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是郭沫若早期诗歌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一方面通过对自然景观的真实反映，展示了大自然雄伟和壮丽的景色；另一方面，自然形象成为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的鲜明反映，是五四时期那种时代狂飙的象征，是那种向旧世界、旧文化、旧传统猛烈冲击的时代精神的象征。作者借这首诗想要告诉人们：科学的文明，人民的觉醒，终将彻底推翻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这首诗意境壮阔，充斥着浪漫主义色彩，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这是一幅惊心动魄的力的画图，力的颂歌。写作这首诗的时候，作者正在日本福冈的九州大学医学部留学，那是在中国的“五·四”运动爆发不久的时间。“五·四”运动所产生的伟大的“力波”越过太平洋，直接震动了时刻感应着时代脉搏的年青气盛的郭沫若，使他的如椽之笔，得到了纵横挥写的创作契机。诗中描绘的滚滚洪涛的景象，正是“五·四”运动巨大声势的象征。再推开一层说，也是世界潮流的大工业生产规模的具体象征。“五·四”运动对于中国，正如滚滚而来的洪涛一般，它正以巨大的破坏力，冲决一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思想罗网，同时以伟大的创造力建树崭新的科学与民主的现代文明。“五·四”运动所展示的中国未来，是光辉灿烂的图景。
从第二个更宏观的思想层次说，世界潮流的大工业生产，也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日本，冲向中国，并且势将蔓延到全球各个角落，这是历史前进的不可阻挡之势。诗中所描绘的全部力的形象，同样可以看作是新兴生产力战胜落后生产力的强起奋进图。诗人在同年写的《笔立山头展望》一诗中曾以极大的热情歌颂这种新兴的生产力：“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互相参照印证，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诗的思想内容。
这首诗堪称为郭沫若早期“火山爆发式”的诗歌代表作之一，从其诗歌中最能感受到“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据作者说，在那段时间里，“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我的作诗的经过》）阅读这首诗，读者最突出的感受正是这种惠特曼式的“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它是在感情激荡时一气呵成的，是火山爆发喷涌而出的岩浆，其气势汹涌，灼热逼人，使得后代的读者也感同身受。郭沫若一向主张，诗不是“作”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作”有造作之意，而“写”字在古汉语中可以和“泻”字通用。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写于1919年9、10月间。其时郭沫若受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的冲击，决然从日本渡海回国。当他置身于日本横滨的海岸，面对浩渺无边的大海，那惊天的激浪和着时代的洪流一起撞击着他的胸怀。于是，在诗人的笔下出现了一幅雄奇壮伟、流动奔突的画面。于是诗人写下这首对于力的赞歌，正是那种向旧世界、旧文化、旧传统猛烈冲击的时代精神的象征。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是郭沫若早期诗歌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一方面通过对自然景观的真实反映，展示了大自然雄伟和壮丽的景色；另一方面，自然形象成为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的鲜明反映，是五四时期那种时代狂飙的象征，是那种向旧世界、旧文化、旧传统猛烈冲击的时代精神的象征。作者借这首诗想要告诉人们：科学的文明，人民的觉醒，终将彻底推翻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这首诗意境壮阔，充斥着浪漫主义色彩，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这是一幅惊心动魄的力的画图，力的颂歌。写作这首诗的时候，作者正在日本福冈的九州大学医学部留学，那是在中国的“五·四”运动爆发不久的时间。“五·四”运动所产生的伟大的“力波”越过太平洋，直接震动了时刻感应着时代脉搏的年青气盛的郭沫若，使他的如椽之笔，得到了纵横挥写的创作契机。诗中描绘的滚滚洪涛的景象，正是“五·四”运动巨大声势的象征。再推开一层说，也是世界潮流的大工业生产规模的具体象征。“五·四”运动对于中国，正如滚滚而来的洪涛一般，它正以巨大的破坏力，冲决一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思想罗网，同时以伟大的创造力建树崭新的科学与民主的现代文明。“五·四”运动所展示的中国未来，是光辉灿烂的图景。
