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本文是欧阳修为好友杨寘送行所作的一篇赠序。文章开篇后用较大的篇幅写作者自己学琴、爱琴的经历以及琴声对自己性情的陶冶作用，文末叙述为好友杨寘送行。全文结构严密，首尾呼应，情感表达含蓄、委婉。本文分三段。

　　第一段，写学琴。“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不能治”，言忧郁之深，“即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其疾之在体也”，学琴竟然治好了，用药物不能治的“幽忧之疾”，这就巧妙地把“琴”和“疾”联系了起来。琴声能使人达到忘我的境界，一切忧愁自然烟消云散了，“幽忧之疾”自然乐而忘怀了。琴可治疾，故而临别赠琴、说琴。

　　第二段，写琴声。作者首先写琴声和人思想感情的联系：“大者为宫，细者为羽，操弦骤作，忽然变之，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琴声千变万化，使人“凄然”悲伤，又使人“舒然”欢畅。接着，作者用各种比喻，形象地描绘了琴声所表达的各种感情：“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风雨夜到也”，这是写琴声的高吭、悠扬、凄厉；“如怨夫寡妇之叹息”，写琴声的幽伤、哀怨；“雌雄雍雍之相鸣”，写琴声的婉啭、和谐。这样比喻琴声，作者似乎觉得还不够，又用更神奇的想象进行描绘：琴声所抒发的“忧深思远”的感情，好像“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琴声所抒发的“悲愁感愤”的感情，好像“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所以“喜怒哀乐，动人必深”；琴声所抒发的“纯古淡泊”的感情，“与夫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无以异”。这一系列的排比形容描绘写出了琴声的清高，典雅和深沉，这正是琴声和琵琶、洞箫、古筝等的不同之处。琴声的“忧深思远”、“悲愁感愤”、“纯古淡泊”，是作者此时和友人杨寘感受最深的。这段末尾写出琴声的感人作用：“其能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郁，写其幽思。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焉”，它可以消散忧闷，抒发幽思，使人进入无忧无虑的境界。

　　第三段，写赠琴。首先描写介绍杨寘的情况：“予友杨君，好学有文，累以进士举，不得志”，写其怀才不遇；“及从荫调，为尉于剑浦。区区在东南数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写其官职低微，任所途远，内心不平；“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医药，风俗饮食异宜”，写其多病、少药、不服饮食；“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居异宜之俗，其能郁郁以久乎”，作者实在放心不下，但却又无能为力，只有赠琴，“然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将有得焉。故予作琴说以赠其行，且邀道滋酌酒，进琴以为别”，末尾几句不仅点出写这篇文章的缘由，更主要阐明自己说琴、赠琴的原因。琴声医治了自己的“幽忧之疾”，但愿琴声伴随友人到数千里之外，以平和友人忧郁之心，治疗友人的多疾之体。

　　文章在描写操琴及声响效果上，运用了比喻、象征等一系列的手法，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加以描绘、烘托，仿佛使读者身临其境，去联想、去揣摩。另外，作者在形象基础上又加以对历史的联想，可谓于琴声中发思古之幽情。全文写得含蓄真切，读来十分感人。对琴声的描写，形象、生动。文笔也富于变化，并带有较为浓厚的感情色彩。

　　这首诗是《拟行路难》中的第四首。抒写诗人在门阀制度重压下，深感世路艰难激发起的愤慨不平之情，其思想内容与原题妙合无垠。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此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

　　诗歌起笔陡然，入手便写水泻地面，四方流淌的现象。既没有波涛万顷的壮阔场面，也不见澄静如练的幽美意境。然而，就在这既不神奇又不玄妙的普通自然现象里，诗人却顿悟出了与之相似相通的某种人生哲理。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人的比兴手法，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高低贵贱不同处境的人。“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人的处境，是门第决定的。因此说，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诗人借水“泻”和“流”的动态描绘，造成了一种令读者惊疑的气势。正如清代沈德潜所说：“起手万端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这种笔法，正好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一泻无余的悲愤抑郁心情。

