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集春景、乡思、归梦于一身的作品。前二句述写异乡的春天已经过去,隐含了故乡的春色也必将逝去的感慨;后二句想象春风非常富有感情而且善解人意,仿佛理解了诗人的心情而特意为他殷勤吹送乡梦。
“杨柳阴阴细雨晴,残花落尽见流莺。”这是一个细雨初晴的春日。杨柳的颜色已经由初春的鹅黄嫩绿转为一片翠绿,枝头的残花已经在雨中落尽,露出了在树上啼鸣的流莺。这是一幅典型的暮春景物图画。两句中雨晴与柳暗、花尽与莺见之间又存在着因果联系。“柳色雨中深”,细雨的洒洗,使柳色变得深暗了;“莺语花底滑”,落尽残花,方露出流莺的身姿,从中透露出一种美好的春天景物即将消逝的意象。异乡的春天已经在柳暗花残中悄然逝去,故乡的春色此时想必也凋零阑珊了吧。那漂荡流转的流莺,更容易触动羁泊异乡的情怀。触景生情,悠悠乡思便不可抑止地产生了。
“春风一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这是两个出语平易自然,而想象却非常新奇、意境也非常美妙的诗句。上句写春风吹梦,下句写梦逐春风,一“吹”一“逐”,都很富有表现力。它使人联想到,那和煦的春风,像是给入眠的思乡者不断吹送故乡春天的信息,这才酿就了一夜的思乡之梦。而这一夜的思乡之梦,又随着春风的踪迹,飘飘荡荡,越过千里关山,来到日思夜想的故乡。在诗人笔下,春风变得特别多情,它仿佛理解诗人的乡思,特意来殷勤吹送乡梦,为乡梦作伴引路;而无形的乡梦,也似乎变成了有形的缕缕丝絮,抽象的主观情思,完全被形象化了。
不难发现,在整首诗中,“春”扮演了一个贯串始终的角色。它触发乡思,引动乡梦,吹送归梦,无往不在。由于春色春风的熏染,这本来不免带有伤感怅惘情调的乡思乡梦,也似乎渗透了春的温馨明丽色彩,而略无沉重悲伤之感了。诗人的想象是新奇的,奇妙的想象将强烈的乡思形象化、具体化了。在诗人的意念中,这种随春风而生、逐春风而归的梦,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和美的享受,末句的“又”字,不但透露出乡思的深切,也流露了诗人对美好梦境的欣喜愉悦。
唐代诗人写过许多出色的思乡之作。悠悠乡思,常因特定的情景所触发;又往往进一步发展成为悠悠归梦。武元衡这首《春兴》,就是春景、乡思、归梦三位一体的佳作。这首诗所写的情事本极平常:看到暮春景色,触动了乡思,在一夜春风的吹拂下,做了一个还乡之梦。而诗人却在这平常的生活中提炼出一首美好的诗来,在这里,艺术的想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词上阕以秋景来衬托离别的悲伤。开头二句,一写往日离别,一写今日望归,双起单承。“秋风凄切伤离”,起句便切入题旨:点出“伤离”二字,总起全篇;以“秋风凄切”突出秋景的萧索和凄清,烘托出女主人公无限凄凉的心境。“行客未归时”具体说明伤离的缘由。天凉了,行人还未归来,叫人惦念,牵肠挂肚。由“伤离”到“未归”,可知女主人公其间经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出语看似平淡,而词情酸楚,韵调悲凄。接着二句全由“未归时”展开,写女主人公的内心活动。此二句托物寓情。思妇任由自己的想象,去捕捉“行客”的踪迹:他可能到了遥远的塞外而塞外早寒,现在该是衰草遍野,满目枯黄了。“草先衰”“雁到迟”,足见地远天遥。在时间与空间上回环跳跃,把殷切怀人的情意,表达得淋漓尽致。“塞外草先衰”,设想远人所在的地域状貌。此句实则仍从“秋风凄切”而来,因秋风的肃杀,故“草拂之而变色,木遭之而叶脱”“其色惨淡”“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欧阳修《秋声赋》)。在想象的悲凉秋景烘托下,女主人公伤别离的悲伤情怀,更见哀婉。“江南雁到迟”写思妇急切盼望远人归来的心情。由远及近,由“塞外”而“雁”,由“雁”而连接远人的书信,线条明晰,思远情致描摹深透,一种细腻之情洋溢字里行间。 句中“雁”字,语意双关:既是眼前江南雁未来的实景,又有雁书未到的埋怨。“到迟”二字,并非已到,而是还迟迟未到,人未归,书信也不来,更使人感到悲戚。其实,大雁何时北上何时南下,根据气候冷暖向有大致固定的时间,不能以人的愿望而改变,即便这一年,大雁归来的时间也未必真的就晚,完全是因为抒情主人公过于思念行客,才有这种纯属主观的感觉。词人这里写“雁到迟”正是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焦急等待,“写景而情在其中”(况周颐《蕙风词话》),将思妇盼”行客”早早归来的内在情感曲折而又强烈地表达出来。其实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远出的人因种种意外而误了归期,不能按约定时间返家,是很正常的事。思妇盼人未归,便盼雁书报信;可“雁书”也迟迟不到,她只得经受与“行客”长期分离的煎熬,其内心伤离的痛苦自然更深一层。