从第二个更宏观的思想层次说，世界潮流的大工业生产，也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日本，冲向中国，并且势将蔓延到全球各个角落，这是历史前进的不可阻挡之势。诗中所描绘的全部力的形象，同样可以看作是新兴生产力战胜落后生产力的强起奋进图。诗人在同年写的《笔立山头展望》一诗中曾以极大的热情歌颂这种新兴的生产力：“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互相参照印证，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诗的思想内容。
这首诗堪称为郭沫若早期“火山爆发式”的诗歌代表作之一，从其诗歌中最能感受到“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据作者说，在那段时间里，“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我的作诗的经过》）阅读这首诗，读者最突出的感受正是这种惠特曼式的“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它是在感情激荡时一气呵成的，是火山爆发喷涌而出的岩浆，其气势汹涌，灼热逼人，使得后代的读者也感同身受。郭沫若一向主张，诗不是“作”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作”有造作之意，而“写”字在古汉语中可以和“泻”字通用。
这首诗是杜甫与岑参兄弟同游渼陂时所作，描写了不同天气情况下渼陂的不同景象，表达了自己的独特感受，抒发了人生哀乐无常的感慨。全诗想象丰富而神奇，充满浓厚的浪漫气息。
诗开篇二句交待游览缘由后，即迅疾转入对渼陂景色的描写，暗示诗人对渼陂向往已久。诗写岑参兄弟之“好奇”实亦诗人自己之“好奇”。然而不料风云空变，刚到渼陂即逢狂风大作，雨云密布，天色骤变，渼陂顿时波涛万顷，天地黯淡无光，碧绿而透明的万顷波涛，像堆积着片片琉璃，显得很神很阴森可怖。本来极高的兴致一下子变成了忧思，是否会葬身鱼腹已难逆料，而眼前的恶风巨浪更随时会将小舟掀翻水底，“何嗟及”表明了这时的真实感受。这种天气一般地说是不宜于乘船出游，岑氏兄弟却偏要“琉璃汗漫泛舟入”，他们的兴致真高，他们果真“好奇”，但诗人提心吊胆，生怕给风浪打翻了船，因此说“事殊兴极忧思集”，“鼍作鲸吞不复知，恶风白浪何嗟及”。这里不一定真有鼍龙，这么说，只是为了增加神秘感。“鼍作鲸吞”是说鼍龙像鲸鱼那样将人吞下，不是说这里还有鲸。
俗话说，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急风骤雨来得突然，去得也迅疾。开船以后没想到很快就云浄天空、风平浪静，诗人不觉转忧为喜，便心旷神怡地欣赏起种种湖山胜景来了。中流有菱叶、荷花，陂水无疑不深。所谓“沉竿续蔓深莫测”“宛在中流渤澥清”，不止是一般的艺术夸张，还是在写一种因见水中山峰倒影而引起的幻觉和想象：渼陂南面大半边水面浸满了终南山的倒影，山影动摇，水波荡漾，山光水色，交融在一起，把陂水映得黑洞洞的，仿佛深得没有底，船行陂中，就像到了清澄的海上一般。接着，诗人写日暮游艇从中流移近南岸的情形。施鸿保解说“船舷暝戛云际寺”句云：“注：舷，船边也。戛，轹也，此谓船经过之声。今按船在陂中，寺在岸上，如何经过且有声？注引《长安志》：云际山大定寺在鄠县东南六十里。渼陂在鄠县西五里。不但相去甚远，一在县东南，一在县西，则尤不能经过。此句犹下‘水面’句，皆指水中倒影而言：云际之寺，远影落波，船舷经过，如与相戛。”指出这两句皆就水中倒影而言，可算是懂得了作者的用心所在了。船舷是实，山寺倒影是虚，虚实相戛，匪夷所思，足见构思之奇。身在船中，不能见所在的船舷与山寺倒影相戛；能见者，必是他人之船。在诗人想象中不必如此拘解，但也可见此行游艇非止一艘。
然后写“月下见闻之状：灯火遥映，如骊龙吐珠。音乐远闻，如冯夷击鼓。晚舟移棹，如群龙争趋。美人在舟，依稀湘妃汉女。服饰鲜丽，仿佛金支翠旗”。仇兆鳌对这一段诗的理解是正确的。一天的快游即将结束，主人兴犹未阑，趁月出东山，华灯初上，便命鼓乐大作，歌舞纷陈，群舟竞渡将游赏乐事推到了高潮。诗写到了这里，也随着进入了高潮。末尾说忽然天又变得漆黑，一场雷雨眼看即将来临，于是诗人便从夏日阴晴变化莫测转到慨叹人生哀乐无常作结。
诗作里诗人采用了一些诗歌手法，加上比喻等修辞手法，将不同方位，一天中不同时间段的渼陂，不遗余力地展示出来，即使是没有亲身领略过的人，也能从中感受它的奇异风光。杜甫诗向以写实著称，山水写景也被人称为“图经”，因此这首诗的神奇想象就特别引人注目，体现了杜甫诗艺术创造的多样性成就。
这是一首送别词。上片写送别的情景。词人的朋友宇文德和被召赴行在所，词人为他饯行，坐在榕树之阴，痛饮美酒，以壮其行。二人依依难舍，全然没有顾及到叠鼓频催，促人登舟。二人一直饮到暮色苍茫新月已经悄悄地徘徊于山巅。离愁缕缕，有如秋水，二人不忍遽别。友情之深，留恋之意尽在不言之中，场面由热烈而渐次清静，又为二人留下许多畅叙衷肠的机会。由月上暮山，到次日天明，晓帆将开，二人皆已醉意朦胧，纵然难舍，也到了不得不分手的时候。