　　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歌呼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心态失去的平衡。然而，举杯消愁愁更愁，就连借以倾吐心中悲愤的《行路难》歌声，也因“举杯”如鲠在喉而“断绝”了。这里诗人有意回避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胸中郁积的块垒，已无法借酒浇除，他便着笔于如何从怅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这种口吻和这笔调，愈加透露出作者深沉浓重的愁苦悲愤的情感，造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诗的结尾，作者才吐出真情。“心非木石岂无感”，人心不是草木，不可能没有感情，诗人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写到这里，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到最大的密度，达到了随时都可能喷涌的程度。不尽情宣泄，不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社会现实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徘徊难进的地步了。有许许多多像诗人一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只能像他那样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这正是人间极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前文中“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是诗人在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之下所倾吐的愤激之词。

　　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从作者的表达情感方式来说，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明代王夫之评论此诗说：“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清代沈德潜评价说：“妙在不曾说破。”准确地指明了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言、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的灵活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

　　此词是作者夜宿燕子楼感梦抒怀之作。上片寻梦，以倒叙笔法写惊梦游园，描写了燕子楼小园的无限清幽之景；下片感梦，抒写凭吊燕子楼，登高远眺，直抒感慨。词中深沉的人生感慨包含了古与今、倦客与佳人、梦幻与佳人的绵绵情事。全词将景、情、理熔于一炉，传达了一种携带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空幻、淡漠感，隐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意境清旷，余味悠然。

　　这首《永遇乐》是一首清丽脱俗的词，抒发对人生宇宙的思考与感慨。词中状燕子楼小园清幽夜景，抒燕子楼惊梦后萦绕于怀的惆怅之情，言词人由人去楼空而悟得的“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之理。

　　上阕写清幽梦境及梦醒后的怅然若失之感。

　　起三句总写秋夜清景，各以霜、水分喻月、风，并小结以“清景无限”，赏爱之心已溢于言外。首句写月色明亮，皎洁如霜；秋风和畅，清凉如水，把人引入了一个无限清幽的境地。“清景无限”既是对暮秋夜景的描绘，也是词人的心灵得到清景抚慰后的情感抒发。“清”字是核心，盖既有夜风清凉之感，又有超越现实之外的清净之意。

　　“曲港”三句接写梦境，静中见动，仍是着力刻画“清景”，只是视点相对集中而已。景由大入小，由静变动：曲港跳鱼，圆荷泻露。鱼跳向上，露泻向下，一上一下，错落有致。鱼跳暗点人静，露泻可见夜深。词人以动衬静，使本来就十分寂静的深夜，显得越发安谧了。

　　“寂寞无人见”一句，含意颇深：园池中跳鱼泻露之景，夜夜可有，终是无人见的时候多；自己偶来，若是无心，虽在眼前，亦不得见。夜深人静之时，人事已歇，自然界却是生机初展，只是这种生机罕为人见，徒形寂寞而已。在梦境中揭示人与自然的矛盾，又以自然之清幽生趣对比人事之无情，则虽云写梦，实是曲写现实。

　　然鱼跳曲港、露泻圆荷虽也不无声响，终不至于惊动梦境。只是三更时候的铿然鼓声才扰人清梦，使清景顿失。词句转从听觉写夜之幽深、梦之惊断：三更鼓响，秋夜深沉；一片叶落，铿然作声。“紞如”和“铿然”写出了声之清晰，以声点静，更加重加浓了夜之清绝和幽绝。悠然如云的梦境倏地被鼓声叶声惊断，不免感到黯然。

　　上阕末三句，写梦断后之茫然心情：词人梦醒后，尽管想重新寻梦，但在茫茫夜色之中，显然已经不可能重睹梦中的“清景”了，故把小园行遍，也毫无所见，只有一片茫茫夜色，夜茫茫，心也茫茫。词先写夜景，后述惊梦游园，故梦与夜景，相互辉映，似真似幻，惝恍迷离。“行遍”二字，尤见执着留恋梦境之态。梦境之舒心逍遥与惊梦游园的黯然神伤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的意趣也从旁得到了昭示。

