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互相争夺。有的人表面上装得一片赤诚,满面笑容,花言巧语,而在背后却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这首诗对人心险恶进行了揭露,诗人让人们警惕,不要上他们的当。
这首诗可分为两个部分。这两部分的结构非常相似,都是先阐明观点,然后分别用典加以论证。自“天可度”至“使君父子成豺狼”为第一段,写奸人的伪言可离间夫妇、父子的关系。开篇用天地和人心对比,说明人心难测,不可不防。天地本来不能被度量,诗人却言之凿凿地说可以衡量,原来是因为人心的关系。由此可见,揣摩人心的难度高于度量天地。当然这里的“人心”不是指所有的人,而是指小序里的“诈人”,也就是那些阴险狡诈之辈。“但见丹诚赤如血”二句言人世间的某些人,表面看起来热血喷涌,丹心赤诚,实际上他们善于伪装,巧言惑众。这里用“但见”与“谁知”搭配,十分巧妙,加上用比,深刻揭露了这类人两面派阴险丑恶的嘴脸。紧跟“劝君掩鼻君莫掩”四句,连用“掩鼻”“掇蜂”两个典故,揭露了楚怀王夫人郑袖和尹吉甫后妻内心阴暗,巧施奸计,最终达到了她们“割美人鼻”和“放伯奇于野”的目的。诗人巧用比喻,用参商二星比喻夫妇离散,用豺狼野兽比喻父子成仇。这两个典故说明,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会因为“诈人”的挑拨而反目。
自“海底鱼兮天上鸟”至“不测人间笑是瞋”为第二段,深入一层,将笔触及官僚阶层中的阴险奸诈之辈,揭露他们人性的极端卑劣丑恶。“海底鱼兮天上鸟”以下四句以高鸟可射、深鱼可钓来衬托人心不可预料。“君不见李义府之辈笑欣欣”二句用李义府笑里藏刀、暗中杀人的历史典故,说明专制政体下政治运作的黑暗和人性的险恶。这说明不管在官场还是生活中,阴险狡诈、笑里藏刀的人是很难提防的。末二句则自然得出变化神奇的阴阳皆可以测定,而人间的“笑是瞋”不能测定的结论。这样,就使人们认识到阴险奸诈之辈的可畏、可恨,对此类人必须高度警惕。
这首诗巧用典故,写出了诗人在生活、官场中的重要感受,批评了言行不一的狡诈小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这是诗人对世态人情细微观察的结果,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从中可以看出诗人蕴蓄着一股难以遏止的愤世之情。通篇全用议论,语言短促有力,明白如话,对世态人情的描摹刻画入木三分,设喻生动贴切,增强了全诗的形象性,使这首说理性很强的诗变得生动活泼,而道理又说得明白透彻。
这组诗记录着诗人寓居东鲁时的一段生活。东鲁是唐时的兖州(今山东曲阜),“东鲁门”在府城东。诗中写的是月下泛舟的情景。
这组诗的第一首流传较广。此诗首句“日落沙明天倒开”,写景奇妙。常言“天开”往往与日出相关,把天开与日落联在一起,则闻所未闻。但它确乎写出一种实感:“日落”时回光反照的现象,使水中沙洲与天空的倒影分外眼明,给人以“天开”之感。这光景通过水中倒影来写,更是奇中有奇。此句从写景中已间接展示“泛舟”之事,又是很好的发端。
次句“波摇石动水萦回”。按常理应该波摇石不动。而“波摇石动”,同样来自弄水的实感。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人们观察事物时,往往会产生各种错觉。波浪的轻摇,水流的萦回,都可能造成“石动”的感觉。至于石的倒影更是摇荡不宁的。这样通过主观感受来写,一下子就抓住使人感到妙不可言的景象特征,与前句有共同的妙处。
夜里水上的景色,因“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而特别美妙。月光映射水面,铺上一层粼粼的银光,船儿好像泛着月光而行。这使舟中人陶然心醉,忘怀一切,几乎没有目的地沿溪寻路,信流而行。“轻舟泛月寻溪转”,这不仅是写景记事,也刻画了人物精神状态。一个“轻”字,很好地表现了那种飘飘然的感觉。
