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黄州端午节一派清新升平气象。“银塘朱槛麹尘波,圆绿卷新荷”,描绘宜人的美景。一“银”,一“朱”,一“麹尘”,一“圆”,一“绿”,一“新荷”,组缀成五月百色争妍的风景图,颇有“晴沙金居色,春水麹尘波。红簇交枝杏,春含卷叶荷”(白居易《春江闲步赠张山人》)的神韵。“兰条荐浴,菖花酿酒”,笔锋一转,由写大自然进入到写民俗生活:绿兰枝浸水而浴,绿菖蒲酿酒而饮。整个生活,沉浸在浓郁的节日气氛中,身心愉快。最后一句为点睛之笔,将上述四句的意境概括为“天气尚清和”,世界上一切都是清新的、和好的、升平的。
下片,写苏轼与徐君猷一起欢度端午节日。“好将沉醉酬佳节,十分酒,一分歌”,开头三句,承上启下,将酬节“沉醉”,伴之以“歌”,将欢欣谐趣的两位官员描绘得十分传神。“好将”二字,起到贯连上片与下片的主脉作用。“狱草烟深,讼庭人悄,无吝宴游过”,是苏轼承上升平景象而吐出的酒后真言:太守治州有方,无人犯罪,遗爱人世,百姓安居,可以称之为“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清泰政治。这正是苏轼借题抒发爱民思想的用意。自然,这次端午酬节超过正常性的游宴就没有什么可吝惜的了。字里行间渗透苏轼与徐君猷志同道合的情谊与痛快淋漓之才思。
全词,名为写端午酬节风俗,欣赏五月自然风光,实是借题发挥,歌颂徐君猷的善施政德,使民安乐的功绩,表露苏轼自己的忠君爱国忧民的愿望。上片结尾处“天气尚清和”,收而未尽,为下片留出余地,正好是下片起句“好将沉醉酬佳节”的过片句,由咏景而转向写人,起了承递作用,景情融合。
此诗与《大雅·生民》《大雅·公刘》《大雅·緜》《大雅·皇矣》《大雅·文王》诸篇相联缀,俨然形成一组开国史诗。从始祖后稷诞生、经营农业,公刘迁豳,太王(古公亶父)迁岐,王季继续发展,文王伐密、伐崇,直到武王克商灭纣,可以说是把每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写到了,所以研究者多把它们看作一组周国史诗,只是《诗经》的编者没有把它们按世次编辑在一起,而打乱次序分编在各处。朱熹说它和《大雅·文王》那篇一样,“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其实此诗很难看出是周公所作,也很难看出有警戒成王的意思。总观这组六篇诗文,不过是周王朝统治者为歌颂祖先功德,追述开国历史的显赫罢了。
全诗八章。历代各家的分章稍有不同,这里是根据诗意确立的。第一、二、四、七章章六句,第三、五、六、八章章八句。排列起来,颇有参差错落之美。
首章先从赞叹皇天伟大、天命难测说起,以引出殷命将亡、周命将兴,是全诗的总纲。次章即歌颂王季娶了太任,推行德政。三章写文王降生,承受天命,因而“以受不国”。四章又说文王“天作之合”,得配佳偶。五章即写他于渭水之滨迎娶殷商帝乙之妹。六章说文王又娶太姒,生下武王。武王受天命而“燮伐大商”,与首章遥相照应。七章写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敌军虽盛,而武王斗志更坚。最后一章写牧野之战的盛大,武王在姜尚辅佐之下一举灭殷。全诗时序井然,层次清楚,俨然是王季、文王、武王三代的发展史。
诗篇以“天命所佑”为中心思想,以王季、文王、武王三代相继为基本线索,集中突现了周部族这三代祖先的盛德。其中,武王灭商,是此诗最集中、最突出要表现的重大历史事件,写王季、太任、文王、太姒,不过是说明周家奕世积功累仁,天命所佑,所以武王才克商代殷而立天下。所以,诗人著笔,历述婚媾,皆天作之合,圣德相配。武王克商,也是上应天命、中承祖德、下合四不的。因此,尽管诗意变幻不已,其中心意旨是非常清楚的。全诗虽然笼罩着祀神的宗教气氛和君权神授的神学色彩,其内在的历史真实性一面,还是有认识价值的。
这是一首叙事诗,但它并不平铺直叙地叙事。文王两次迎亲的描述,生动具体;牧野之战的描绘,更显得有声有色。“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一连三个排比句子,真可谓把战争的威严、紧迫的气势给和盘托出了。“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虽然写出了敌军之盛,但相比之下,武王的三句誓师,更显得坚强和有力。“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虽然仅仅描写了一句,也似乎让人看到了姜太公的雄武英姿。至于它有详有略、前呼后应的表现手法,更使诗篇避免了平铺、呆板和单调,给人以跌宕起伏、气势恢宏而重点突出的感觉。这些,在艺术上都是可取的。诗中的“小心翼翼”、“天作之合”等句也早已成为著名的成语,在现代汉语中仍有很强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