　　下阕乃醒后述怀，语意沉郁而超然独悟。

　　换头三句是实写心境，写在天涯漂泊感到厌倦的游子，想念山中的归路，心中眼中想望故园一直到望断，极言思乡之切。此句带有深沉的身世之感，道出了词人无限的怅惘和感喟。杜甫曾有诗云：“天畔登楼眼，随春入故园。”苏轼此处当是化用杜诗，写登楼后的思家心理。熙宁四年开始，苏轼外任已七阅寒暑，身心极为疲惫，京城故园欲归无期，情绪不免躁急难忍。“望断”二字，尤见其迫切心情。

　　接下“燕子楼空”三句由自己写到燕子楼的沧桑和佳人盼盼的杳无踪影，由人亡楼空悟得万物本体的瞬息生灭，然后以空灵超宕出之，直抒感慨：人生之梦未醒，只因欢怨之情未断。燕子楼原建何人何时已无考，唐贞元中张尚书镇徐州时曾别筑一新燕子楼以安宠妓盼盼。盼盼妙善歌舞，雅多风态，为感念张尚书深恩，在张去世后，居燕子楼十余年而不改嫁。唐代白居易曾有《燕子楼诗三首序》述其情事，但只言张尚书，未著名，言盼盼而未著姓。旧传张尚书即张建封，盼盼姓关。但清代汪立名撰《白香山年谱》，考为张建封子张愔之事。两说兼陈，并非乱人耳目，只是意在考察史事，尤当慎重也。苏轼叙写有关燕子楼的一段情事，将要眇之情和凄迷之境写得简约而富于理趣，咏写古事而如此超宕，亦用事而传神之典范也。其以示秦观“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并自以为语约事丰，诚非虚妄。张炎、郑文焯亟赏此三句，亦意在抉发用事使典之妙谛。

　　“古今”三句，由古时的盼盼联系到此时的自己，由盼盼的旧欢新怨，联系到自己的旧欢新怨，发出了人生如梦的慨叹，表达了作者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这三句是用庄子“吾与汝，其梦未始觉者也”之意。由古代燕子楼中的佳人到此日登楼览感的倦客，再到古今所有的普罗大众，无一不是寄身梦中。这是苏轼人生哲学的一次集中反馈，它渊源于《庄子·齐物论》：“……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人生如梦，惟醒者知其为梦。可惜自以为醒者，其实仍是在做梦，自视为智者的人仍不免为愚者。因而古今之间，并不是梦者与醒者的不同，而只是所梦内容在旧欢新怨上的差异，古今同此一梦而已。不独如此，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此日苏轼登楼兴感，仿佛是醒者感叹梦者，将来若有人再相登临，面对黄楼夜景，恐也有醒者对梦者的浩叹。然究其极，亦不过是天地古今一梦者而已。醒者是痛苦的，梦者因其梦而反得逍遥。苏轼从庄子哲学中找到了消解痛苦的良药。“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行香子·清夜无尘》）

　　结尾二句，从燕子楼想到黄楼，从当日又思及未来。黄楼为苏轼所改建，是黄河决堤洪水退去后的纪念，也是苏轼守徐州政绩的象征。但词人设想后人见黄楼凭吊自己，亦同此日自己见燕子楼思盼盼一样，抒发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无穷感慨，把对历史的咏叹，对现实以至未来的思考，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终于挣脱了由政治波折而带来的巨大烦恼，精神获得了解放。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苏轼的人生态度不免消极。但在北宋党争频仍，词人迭遭打击的历史条件下，读者是不应苛求古人的。毕竟，超越现实的虚幻慰藉也是古代士人相当普遍的一种精神生存状态。

　　词人将景、情、理熔于一炉，围绕燕子楼情事而层层生发。景为燕子楼之景，情则是燕子楼惊梦后的缠绵情思，理则是由燕子楼关盼盼情事所生发的“人生如梦如幻”的关于人生哲理的永恒追问。全词融情入景，情理交融，境界清幽，风格在和婉中不失清旷，用典体认著题，融化不涩，幽逸之怀与清幽之境相得益彰，充分显示出苏轼造意行文的卓越不凡。

　　这首词深沉的人生感慨包含了古与今、倦客与佳人、梦幻与佳人的绵绵情事，传达了一种携带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空幻、淡漠感，隐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词中“燕子楼空”三句，千古传诵，深得后人赞赏。

