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奔赴前线的戍边将士听到前方部队首战告捷的消息时的欣喜心情,反映了唐军强大的战斗力。
“大漠风尘日色昏”,由于中国西北部的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均呈自西向东或向东南走向,在河西走廊和青海东部形成一个大喇叭口,风力极大,狂风起时,飞沙走石。因此,“日色昏”接在“大漠风尘”后面,并不是指天色已晚,而是指风沙遮天蔽日。但这不光表现气候的暴烈,它作为一种背景出现,还自然对军事形势起着烘托、暗示的作用。在这种情势下,唐军不是辕门紧闭,被动防守,而是主动出征。为了减少风的强大阻力,加快行军速度,战士们半卷着红旗,向前挺进。这两句于“大漠风尘”之中,渲染红旗指引的一支劲旅,好像不是自然界在逞威,而是这支军队卷尘挟风,如一柄利剑,直指敌营。这就把读者的心弦扣得紧紧的,让人感到一场恶战已迫在眉睫。读者会悬想:这支横行大漠的健儿,将要演出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场面呢?
在这种悬想之下,再读后两句:“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这可以说是一落一起。读者的悬想是紧跟着刚才那支军队展开的,可是在沙场上大显身手的机会却并没有轮到他们。就在中途,捷报传来,前锋部队已在夜战中大获全胜,连敌酋也被生擒。情节发展得既快又不免有点出人意料,但却完全合乎情理,因为前两句所写的那种大军出征时迅猛、凌厉的声势,已经充分暗示了唐军的士气和威力。这支强大剽悍的增援部队,既衬托出前锋的胜利并非偶然,又能见出唐军兵力绰绰有余,胜券在握。
从描写看,诗人所选取的对象是未和敌军直接交手的后续部队,而对战果辉煌的“前军夜战”只从侧面带出。这是打破常套的构思。如果改成从正面对夜战进行铺叙,就不免会显得平板,并且在短小的绝句中无法完成。现在避开对战争过程的正面描写,从侧面进行烘托,就把绝句的短处变成了长处。它让读者从“大漠风尘日色昏”和“夜战洮河北”去想象前锋的仗打得多么艰苦,多么出色。从“已报生擒吐谷浑”去体味这次出征多么富有戏剧性。一场激战,不是写得声嘶力竭,而是出以轻快跳脱之笔,通过侧面的烘托、点染,让读者去体味、遐想。这一切,在短短的四句诗里表现出来,在构思和驱遣语言上的难度,应该说是超过“温酒斩华雄”那样一类小说故事的。
这首诗传诵一时,并奠定了钱起在诗坛的不朽声名。
诗题“湘灵鼓瑟”,摘自《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诗句,其中包含着一个美丽的传说——舜帝死后葬在苍梧山,其妃子因哀伤而投湘水自尽,变成了湘水女神;她常常在江边鼓瑟,用瑟音表达自己的哀思。
根据试帖诗紧扣题目,不得游离的要求,诗人在开头两句就概括题旨,点出曾听说湘水女神擅长鼓瑟的传说,并暗用《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的语意,描写女神翩然而降湘水之滨,她愁容满面、轻抚云和瑟,弹奏起如泣如诉哀伤乐曲。动人的瑟声首先引来了水神冯夷,他激动地在湘灵面前伴乐狂舞,然而一个“空”字,说明冯夷并不理解湘灵的哀怨;倒是人间那些被贬谪过湘水的“楚客”,领略了湘灵深藏在乐声里的哀怨心曲,禁不住悲从衷来,不忍卒闻。
接下来,诗人着意渲染瑟声的感染力。“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瑟声哀婉悲苦,它能使坚硬的金石为之凄楚;瑟声清亢响亮,它可以响遏行云,传到那穷高极远的苍穹中去。瑟声传到苍梧之野,感动了寄身山间的舜帝之灵,他让山上的白芷吐出芬芳,与瑟声交相应和,弥漫在广袤的空间,使天地为之悲苦,草木为之动情。
中间这四句,诗人张开想象的翅膀,任思绪在湘水两岸、苍梧之野、洞庭湖上往复盘旋,写出了一个神奇虚幻的世界。
“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这两句写湘灵弹奏的乐曲同舜帝策动的芳香在湘水之源交织汇合,形成一股强劲的悲风,顺着流水,刮过八百里洞庭湖。
至此,乐曲进入了最高潮,感情达到了白热化。凭藉着诗人丰富的想象,湘灵的哀怨之情得到了酣畅淋漓的抒发和表现。然而全诗最精采的还不在于此,令全篇为之生辉的是结尾两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旧唐书·钱徵传》称这十个字得自“鬼谣”,其实无非说这两句诗是钱起的神来之笔。此联的妙处有:
一是突然转折,出人意料。在尽情地描写乐曲的表现力之后,使乐曲在高潮中戛然而止,这是一重意外;诗境从虚幻世界猛然拉回到现实世界,这是又一重意外。二是呼应开头,首尾圆合。全诗从湘水女神出现开始,以湘水女神消失告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结尾两句如横空出世,堪称“绝唱”,但同时又是构成全篇整体的关键一环;所以虽然“不”字重出,也在所不惜。作者敢于突破试帖诗不用重字的规范,确属难能可贵。三是以景结情,余音袅袅。诗的前面大部分篇幅都是运用想象的画面着力抒写湘水女神的哀怨之情,结尾一笔跳开,描写曲终人散之后,画面上只有一川江水,几峰青山。这极其省净明丽的画面,给读者留下了思索回味的广阔空间:或许湘灵的哀怨之情已融入了湘江绵绵不断的流水,或许湘灵美丽的倩影已化成了江上偶露峥嵘的数峰青山,或许湘灵和大自然熔为一体,年年岁岁给后人讲述她那凄艳动人的故事,或许湘灵的瑟声伴着湘江流水歌吟,永远给人们留下神奇美妙的遐想。这一切的一切,都尽在不言之中了。宋代词论家有“以景结情最好”之说,恐怕是从这类诗作中得到的启迪。
这三首小令都专门以山为题材,它们虽然没有像其他词那样标明词题,但每首的头一个字“山”,可以说即分别代表着各自的题目。
这三首小令所写重点不同,合起来却是完整的组诗。它们共同的显著特点在于运用了整体象征的创作方法。象征是人们常用的艺术方法,如有人用狮子象征力量,有人用鸽子象征和平,有人用香草象征美人,有人用同海的搏斗象征人生拼搏等。毛泽东在此则用山的形象来象征红军形象,通过他的精巧艺术构思,让象征者与被象征者在气势、气概、精神、气质诸方面,获得了内在联系。它们既都是写山,同时又都是写红军,既是咏山曲,又是歌颂英雄红军的乐章。三首各写出一个侧面、一个特点,表面上处处写山,写山峦姿态,山野情趣,翻山滋味,实际上是处处借山象征红军,通过咏山来歌颂红军。
它们虽是小令,但格调却是雄浑豪放的。意境磅礴、壮观、豪迈;夸张、比喻、象征、衬托、赞叹、抒情、寄意并举;同调重奏复沓、往复旋还,节奏紧凑,回肠荡气,非同凡响。
第一首表面上是极写山之高,实质上是写红军越过高山时,所表现出的藐视困难、一往无前、不可屈服的精神气概。毛泽东引了一首民谣作为原注,那民谣正是极力形容山之高的,高到仅仅“离天三尺三”,因此“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一般的人和马都得向它屈服。然而,红军在这样的高山面前,却“快马加鞭未下鞍”。这里的“快”字是状写马的行进速度的,马在如此高山面前毫无畏色,没有止步。依旧快速前进;而骑在马背上的人则更神气了,居然还要加劲扬鞭催快马,因而人、马都飞驰而过。未下鞍,一是说红军的马过时没有卸鞍,一反民谣所说的“马过要下鞍”的习惯;二是说红军过时没有下马,当然也不会低头,一反民谣所说的“人过要低头”的习惯;那么,无疑是高山低头了。同样险峻的高山,在不同的人和马面前,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这便富于神奇性地反衬了红军足以征服一切艰难险阻而不为任何艰难险阻所屈服的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毛泽东写得很幽默,待到纵马扬鞭飞奔过去以后,再回头仰望,不觉猛然大吃一惊。惊,既是对极高极险的山望而吃惊,同时也传达出一种翻越高耸云天的大山后的惊喜、自豪的神情。“离天三尺三”并非实数,而是夸张,用夸张笔法极写山之高峻,从而反衬、烘托红军飞驰过山的英雄形象,突出红军一往无前的精神气概和实现战略转移的急迫心情。
第二首表面上是极写山之大,写群山之磅礴、险峻,实质上是写红军在万山丛中英勇战斗的雄伟、豪迈的气概。毛泽东首先用大海来比喻、描写山:“山,倒海翻江卷巨澜。”毛泽东从高处放眼望去,千山万岭逶迤起伏,因而他感觉势如江海倒翻,怒潮猛卷,连天排空,汹涌澎湃。接着,又用驰骋中的万马来比喻、描写山:“奔腾急,万马战犹酣。”诗圣杜甫在《病橘》中用过“奔腾”一词: “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即飞奔急驰之意。毛泽东再加一“急”字,则其快如飞之速度已达极点。毛泽东久望险峻的群山,联系自己指挥千军万马南征北战的深切体验,因此又觉得它们恰如鏖战中的千军万马在奔腾。这样,毛泽东连用两个比喻,就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千山万岭的磅礴、雄伟的气势。
