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了这样一幅场景：一位久居城里的官员，得空到乡间去放风游览，吃的是农家菜，住的是农家院，于是由衷地羡慕起田园生活来。
前四句写“赵叟”的生活环境，以及其高洁的品行与美好的生活情趣；中间四名描写赵叟日常生活，极富田园情趣；最后写此次宴饮的场面，呈现出一幅和谐闲适的田园生活的画面。全诗写得自然流畅，诗人在字里行间表现出的，都是对隐居生活的向往和对主人生活情趣的赞美。
首句“虽与人境接”，说明这位赵姓老人的家离城市并不远，可能就在郊区。虽然住的地方不是很偏远，但是“闭门成隐居”，过的就是闲静的田园生活。这两句诗颇有点“心远地自偏”的味道。接下来的二句，诗人对赵叟进行了赞美，谓赵叟能谈玄，有儒行。诗人先把主人比成庄子，又拿孔子来比喻，皆是称赞主人既有高洁的品行，又有美好的生活情趣。
“深巷斜晖静，闲门高柳疏”，写赵叟每日所见，深巷里的夕阳斜照之情景，营造出了静美的氛围。“荷锄修药圃，散帙曝农书”，写的是赵叟日常所为，侍弄田地，整理书籍，既有体力劳动，又有脑力劳动，悠闲而舒适，极富田园情趣。
接下来诗人笔锋一转，最后四句回到宴饮来，写此次宴饮的场面。“上客摇芳翰”，写“上客”的活动，体现了钦佩之情；“中厨馈野蔬”写主人的在准备饮食。最后两句则是一个长镜头，先是主人与朋友们在客厅里痛饮，然后镜头拉远，柴门出现了，柴门外的景色出现了，人物活动在优美的自然景色之中，呈现出一幅和谐闲适的田园生活的画面。
上片写情侣相逢和追忆，用了几个大起大落的顿挫转折，将当前和往昔的时间线纠结成一团乱麻。“几度凤楼同饮宴”，是追忆往昔的欢乐；“此夕相逢”突然拉回到今晚；“却胜当时见”，又立即将今天比回到过去；“低语前欢”，又拉回现在的情景，而“低语”的，虽是“前欢”，但看到的却是昔日爱侣由于情感复杂而“频转面”，由于喜中含悲而“双眉敛恨春山远”。难忘的旧情，离别的痛苦、长久的思念，意外的重逢，这些复杂的经历和情感在某个时间地点如果突然交织在一起，自然会触发情感的猛烈撞击和引起思维的纷繁扰乱，词中出现的忽今忽昔，忽喜忽悲的跌宕起伏，正是体现了这种极度的复杂和矛盾情感。
下片写短暂相逢后的再别之痛。在蜡泪频流的烛光下，在羌笛声声的怨曲中，她情知将别，“偷整罗衣”，是为了掩饰她内心的慌乱，想说出自己的心思，又因为大庭广众之中，难于启齿，索性装出一副懒洋洋的样子，以掩盖内心的矛盾；而他什么话也无法说，只是“醉里不辞金爵满”，毫不推辞地一杯接着一杯。然而，“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这时，酒宴上奏起了离歌《阳关三叠》：“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更是令他肝肠寸断。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这首词的上片写女主人及其扇的特点。下片写扇上的水月梅图画。本词是咏女主人的扇，但女主人是谁？杨铁夫《吴梦窗词笺释》认为是去姬，他说：“此扇必去姬所遗物，为陈藏一所绘者。”俞陛乘《唐五代两宋词选释》认为此词“为道女题扇而作”。吴文英词中是有为道女题扇之作的，如《朝中措·题阑室道女扇》。从本词内容来看，这是题陈藏一所藏或所绘的道女扇的一首词。
这首词的主旨是题扇，主要是歌咏扇上的“水月梅”图画。全词在描写扇的主人、扇的质料以及扇的图画时，都强调了它的清白、纯洁的特点。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梦窗精于造句，超逸处，则仙骨珊珊，洗脱凡艳。”这首词正是具备这种超逸风格，词中水月梅品的清高，扇子的女主人也仙骨珊珊，物与人都洗脱了凡艳。
这是一首明写客中思家实则蕴含作者故国之思的小令。
上片侧重写景，景中含情。起首写因笛声撩人心魄而引起思乡之情。汉代马融居平阳时，听客舍有人吹笛甚悲，因思念洛阳亲友，作《笛赋》。李白也有《春夜洛城闻笛》诗。小令从一开始便定下深沉的思念故乡、故友的感情基调。次句山前水阔暝云低”，写作者因闻笛而起故乡之思，不禁引颈往故乡方向眺望，然而却是茫茫的一片春水和低垂的暝云，这一画面在缕缕凄侧的笛声中推出，更给人一种压抑、低沉的感觉。所谓景语亦即情语。在这两个画面的背后。读者似亦可窥见作者此时的心境。三四句继续写眼前所见之景。此句燕子千里，自己也流暝千里，有如断梗漂萍，随波逐浪。白居易《长恨歌》中形容在仙界的杨贵妃的孤寂形象。中国古代诗人似总喜以雨与黄昏为背景来寄托其愁绪，如“丁香空结雨中愁”等等，那么雨中梨花亦可作为寄托愁绪之意象了。上片侧重写眼前之景，景中含情，不言愁而愁自现。
“最是过变不可断了曲意”（《词源》），下片侧重抒情，将上片压抑在画面背后的愁绪直抒而出。过片前三句写自己对故乡的怀念。“修禊”，“卖饧”均为古代民俗，作者将两个节日名列出，我们似可看到飘零异乡的游子正扳着手指算着临近的故乡节日。“故乡唯有梦相随”，一个“唯有”道尽了作者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深深苦衷。作者在《渡江云》一词中这样形容自己飘泊他乡的情景：“荒州古溆，断梗疏萍，更飘流何处？”也许写自己在梦中对故乡的思念，尚未能尽意，接下便以具体的动作写自己的思乡情怀：昨夜里不得安眠，愁绪无法排遣，漫步江头，折得一枝新柳归来，虽非故乡苏堤上的，但也令人愁眉不展，足以撩动思乡之愁了。杨柳原为离别的象征，远离故乡折柳，实只能徒增烦恼。作者在《朝中措》中也写道：“折得一枝杨柳，归来插向谁家？”
这首小令无论是写景或抒情，都极为自然，没有丝毫的做作与矫饰。作者还成功地运用寻常之景，眼前之物，铺排渲染，深切动人地把主题由浅入深、由隐至现地表露出来，显示了作者捕捉意境，表达情感方面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