　　两千多年来，牛郎织女的故事，不知感动过多少中国人的心灵。在吟咏牛郎织女的佳作中，范成大的这首《鹊桥仙》别具匠心是一首有特殊意义的佳作。

　　“双星良夜，耕慵织懒，应被群仙相妒。”起笔三句点明七夕，并以侧笔渲染。“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岁华纪丽》卷三“七夕”引《风俗通》），与牛郎相会，故又称双星节。此时银河两岸，牛郎已无心耕种，织女亦无心纺绩，就连天上的众仙女也忌妒了。起笔透过对主角与配角心情之描写，烘托出一年一度的七夕氛围，扣人心弦。下韵三句，承群仙之相妒写出，笔墨从牛女宕开，笔意隽永。“娟娟月姊满眉颦，更无奈、风姨吹雨。”形貌娟秀的嫦娥蹙紧了蛾眉，风姨竟然兴风吹雨骚骚然（风姨为青年女性风神，见《博异》）。这些仙女，都妒忌着织女呢。织女一年才得一会，有何可妒？则嫦娥悔恨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可知，风姨之风流善妒亦可知，仙界女性之凡心难耐寂寞又可知，而牛郎织女爱情之难能可贵更可知。不仅如此。有众仙女之妒这一喜剧式情节，虽然引出他们悲剧性爱情。词情营造，匠心独运。

　　“相逢草草，争如休见，重搅别离心绪。”下片，将“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相会情景一笔带过，更不写“忍顾鹊桥归路”的泪别场面，而是一步到位着力刻画牛郎织女的心态。七夕相会，匆匆而已，如此一面，怎能错见！见了又只是重新撩乱万千离愁别绪罢了。词人运笔处处不凡，但其所写，是将神话性质进一步人间化。显然，只有深味人间别久之悲人，才能对牛郎织女心态，作如此同情之理解。“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结笔三句紧承上句意脉，再进一层刻画。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之别离，相逢仅只七夕之一刻，旧愁何其深重，新欢又何其深重，新欢又何其有限。不仅如此。旧愁未销，反载了难以负荷的新恨归去。年年岁岁，七夕似乎相同。可谁知道，岁岁年年，其情其实不同。在人们心目中，牛郎织女似乎总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而已。

　　然而从词人心灵之体会，则牛郎织女的悲愤，乃是无限生长的，牛郎织女之悲剧，乃是一部生生不灭的悲剧，是一部亘古不改的悲剧。牛郎织女悲剧的这一深刻层面，这一可怕性质，终于在词中告诉人们。显然，词中牛郎织女之悲剧，有其真实的人间生活依据，即恩爱夫妻被迫长期分居。此可断言。“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窦娥冤》曲词）

　　此词在艺术造诣上很有特色。词中托出牛郎织女爱情悲剧之生生不已，实为匪夷所思。以嫦娥风姨之相妒情节，反衬、凸出、深化牛郎织女之爱情悲剧，则是独具匠心的。（现代黑色幽默庶几近之）全词辞无丽藻，语不惊人，正所谓绚烂于归平淡。范成大之诗，如其著名的田园诗，颇具泥土气息，从这里可以印证之。最后，应略说此词在同一题材的宋词发展中之特殊意义。宋词描写牛郎织女故事。多用《鹊桥仙》之词牌，不失“唐词多缘题”（《花庵词选》）之古意。其中佼佼者，前有欧阳修，中有秦少游，后有范成大。欧词主旨在“多应天意不教长”，秦词主旨在“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成大此词则旨在“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可见，欧词所写，本是人之常情。秦词所写，乃“破格之谈”（《草堂诗馀隽》），是对欧词的翻新、异化，亦可说是指出向上一路。而成大此词则是对欧词的复归、深化。牛郎织女的爱情，纵然有不在朝暮之高致，但人心总是人心，无限漫长之别离，生生无已之悲剧，决非人心所能堪受，亦比高致来得更为广大。故成大此词，也是对秦词的补充与发展。从揭橥悲剧深层的美学意义上说，还是是对秦词之一计算。欧、秦、范三家《鹊桥仙》词，呈现一否定之否定路向，显示了宋代词人对传统对人生之深切体味，亦体现出宋代词人艺术创造上不甘逐随他人独创精神，当称作宋代词史上富于启示性之一佳话。