下阕集中笔墨刻画了思妇伤离而导致的身心之苦。过片二句写女主人公的愁苦形象:“芙蓉凋嫩脸,杨柳堕新眉。”女子原本白里透红的娇嫩如芙蓉的脸庞,已经像凋败的荷花显得黯淡憔悴;原本弯曲细长的秀眉,也如枯萎的柳叶,失去了其固有的光泽和形状。嫩脸憔悴,愁眉懒画,皆因行客未归。按说“芙蓉如面柳如眉”是古代女子最美的标准,可这位女子的容貌如此不堪。这一方面证明了她的思念之苦,以致损伤精神;另一方面,说明女子因“行客未归”而无心妆奁,不施脂粉,懒画蛾眉,必然容颜憔悴。爱美是女子的天性,不管家境如何贫穷都拦不住女子对美的追求。古诗文中,多有女子借清水映面、采野花簪发的描写。然而这位女子化妆并非为美而美,而是为了取悦心中所爱之人,爱人不在,“谁适为容”(《诗经·卫风·伯兮》)。所以这两句就不仅写出了思妇伤离之情,而且写出了她对爱人的忠贞。结拍二句,总揽全章,纵笔写情:“摇落使人悲,断肠谁得知?”重又回到首句“秋风凄切伤离”的环境之中,情景交融,更显离情别绪的缠绵强烈。语语沉痛,字字泪珠,以歌当哭,哀思无限。“摇落”二字状凋残的秋景,如千古悲秋之祖宋玉的名句“悲哉秋之为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楚辞·九辩》)摇落的秋景,渲染烘托着悲伤的情调,眼前的秋景越是肃杀飘零,思妇的感情越是悲伤,甚至到了肝肠欲断的地步。但是,此中的痛苦与寂寞有谁知道呢?最后三字“谁得知”,仍然是思妇希望她“未归”的“行客”,得知她苦苦期盼的心情,早早归来。但实际上,思妇即便悲苦肠断,也是无人知道,无人同情,无人理解的。这就是女主人公最大的悲哀了。
温庭筠词作最常用的手法,是以绮丽华美的环境,凸显孤独女子的心情。这首词却与温庭筠大多数词作不同,它是以萧索凄楚的秋景衬托离情,将凄切的秋风飘零的草木,都写入词中,情景交融,形成质朴清峻的风格,达到令人神伤的效果,在温词中别具一格。
前三句的两个比喻总体的概括了全诗意旨,那瓶沉簪折正是女子遭遣弃命运的写照。次三句写女子年少时的美貌殊姿,以相识之前的欢悦与相识后四句横遭不幸的痛苦相对比。再下写女子以身相许,决然私奔的过程,表现了痴情女子的天真和纯洁及为情所动的真实形态。之后的五句叙述私奔带来的屈辱和痛苦。“聘则为妻奔是妾”表达了没有经过礼法嘉许的结合,即使相爱情深也不能得到他人的认可。女子愤然出走,然而天地茫茫,已经无处可归。诗末两句凄凉悱恻,是对后世痴情女子的警策,也是女子自身屈辱悲愤的呐喊。“痴情女子负心汉,教人如何不悲伤。”
“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好好的良家女子,只因为随爱人私奔,便从此失去了为人妻的资格。”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侍奉公丈夫五六年之久,都换不来男家人的认可,她没有资格参与家族祭祀,她生的儿子也算不得夫家首选的继承人。这位重自尊的女性,终于决定离开这个家庭。一个追求真正爱情的弱女子是难以与强大的封建礼教相抗争的。在那个时代,像这样一个自主追求真正爱情的女子,不但在夫家会受到歧视,就是回到娘家,也会被自己的父母弟妹所鄙弃,她会被看成败坏门风的不祥之物。残酷的封建礼教就是这样直接摧残着人们的身心。因此诗人最后感叹说:“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看似劝戒,实为叹息,诗人对诗中主人公的同情远远超过了他的劝戒。诗歌的基调因之也变得深沉且凝重。
此诗的最大成就在于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单纯、美丽、多情的女子形象。除结尾外,整篇作品都是一个不幸女子的内心独白。刻画她的美丽不是通过自我欣赏而是借他人口中说出,手法颇高妙。“知君断肠共君语”,“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等语,刻画少女,贴切自然,充分表现出女主人公的单纯、多情。开头以银瓶、玉簪隐喻美丽的少女,新颖别致,托此以起兴,与下文衔接自然。结尾仅言她出门后没有去处,不进一步描写悲剧的结局,余韵深长,发人深省。
在这首中长篇叙事诗中,诗人用凝练的语句表现了一私奔女子的悲哀。《礼记》:“奔者为妾,父母国人皆贱之”。它在题材上与古乐府中的弃妇诗类同,但其风格与情调与传统之作多有不同。从内容上看,全诗所表现的生活现象带有中唐都市生活的色彩,女子能有这样的机会与男子交往并能私奔,这在当时其他人的作品中也有所表现,这是唐人都市生活中特有的一个现象。唐朝的商业生活给青年男女的交往带来了一定自由,但传统的礼教观念却扼杀了他们追求幸福的权利,并制造了一些悲剧,而在这一悲剧中女子更是一个更大有受害者。诗人取材典型,对扼杀人性的礼教提出了批判。对不幸的女子表示了同情。其中对礼与情之间矛盾的表现体现了中唐士人的思想个性。其次在艺术表现上诗人也体现了中唐文人的叙事艺术的水平,诗人以女子之口叙述他们相识、私奔以及产生矛盾的整个过程,情节完整生动,极具戏剧性。诗人着重交代矛盾的原因,细致描写女子被弃后的心理, 突出故事的悲剧性与抒情性。诗人便就这种“奔者为妾”的社会现状写了这首长诗。同时,也表达了告诫女子不要轻易与人私奔之情。
