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歌》相传为舜帝所作。《礼记·乐记》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古今乐录》曰:“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史记·乐书》曰:“舜歌《南风》而天下治,《南风》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明初,晋王朱(木冈)展扩太原城,新增修大南门,取《南风歌》之意,原南门命名为承恩门,即辛亥革命后的首义门,新南门命名为迎泽门。
此诗前两句始见战国尸佼的《尸子·绰子篇》,全诗始出三国魏王肃收集编撰的《孔子家语·辩乐解》。《孔子家语》是王肃伪托之作,今人因而怀疑《南风歌》也是后人伪作。舜为传说人物,其“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很可能是小说家笔法。不过据考证,《南风歌》自战国后已广为人知。今人逯钦立指出:“《史记》已言歌《南风》之诗。冯衍《显志赋》又云咏《南风》之高声。步骘《上疏》亦言弹五弦之琴,咏《南风》之诗。俱证《尸子》以后,此诗传行已久。谓为王肃伪作,非是。”(《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王力则从音韵学的角度指出:此诗“以‘时’‘财’为韵,这种古韵也决不是汉以后的人所能伪造的”(《汉语诗律学》)。当然,这首句式整齐、诗语明朗、抒情优美的《南风歌》,也不可能是舜帝时代的原作,而是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经过了后人的加工和润色的。
全诗四句,但情思复杂。它借舜帝口吻抒发了先民对“南风”既赞美又祈盼的双重感情。因为,清凉而适时的南风,对万民百姓的生活是那样重要,那样不可缺少。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这是就苦夏的日常生活而言。赤日炎炎,暑气如蒸,百姓怎能无怨?而南风一起,天气转凉,万民必有喜色。所谓薰风兼细雨,喜至怨忧除。白居易《首夏南池独酌》“熏风自南至,吹我池上林”,就是表达了这种情怀。“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清凉的南风可以解民之愠,适时的南风则可以阜民之财,由日常生活转而到收成财物,诗意更进一层。《礼记·乐记》曰:“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可见,“南风”的“阜民之财”比之“解民之愠”更为重要,也更为令人祈盼。因此,前人大都从这方面来阐释诗旨。司马迁说:“《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史记·乐书》)王肃也说:“《南风》,育养民之诗也。”概言之,《南风》之歌,即赞颂“南风”煦育万物、播福万民的恩泽之歌。
善读诗者,当悟诗外之旨。其实,先民们对“南风”的赞颂和祈盼,也正反映了他们在自然力面前的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热烈虔诚的赞颂里,潜藏着忧郁无奈的心情。不过,由于对“南风”的赞颂和祈盼,是通过拟想中的舜帝口吻表达的。因此,经后世儒家诗评家的阐释,“南风”逐渐具有比兴之意,并成为帝王体恤百姓的象征意象;历代诗人也常以“南风”来称颂帝王对百姓的体恤之情和煦育之功。在古代诗歌语词中,“南风”是最具美颂色彩的意象之一。
在艺术形式上,诗句错落,诗节对称;押韵讲究,重章复唱;辞达而意显,声曼而情婉,这是《南风歌》的主要特点。这种类似楚辞格调的艺术特色,同它在流传过程中得到加工润色的“第二重创作”,有着密切关系。
《苦寒行》在《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清调曲》。《乐府解题》说:“晋乐奏魏武帝《北上篇》,备言冰雪溪谷之苦。其后或谓之《北上行》,盖因武帝辞而拟之也。”原辞为曹操所作,是公元206年(建安十一年)春正月北征高干时写,表现了行军时的艰苦情况。陆机的这首诗即是对曹操原辞的模拟。全诗的主题是刻划“行役人”,也即北征战士在寒冷季节忍饥受冻、餐风露宿的凄苦景况,因此诗人的用笔着色都围绕这一点而展开。
开篇两句,是全诗的交待,有地点(幽朔)、时间(凉冬)以及所要描写的重心(多险难),以下十四句就针对“险”和“难”二字进行铺陈排比。北征战士穿行于北方的山谷中,一会儿深入谷底,一会儿仰攀高峰,道路崎岖不平,又凝结了厚厚的坚冰,积雪笼罩着起伏的山峦。山岩缠绕浓重的阴云,阵阵寒风在树林中穿越,发出凄厉的悲鸣。天色阴沉,不见日光,偶有几声寒鸟的哀叫以及野兽的吼声。天色晚了,战士们凭树支帐而宿,渴饮坚冰,饥餐风露。更兼长年征战在外,对故乡亲人的思念,绵绵无尽,却又难通消息,对方是死是活都不得知,于是诗人充满了同情地长叹一声:“剧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结尾与开头紧密地照应在一起。