　　这是一首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全诗八句四十字，展示了唐末农民遭受的严重剥削，表达了作者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深切关怀与同情。这首诗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鲜明的对比，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把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描写得历历如绘，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烘托得淋漓尽致，同时充分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

　　诗的前四句为第一层，主要描写残酷的高利贷剥削给广大农民所带来的剜心割肉般的痛楚。

　　开篇就揭露封建社会农村一种典型“怪”事：“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写出了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被迫借贷的悲惨境地。二月还未着手养蚕，五月稻子尚处青苗期，然而，贫苦的农民迫于生计，为济燃眉之急，竟不得不以未来的新丝、新谷作抵押，借上“驴打滚”的高利贷。“二”“五”月极言时间之早，这么早就背上阎王债，足以说明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骨枯髓干的地步。“卖”“粜”状其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农民的辛酸血泪和无比痛苦。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两句，运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高利贷吮血噬骨的残酷剥削本质。“眼前疮”固然比喻眼前急难，“心头肉”固然比喻丝谷等农家命根，但这比喻所取得的惊人效果决非“顾得眼前顾不了将来”的概念化表述能及万一。剜却性命攸关的“心头肉”以疗眼前毒疮，是迫不得已，其后果更是不堪想象。旧伤未愈添新伤，穷困伴着死亡行，这就是对当时广大农民濒临绝境的高度概括和生动写照。“挖肉补疮”，自古未闻，但如此写来最能尽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诗的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直抒胸臆，尽吐胸中块垒，表达诗人对解决正在激化中的社会矛盾的希望和设想，深寄对“君主”的讥刺之意，表达改良现实的愿望，颇合新乐府倡导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诗人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反映出作者存在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君王”所代表的个人利益。

　　“君王”之“烛”只照地主豪绅，权贵达官，而其光不可射及逃亡的农舍，即客观反映其一向只代表豪富的利益而不恤民病，不满之意见于言外，妙在运用反笔揭示皇帝昏聩，世道不公。

　　“绮罗筵”与“逃亡屋”构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两极分化的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增强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农家卖青破产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点出其结果必然是：“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呼号而转徙，饥渴而顿踣”，“非死而徙尔”（柳宗元《捕蛇者说》），充满作者对田家的同情，并含蓄而尖锐地讥刺了“君王”的不恤黎庶，使读者能够透过黑暗的社会现实，思味出那激化社会矛盾的真正罪手。

　　这首诗之所以向为人们所传诵，除了它真实而带有高度概括性地再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农民的痛苦生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还在于它有高超的表现技巧。

　　首先，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对农民被迫借取高利贷及其更惨痛的后果，诗人并未明白道出，而是用“剜却心头肉”以“医得眼前疮”来比喻之。剜肉补疮，并非根本的疗毒之策，它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新局面。这样以剜肉补疮来比喻农民以借高利贷济燃眉之急，是再形象不过了，也是再具有高度概括力不过的了。这个比喻，一方面使诗歌的形象具备了可感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使有限的形式容纳了无限广阔深厚的社会内容。

　　其次，鲜明的对比手法的运用，把封建社会中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给历历如绘的描写出来了。“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本是对“君王”的希冀之语，但其中却包含了双重对比的意味。从“君王”的角度来说，恩泽不均，只顾富室，不恤贫苦，这一对比，就把“君王”的阶级立场给鲜明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一边是权贵豪门华丽的衣着，丰盛的筵宴，一边却是无衣无食，贫困破产，逃亡在外。这一对比，就把地主富室用高利贷剥削农民的严重恶果给突现出来了。如此形象的对比，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给烘托得淋漓尽致。

　　此外，这首诗的语言颇质朴通俗，感情也很真诚感人，充分显示了聂夷中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胡震亨论唐诗，认为聂夷中等人“洗剥到极净极省，不觉自成一体”，而“夷中诗尤关教化”（《唐音癸签》），从此诗即可看出。其所以如此，与语言的朴素凝炼同取材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