换头，化愁为慰，友人被召赴行，词人对他寄予殷切的希望，也许可以为抗金贡献力量，现在友人全家都欢欢乐乐地走了，江上行船要忘掉一切疑虑，江边的鸥鹭也不要猜疑。最后他借苏轼鸿雁归来的典故说明南宋朝廷的形势是好的，此去也许会一帆风顺。词人和他的友人都是主战派，当时秦桧之流为了卖国求荣，陷害了许多爱国大臣，鉴于宇文德和被召、吉凶未卜，尚有隐忧，故词人写词鼓励他、宽慰他，同时也把抗金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词人襟怀坦白，眼界开阔，忧国之意常现于笔端，虽为送别之词，却未写一般的离愁别绪，政治上的志同道合使全词充溢着浩然正气和豪放之情。
全诗以一征人口吻凄凄惨惨道来，别有一份无奈中的苦楚。一、二两章以“何草不黄”、“何草不玄”比兴征人无日不在行役之中，似乎“经营四方”已是征夫的宿定命运。既然草木注定要黄、要玄，那么征人也就注定要走下去。统帅者丝毫没有想到：草黄草玄乃物之必然本性，而人却不是为行役而生于世，人非草木，当不能以草木视之。而一句“何人不将”，又把这一人为的宿命扩展到整个社会。可见，此诗所写绝不是“念吾一身，飘然旷野”的个人悲剧，而是“碛里征人三十万”（唐李益《从军北征》）的社会悲剧。这是一轮旷日持久而又殃及全民的大兵役，家与国在征人眼里只是连天的衰草与无息的奔波。
因此，三、四两章作者发出了久压心底的怨怼：我们不是野牛、老虎，更不是那越林穿莽的狐狸，为何却与这些野兽一样长年在旷野、幽草中度日？难道我们生来就与野兽同命？别忘了，我们也是人！
不过，怨终归是怨，命如草芥，生同禽兽的征夫们并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他们注定要在征途中结束自己的一生。他们之所以过着非人的行役生活是因为在统治者眼中他们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群战争的工具而已。所以，怨的结局仍然是“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这种毫无希望、无从改变的痛苦泣诉，深得风诗之旨，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征人的悲苦，故清方玉润慨道：“盖怨之至也！周衰至此，其亡岂能久待？编诗者以此奠《小雅》之终，亦《易》卦纯阴之象。”（《诗经原始》）一首如泣如诉的征人小诗，后人看到的却是周室的灭亡，这也许是“用兵不息”者万万没有想到的。
此诗的后两章很善于借景寄情，方玉润云：“纯是一种阴幽荒凉景象，写来可畏。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诗境至此，穷仄极矣。”（同上）诚哉斯言。
首二句极写楚都之荒凉。想当年楚地何等博大，楚都何等繁华，楚之君臣何等威赫，而今却“丘坟满目衣冠尽，城阙连云草树荒。”衬映这古城阙的却只是这连片的坟墓、无边的荒草和野树。这一苍茫的历史感慨不少诗人描写过，李白“吴宫花草埋出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登金陵风凰台》）便是典型一例：但在韩愈却有独到喟叹，也直谏获罪，几临杀头，死亡之念时刻袭上心头，拂逆不去。刚出京，便瞩远来的侄孙准备收拾自己的骨殖：“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商山道上，不堪惊吓与劳顿的幼女又死了。因而，首句取丘坟这一阴森凄冷的意象，是在吊古的情怀中裹掖着现实的困惑，自伤的意味。丘坟满目，是眼前近景，城阙连云，是辽阔远景，是茫茫宇宙空间，衣冠尽，却是心中情，是感喟，是浓缩的历史的情绪化表现。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乔壁怀古》）造意与此相似，只是取象不同。韩愈在即目所见的空间中看出严峻的时间性，看出人生的短暂与飘忽。历史千载，唯留丘坟。那当年的君臣士大夫都带着他们的功业和追求，走向默默无闻的寂寞，进入无边的荒凉，为这荒草野树所遮掩。这是多么令人脊冷心寒的。而诗人想到自己为了信仰抗颜犯谏，受尽磨难，走向遥遥贬途，将来又什么都不能留下，找不到未来的寄托。字里行间表达了苦涩的悲凉茫然的心绪，感受到那空荡荡没有着落的傍徨情态。城阙连云，从艺术手法看，是小景物作了大景物的坐标，使眼前景更趋逼真贴切，但从感情脉络看，目极天地，正是困惑苦闷的心绪寻求解脱与寄托的寻觅求索。
这时，仿佛万籁静寂中一声鸡啼，郁闷窒息中一股凉风，诗人惊喜地发现了一座祠庙： “犹有国人怀旧德，一间茅屋祭昭王。”他急急上前问询，方知“旧庙屋极宏盛，今惟草屋一区，然问左侧人，尚云每岁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虽一草苴茅屋，诗人却如获得了极大的慰安而心花怒放了。楚昭王当年曾击退吴国入侵，收复失土，这一功德千百年后仍为人所缅怀，享受祭祀。而自己“欲为圣朝除弊事”之举正是为天下人民免除愚昧和苦难，显然，诗人从茅屋祀昭王中悟出了事业的真谛、生命的价值与归宿。初起的彷徨悲凉为之一变，恢复了自信，增强了九死不悔的决心。
整首诗写出荒凉的感觉而又意味深长。其中“城阙连云”是想象之境，想象昔年楚国盛世，而今却只剩下“草树荒”；末尾“一问茅屋”四字，更极尽盛衰之慨。然而屋宇虽小，后人追缅情怀并未衰绝。末句颇有风致。抚今追昔，再亲临其地凭吊，恐怕更别有一番况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