但是,在毛泽东的艺术构思中,山的雄姿与红军的雄姿是相对应的,写山就是为着写红军。群山万岭的雄伟气魄,正可见红军的伟大气魄。群山万岭正是红军历经之地,因此人们既可想见红军在那里急速进军的英雄姿态,也可想见红军在那里的战斗姿态和激战场面,从而使雄姿英发、骁勇善战的红军形象,巍然屹立起来了。
第三首写的是山的峻峭。作者用夸张与想象写出奇峰凸起的壮观景象。他用“刺破青天”的宝剑形容山的峭拔陡直,这把锋利的“宝剑”把天都刺破了,可是锋刃一点也没有残破。山的峭立与峭锐被诗人刻画得力透纸背,在古往今来写山的诗句中,可谓无与伦比,石破天惊。而最后一句的想象更是神奇,让人联想到女娲补天的神话:“共工氏与颛顼氏争为帝,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缺,断鳌足以立四极。”神话中的天柱支撑起天空,诗人引用其意,说被刺破的青天仿佛要掉下来,幸亏这些山像坚挺的柱子支撑起天空,使之不致坠落,从而表现出山的雄伟、坚实。与上两首词相同,对山的描写让人自然地联想到与山一样顶天立地、坚强挺拔的红军战士。英勇的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就像这直插云霄的利剑,又像这擎天的石柱,坚不可摧,给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的国民党以沉重的打击。
毛泽东的这三首小令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云贵山峦的气势形貌。它们各自独立,但又互相补充,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诗人用如此气势磅礴的笔法来写小令,这在词的创作史中前无古人。南宋词坛豪放派的领袖辛弃疾曾经写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用山的矫健妩媚来写自己的个性品格。这种散文化的写法已经是对传统本色词的突破,而千载之后的伟人毛泽东则更为大胆地运用比喻想象的手法,使用气势磅礴的语言,写出了一种具有崭新面貌的小令。虽然宋末的风雅派词人张炎曾说,“词之难于小令,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字一句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尽之意乃佳”(《乐府指迷》),强调的是小令的含蓄蕴藉,意在言外,只有毛泽东这样的气魄胸襟,才能创作出如此大气磅礴的小令,可以说是大手笔、大气概。
这是一首别具风味的药名闺情词。词中以深挚的感情和浅近的语言,别具一格、匠心独运地妙用一连串药名,通过闺中人以书信向客居在外的夫君倾诉相思之情的情节,抒写了闺中人思念远人的款款深情。
词的上片通过闺中人书信难表相思之深的描写,抒写她对丈夫的深情厚意。
“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字字苦参商,故要檀郎读。”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自从与夫君离别以后,思念之情日渐加深,这短短的信笺,无法写尽我要倾诉的思情。信中的每一个字,都饱含着我的相思之苦,希望夫君仔细阅读,明白此情。
“参商”,指参、商二星。参星在西,商星(即辰星)在东,此出彼没,永不相见,比喻双方隔绝。“檀郎”,是美男子的代称;此指闺中人的丈夫。“苦参商”三字极为传神,谓因夫妻离别、隔如参商而苦恨不已。这正好说明闺中人为什么“相思意已深”而“白纸书难足了”。
上阕写书信难表相思之深,以见闺中人的浓情蜜意。其中“相思”、“意已(薏苡)”、“白纸(芷)”、“苦参”、“朗读(狼毒)”均为药名。
过片“记得约当归”前添上“分明”二字,更显出分手时的相约印象甚深。“分明”二句,写闺中人回忆当日分手时的情景:她一再叮嘱丈夫,最迟不要超过樱桃红熟时(指夏季)回家。但她等了又等,盼了又盼,却她终不见心上人回来。于是,她不禁爱怨交织地问道:“现连菊花都开了(指秋天),为什么还不回来呢?”这四句一气呵成,情味深长,含蕴不尽,可看作是信中内容的延续,也可看作是信外的心底思忖。
词的下片,以怨詈口气,进一步抒写闺中人怀念远人的情怀;结尾出以反问,更显思念之深切。词中使用的药名,有“当归”、“远至(志)”、“樱桃”、“菊花”、“回乡(茴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