后的五句叙述私奔带来的屈辱和痛苦。“聘则为妻奔是妾”表达了没有经过礼法嘉许的结合，即使相爱情深也不能得到他人的认可。女子愤然出走，然而天地茫茫，已经无处可归。诗末两句凄凉悱恻，是对后世痴情女子的警策，也是女子自身屈辱悲愤的呐喊。“痴情女子负心汉，教人如何不悲伤。”
“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好好的良家女子，只因为随爱人私奔，便从此失去了为人妻的资格。”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侍奉公丈夫五六年之久，都换不来男家人的认可，她没有资格参与家族祭祀，她生的儿子也算不得夫家首选的继承人。这位重自尊的女性，终于决定离开这个家庭。一个追求真正爱情的弱女子是难以与强大的封建礼教相抗争的。在那个时代，像这样一个自主追求真正爱情的女子，不但在夫家会受到歧视，就是回到娘家，也会被自己的父母弟妹所鄙弃，她会被看成败坏门风的不祥之物。残酷的封建礼教就是这样直接摧残着人们的身心。因此诗人最后感叹说：“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看似劝戒，实为叹息，诗人对诗中主人公的同情远远超过了他的劝戒。诗歌的基调因之也变得深沉且凝重。
此诗的最大成就在于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单纯、美丽、多情的女子形象。除结尾外，整篇作品都是一个不幸女子的内心独白。刻画她的美丽不是通过自我欣赏而是借他人口中说出，手法颇高妙。“知君断肠共君语”，“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等语，刻画少女，贴切自然，充分表现出女主人公的单纯、多情。开头以银瓶、玉簪隐喻美丽的少女，新颖别致，托此以起兴，与下文衔接自然。结尾仅言她出门后没有去处，不进一步描写悲剧的结局，余韵深长，发人深省。
在这首中长篇叙事诗中，诗人用凝练的语句表现了一私奔女子的悲哀。《礼记》：“奔者为妾，父母国人皆贱之”。它在题材上与古乐府中的弃妇诗类同，但其风格与情调与传统之作多有不同。从内容上看，全诗所表现的生活现象带有中唐都市生活的色彩，女子能有这样的机会与男子交往并能私奔，这在当时其他人的作品中也有所表现，这是唐人都市生活中特有的一个现象。唐朝的商业生活给青年男女的交往带来了一定自由，但传统的礼教观念却扼杀了他们追求幸福的权利，并制造了一些悲剧，而在这一悲剧中女子更是一个更大有受害者。诗人取材典型，对扼杀人性的礼教提出了批判。对不幸的女子表示了同情。其中对礼与情之间矛盾的表现体现了中唐士人的思想个性。其次在艺术表现上诗人也体现了中唐文人的叙事艺术的水平，诗人以女子之口叙述他们相识、私奔以及产生矛盾的整个过程，情节完整生动，极具戏剧性。诗人着重交代矛盾的原因，细致描写女子被弃后的心理， 突出故事的悲剧性与抒情性。诗人便就这种“奔者为妾”的社会现状写了这首长诗。同时，也表达了告诫女子不要轻易与人私奔之情。
文章记述了郑国的上卿子皮和继任子产的一段对话，表现了子产的远见卓识和知无不言的坦诚态度，而子皮则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二人互相信任、互相理解，堪称人际关系的楷模。文章围绕用人问题展开对话，人物形象鲜明突出，语言简练畅达，叙述线索清晰，善用比喻，层层论证，令人信服。
文章显示了《左传》善于叙事，叙事线索分明，叙述描写详略得当、结构严谨的特点。全文自始至终紧紧围绕用人问题展开，下笔开门见山，收笔一唱三叹，中心突出，线索明确，结构严谨；重点描写子皮与子产的对话，通过对话展现二人在用人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个性，表现作者对用人问题的深刻认识，而对子皮如何具体安排使用尹何、子产的想法和做法则一笔带过，可谓详略得当。
在叙事过程中，作者对子皮和子产的言行描述生动逼真，人物性格跃然纸上。子产对身为上级的子皮劝告，先是委婉的反对：“ 少，未知可否。”看到子皮仍坚持己见，并坦诚表明了内心想法，子产则斩钉截铁地进行反对：“ 不可。”然后细致晓畅而动情地分析了子皮思想的错误性，以自己的高瞻远瞩和诚恳态度感动了子皮，让子皮心服口服地接受了他的劝告，并加强了对他的信任和重视，显示了贤能之士的智慧和才能。而子皮在自己的想法遭到下属的反对之后，不是置之不理，而是坦诚表明自己的想法意图；在听了下属更为坚决的反对和详细分析之后，他不但对下属的见解大加赞赏，而且十分真诚地向对方表示了自己由衷的佩服，十分大度地接受子产的建议，并进一步加大了对子产的信任和重用，这正是作者在《左传》中极力推崇强调的明君典型。
文章的语言，特别是子皮、子产二人的对话，简炼而丰润，含蕴而畅达，曲折而尽情，极富表现力，是典型的《左传》语言。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我”，不一定是作者），是一个久在异乡的人，忽然遇上来自故乡的旧友，首先激起的自然是强烈的乡思，是急欲了解故乡风物、人事的心情。
开头两句，正是以一种不加修饰、接近于生活的自然状态的形式，传神地表达了“我”的这种感情。“故乡”一词迭见，正表现出乡思之：“应知”表现出了解乡事之情的急切，透露出一种儿童式的天真与亲切。纯用白描记言，却简洁地将“我”在特定情形下的感情、心理、神态、口吻等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其实是很省俭的笔墨。
关于“故乡事”，那是可以开一张长长的问题清单的。初唐的王绩写过一篇《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从朋旧童孩、宗族弟侄、旧园新树、茅斋宽窄、柳行疏密一直问到院果林花，仍然意犹未尽，“羁心只欲问”；而这首诗中的“我”却撇开这些，独问对方：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仿佛故乡是值得怀念，就在窗前那株寒梅。这就很有些出乎常情。但又绝非故作姿态。
一个人对故乡的怀念，总是和那些与自己过去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人、事、物联结在一起。所谓“乡思”，完全是一种“形象思维”，浮现在思乡者脑海中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形象或画面。故乡的亲朋故旧、山川景物、风土人情，都值得怀念。但引起亲切怀想的，有时往往是一些看来很平常、很细小的情事，这窗前的寒梅便是一例。它可能蕴含着当年家居生活亲切有趣的情事。因此，这株寒梅，就不再是一般的自然物，而成了故乡的一种象征。它已经被诗化、典型化了。因此这株寒梅也自然成了“我”的思乡之情的集中寄托。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独问“寒梅著花未”是完全符合生活逻辑的。
古代诗歌中常有这种质朴平淡而诗味浓郁的作品。它质朴到似乎不用任何技巧，实际上却包含着最高级的技巧。象这首诗中的独问寒梅，就不妨看成一种通过特殊体现一般的典型化技巧，而这种技巧却是用一种平淡质朴得如叙家常的形式来体现的。这正是所谓寓巧于朴。王绩的那首《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朴质的程度也许超过这首诗，但它那一连串的发问，其艺术力量却远远抵不上王维的这一问。其中消息，不是正可深长思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