到此三句均写景叙事,末句才归结到抒情。这里,诗人并未把感情和盘托出,却信手拈来一个著名典故,即《世说新语》中“王子猷雪后访戴”的故事,予以形容。“乘兴而行”,正是李白泛舟时的心情。苏轼《赤壁赋》写月下泛舟有一段精彩的抒写:“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正好用来说明李白泛月时那物我两忘的情态。那时,他原未必有王子猷那走朋访友的打算,用访戴故事未必确切;然而,他那忘乎其形豪兴,却与雪夜访戴的王子猷颇为神似,而那月夜与雪夜的境界也很神似。无怪乎诗人不禁胡涂起来:我是李太白呢,是王子猷呢,一时自己也不甚了然了。一个“疑”字运用得极为传神。
第二首诗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在写法上与第一首有相似之处。“水作青龙盘石堤”,用青龙比喻流水,既形象地写出了水流的曲折宛转,又赋予无生命物象以生气,使诗中景物充满生机。“桃花夹岸鲁门西”,不仅点明了泛舟的季节和地点,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两岸桃花掩映的美丽景象。“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风流到剡溪”两句也是运用了“王子猷雪后访戴”的典故,这里不涉及怀人访友,仅取山阴夜晚的景致和乘舟剡溪的兴致,表明泛舟东鲁门的景物环境与情致意趣。
这组诗的用典之妙,在于自如,在于信手拈来,因而用之,借其一端,发挥出无尽的诗意。典故的活用,原是李白七绝的特长之一。此诗在艺术上的成功与此是分不开的,不特因为写景入妙。
唐代诗中有画之作为数甚多,而这首小诗别具风味。恰如刘熙载所说:“画出者必有主峰,为诸峰所拱向;作字者必有主笔,为余笔所拱向。……善书者必争此一笔。”(《艺概·书概》)此诗题旨在一“望”字,而望中之景只于结处点出。诗中所争在此一笔,余笔无不服务于此。
诗中提到雨霁,可见作者登山前先于溪上值雨。首句虽从天已放晴时写起,却饶有雨后之意。那山顶佛寺(精舍)的钟声竟能清晰地达于溪上,俾人“遥闻”,与雨浥尘埃、空气澄清大有关系。未写登山,先就溪上闻钟,点出“柏林寺”,同时又逗起舟中人登山之想(“遥听钟声恋翠微”)。这不是诗的主笔,但它是有所“拱向”(引起登眺事)的。
精舍钟声的诱惑,使诗人泊舟登岸而行。曲曲的山间小路(微径)缓缓地导引他向密密的松柏(次句中只说“松”,而从寺名可知有“柏”)林里穿行,一步步靠近山顶。“空山新雨后”,四处弥漫着松叶柏子的清香,使人感到清爽。深林中,横柯交蔽,不免暗昧。有此暗昧,才有后来“度”尽“深松”,分外眼明的快意。所以次句也是“拱向”题旨的妙笔。
“度”字已暗示穷尽“深松”,而达于精舍──“柏林寺”。行人眼前豁然开朗。迎入眼帘的首先是霁后如洗的“青山”。前两句不曾有一个着色字,此时“青”字突现,便使人眼明。继而吸引住视线的是天宇中飘飖的云朵。“霁后云犹在”,但这已不是浓郁的乌云,而是轻柔明快的白云,登览者怡悦的心情可知。此句由山带出云,又是为下句进而由云衬托西南诸峰作了一笔铺垫。
三句写山,着意于山色(青),是就一带山脉而言;而末句集中刻划几个山头,着眼于山形,给人以异峰突起的感觉。峰数至于“四五”,则有错落参差之致。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峥嵘的山峰犹如“画出”。不用“衬”字而用“画”字,别有情趣。言“衬”,则表明峰之固有,平平无奇;说“画”,则似言峰之本无,却由造物以云为毫、蘸霖作墨、以天为纸即兴“画出”,其色泽鲜润,犹有刚脱笔砚之感。这就不但写出峰的美妙,而且传出“望”者的惊奇与愉悦。
这才是全诗点睛之笔。只有经过从溪口穿深林一番幽行之后,这里的画面才见得特别精彩;只有经过登攀途中的一番情绪酝酿,这里的发现才令人尤为愉快。因而这里的“点睛”,有赖前三句的“画龙”。用刘熙载的话说,那就是,诗人“争”得这一笔的成功,与“余笔”的配合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