文章记述了郑国的上卿子皮和继任子产的一段对话,表现了子产的远见卓识和知无不言的坦诚态度,而子皮则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二人互相信任、互相理解,堪称人际关系的楷模。文章围绕用人问题展开对话,人物形象鲜明突出,语言简练畅达,叙述线索清晰,善用比喻,层层论证,令人信服。
文章显示了《左传》善于叙事,叙事线索分明,叙述描写详略得当、结构严谨的特点。全文自始至终紧紧围绕用人问题展开,下笔开门见山,收笔一唱三叹,中心突出,线索明确,结构严谨;重点描写子皮与子产的对话,通过对话展现二人在用人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个性,表现作者对用人问题的深刻认识,而对子皮如何具体安排使用尹何、子产的想法和做法则一笔带过,可谓详略得当。
在叙事过程中,作者对子皮和子产的言行描述生动逼真,人物性格跃然纸上。子产对身为上级的子皮劝告,先是委婉的反对:“ 少,未知可否。”看到子皮仍坚持己见,并坦诚表明了内心想法,子产则斩钉截铁地进行反对:“ 不可。”然后细致晓畅而动情地分析了子皮思想的错误性,以自己的高瞻远瞩和诚恳态度感动了子皮,让子皮心服口服地接受了他的劝告,并加强了对他的信任和重视,显示了贤能之士的智慧和才能。而子皮在自己的想法遭到下属的反对之后,不是置之不理,而是坦诚表明自己的想法意图;在听了下属更为坚决的反对和详细分析之后,他不但对下属的见解大加赞赏,而且十分真诚地向对方表示了自己由衷的佩服,十分大度地接受子产的建议,并进一步加大了对子产的信任和重用,这正是作者在《左传》中极力推崇强调的明君典型。
文章的语言,特别是子皮、子产二人的对话,简炼而丰润,含蕴而畅达,曲折而尽情,极富表现力,是典型的《左传》语言。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我”,不一定是作者),是一个久在异乡的人,忽然遇上来自故乡的旧友,首先激起的自然是强烈的乡思,是急欲了解故乡风物、人事的心情。
开头两句,正是以一种不加修饰、接近于生活的自然状态的形式,传神地表达了“我”的这种感情。“故乡”一词迭见,正表现出乡思之:“应知”表现出了解乡事之情的急切,透露出一种儿童式的天真与亲切。纯用白描记言,却简洁地将“我”在特定情形下的感情、心理、神态、口吻等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其实是很省俭的笔墨。
关于“故乡事”,那是可以开一张长长的问题清单的。初唐的王绩写过一篇《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从朋旧童孩、宗族弟侄、旧园新树、茅斋宽窄、柳行疏密一直问到院果林花,仍然意犹未尽,“羁心只欲问”;而这首诗中的“我”却撇开这些,独问对方: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仿佛故乡是值得怀念,就在窗前那株寒梅。这就很有些出乎常情。但又绝非故作姿态。
一个人对故乡的怀念,总是和那些与自己过去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人、事、物联结在一起。所谓“乡思”,完全是一种“形象思维”,浮现在思乡者脑海中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形象或画面。故乡的亲朋故旧、山川景物、风土人情,都值得怀念。但引起亲切怀想的,有时往往是一些看来很平常、很细小的情事,这窗前的寒梅便是一例。它可能蕴含着当年家居生活亲切有趣的情事。因此,这株寒梅,就不再是一般的自然物,而成了故乡的一种象征。它已经被诗化、典型化了。因此这株寒梅也自然成了“我”的思乡之情的集中寄托。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独问“寒梅著花未”是完全符合生活逻辑的。
古代诗歌中常有这种质朴平淡而诗味浓郁的作品。它质朴到似乎不用任何技巧,实际上却包含着最高级的技巧。象这首诗中的独问寒梅,就不妨看成一种通过特殊体现一般的典型化技巧,而这种技巧却是用一种平淡质朴得如叙家常的形式来体现的。这正是所谓寓巧于朴。王绩的那首《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朴质的程度也许超过这首诗,但它那一连串的发问,其艺术力量却远远抵不上王维的这一问。其中消息,不是正可深长思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