这首诗比较鲜明地体现了陆机诗歌创作的特色。首先是对偶的使用。清代叶矫然说:“六朝排偶,始于士衡”。排偶不一定始于陆机,但陆机确于此最见特色。这首诗除了开首二句和结尾四句,中间部分几全用对偶,显示了陆机过人的才思。不过,陆机虽有意写对偶,却不十分板整,往往在轮廓上整对,而字与字之间并不讲究。如“不睹白日景”两句。明代何景明说:“陆诗体俳语不俳”,很得其实。所以虽全篇为对,读去并不觉很呆板,古朴之气穿插其间,使诗歌具有一种感人的气势。其次,是赋法的采用。赋法就是铺叙,铺陈排比、罗列事物,这本是汉大赋的主要手法,陆机却吸收来运用在诗歌里,这样就使诗歌获得繁褥厚重和光采辉煌的效果。当时人说读他的诗好像“玄圃积压,莫非夜光”就是夸赞这一点。这首诗在开头交待出“险”和“难”之后,即从俯、仰、闻、睹以及战士们的饥渴、住宿等多方面进行铺陈,欲说尽说透,不仅加深了读者的印象,也增加了诗歌的容量。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他的诗“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说他“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有序,遗言无失。”刘勰《文心雕龙》说他“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可见这一种特色为前人所公认并多有奖饰。第三,此诗还表现了陆机语言上的特色。陆机诗歌基本不用常语、口语、俗语,而大量使用书面辞汇、成辞等。将此诗与曹操的那首相比即可见出二者的区别。曹诗用了许多口语、散句、如“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陆机此诗则用许多对偶代替,并且字词也工于锻炼,如“凝冰”、“积雪”、“恒鲜欢”等等。曹诗有大量的虚字,陆诗则几舍弃不用,而以实词代之,文人化特色很鲜明。另外,陆机还善于锻炼动词,以加强警动的效果。如“结”、“被”、“兴”、“鸣”、“凭”、“临”等。清人厉志说他“字字有力,语语欲飞”,虽略有夸张,也还是反映了陆诗的总体面貌的。
不过陆机有时过于侧重技巧,而忽略了对诗情的疏通,尤其是他的一些拟古诗,本来的目的就是通过模拟以锻炼自己某一方面的技巧,因此对其余就不顾及。如这首诗,“离思”应该是最易出诗情,也最应为诗人全力把握的重点,但陆机却仅以淡淡的两句带过,是很可惜的。
陆机对于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法规,他加强了诗歌的文人化倾向,促进了诗歌向格律体的进展,他是由古诗向近体诗发展过程中的开启者之一,因此,他应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诗的首联写斗转星移,岁月不居,昨晚除夕还是寒冷的隆冬,今朝大年初一起来年已经是和煦的春天。这两句通过斗柄指北向东转动的快速过程显示时间的推移,节序的更替,暗点了题中的“元日”。
颔联写诗人已进入四十岁的壮年时期,本应出仕,大有作为,但未曾得到一官半职,虽然如此,他对农事还是非常重视,非常关心。这一联概述了诗人仕途的遭际,表露了他的农本思想,体现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可贵品质。诗人既初隐于鹿门,不仅结交了大批淳朴善良的农夫野老;同时又直接参与了田事劳作。自然有了对农村的深厚的感情,忧喜以共,苦乐同心。但另方面,作为一个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不能叫他完全没有奋飞冲天的幻想,正是这样,在诗句里才有“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的叹息。时代的隐者都有远大的志趣。所以无论他的出山或其后的再次归田,都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对农村乡土真挚的爱恋。
颈联展示的是一幅典型的田园牧歌图。白天。在田间,诗人和农父一起扶犁耕作;傍晚,在路上,诗人荷锄伴牧童一道回归村庄。由此,人们仿佛可以看到诗人与农父并肩劳动,促膝休息,“但道桑麻长”的情景;仿佛可以听到诗人与“短笛无腔信口吹”的牧童应和的笛音歌声,从而深深地体味到田园风光的美好,田园生活的快乐。
尾联扣题,明确点题,写田家元日之际凭借占卜纷纷预言今年是一个丰收年。显然,这首诗没有状写辞旧迎新的热闹,没有抒发节日思亲的情感,而是将诗人自身恬淡,惬意的情趣水乳般交融于节日气氛之中,令人读来自觉有一种和谐自然之美。
诗中首尾两联反映了我国古代农民非常重视观测天象,注意气候、节令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其中虽有某种程度的迷信色彩,但更多的是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中间两联叙写了自已的隐居生活内容,其中隐隐透露了作者不甘隐居躬耕的心情,说明他的鹿门隐居只是为了取得清高的声望,以便得到引荐达到入仕的目的。这首诗既叹自己的不遇,惜壮志之难伸;又复悲天悯人,忧农收之不丰,隐然有一心以天下为己任的怀抱。本来,士各有志,人各有愿;而在总的希望的水中,九派百支,主流总趋于一个定向:愿年年月圆花好,愿岁岁人寿年丰。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
这首诗叙写了诗人新年伊始的心绪。前四句写时光匆匆,又一年开始了,自己已届四十,仍未做官,不禁产生淡淡的哀伤。后四句写自己与牧童、农人一起推测气候、年成,不觉又有一丝自适之情。全诗没有明显的起伏,语调平和,而静味深长。尾句“共说此年丰”当有双重含义:一是指农田耕种的丰收,二是企盼即将去长安赴试有一个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