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东山上建有白云堂和明月堂,所以诗里那蔷薇、那白云、那明月,都不是信笔写出的,而是切合东山之景,语带双关。李白的诗就有这样的好处,即使在下笔时要受东山这样一个特定地点的限制,要写出东山的特点和风物,但成诗以后,仍显得极其自然和随意,毫无拘束之态。
李白向往东山,是由于仰慕谢安。这位在淝水之战中吟啸自若,似乎漫不经心地就击败苻坚百万之众于八公山下的传奇式人物,在出仕前就是长期隐居东山。当匡扶晋室,建立殊勋,受到昏君和佞臣算计时,又曾一再辞退,打算归老东山。所以,在李白看来,东山之隐,标志着一种品格。它既表示对于权势禄位无所眷恋,但又不妨在社稷苍生需要的时候,出而为世所用。李白向往的东山之隐,和谢安式的从政是相结合的。在陶醉自然、吟咏啸歌之际,并不忘情于政治;而当身居朝廷的时候,又长怀东山之念,保持澹泊的襟怀。李白一生以谢安自期、自比。“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忆旧游赠谯郡元参军》)“谢公终一起,相与济苍生。”(《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都是在不同的处境和心情下,从不同的角度想到谢安和东山。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大约正在长安。唐玄宗亲自下诏召他进京,看来是够礼贤下士的了,但实际上并没有给他像谢安那样大展雄才的机会。相反,由于诗人的正直和傲慢,却招惹了权贵的忌恨。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说:“丑正同列,害能成谤,帝用疏之。公(李白)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这就是李白这首诗的背景。从“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可以看出,诗人在默算着离开“东山”(实际上指进京以前的隐居之地)的时日。流光如驶,岁月老人。他有像谢安与东山那样的离别,却未成就像谢安那样的功业。因此,在诗人的沉吟中,已经包含着光阴虚度、壮怀莫展的感慨了。当初,诗人告辞东山时,同样也舍不得丢开那种环境和生活,只不过为了实现匡国济世之志才暂时应诏而去。但如今在帝城久久淹留却毫无所成,自然对不起东山的风物。所以“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两句中所包含的感情,一方面是向往,一方面又有一种内疚,觉得未免辜负了那儿的白云明月。
“我今携谢妓,长啸绝人群。”形象地说明了,饮酒、狎妓、观舞并且亲自歌舞,是李白的生活方式之一。“欲报东山客,开关扫白云。”表现了对谢安的隐居生活的向往。
这两首诗应该看作是李白的“归去来辞”。他向往着东山,又觉得有负于东山。他是要归去了,但他的归去却又不同于陶渊明。陶渊明是决心做隐士,是去而不返的。李白却没有这种“决心”。“东山”是和谢安这样一位政治家的名字结合在一起的。向往东山,既有隐的一面,又有打算待时而起的一面。“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他的东山之隐,原来还保留着这样一种情愫。诗中李白隐以谢安这样一个人物自比,又用白云、明月来衬托他自己的形象,那东山的白云和明月显得十分澹泊、明洁;而李白的情怀,便和这一切融合在一起了。
本诗是写上皇西巡绿由和剑阁天险。
安史叛军威胁都城长安,故有圣主西巡蜀道之事、“轻拂”,表明诗人态度,对圣主玄宗弃京西巡不以为然。
剑门,“《旧唐书》:剑州剑门县界大剑山,即梁山也,其北三十里有小剑山。大剑山有阁道三十里《一统志》:大剑山,在保宁府剑州北二十五里,蜀所恃为外门户。其山悄壁中断,两崖相嵌,如门之壁,如剑之植,故又名剑门山。”剑门高耸,崖石嶙啕,“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李白《蜀道难》),一入剑门安全可保。
《田家三首》是一组完整的诗篇。第一首诗写农民一年四季从早到晚,辛勤紧张地在地里劳动,到头来却无法维持生计,因为他们的劳动果实全都被官府以田赋和徭役的形式搜刮去了。他们不仅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而且子子孙孙还得把这种悲惨的遭遇延续下去。第二首诗通过具体的事例真实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官吏为催租逼税而威胁恫吓直至私刑拷打农民的种种罪行,从而反映了广大农民在封建暴政下的痛苦生活。这首诗前六句写农民在完成夏税的征敛中被封建官府剥削一空的情景,次十句写里胥在催租时对农民的敲诈勒索和威胁恫吓的情景,后二句写农民听了里胥的一席威胁话语后所产生的恐惧心理。第三首诗前八句描绘的是秋收后农村的景象,后六句则是描绘诗人因迷路在农家借宿的经过。这首诗用非常朴素的语言刻画了一位淳朴可敬的田翁老人形象,反映了诗人和农民亲密无间的关系。
这三首诗体现了一些共同的特色。一是叙事朴实生动,客观真实;二是语言质朴无华,几近口语,体现了田园诗的本色;三是运用生动的形象描写与对话描写,极富艺术感染力,忠实客观地表现了农村悲惨的生活图景,含蓄而又自然地流露出诗人对封建官吏的憎恶,对穷苦民众深切同情的民本思想和对自己遭贬永州、前途无望的愤慨。清人毛先舒说这组诗“叙事朴到”,这一评价是精当的。
《硕人》是《诗经·卫风》中的一首,是赞美齐庄公的女儿、卫庄公的夫人庄姜的诗。其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二句对庄姜之美的精彩刻画,永恒地定格了中国古典美人的曼妙姿容,历来备受推崇。
《卫风·硕人》通篇用了铺陈手法,不厌其烦地吟唱了有关“硕人”的方方面面,如第一章主要说她的出身——她的三亲六戚,父兄夫婿,皆是当时各诸侯国有权有势的头面人物,她是一位门第高华的贵夫人。第三、四章主要写婚礼的隆重和盛大,特别是第四章,七句之中,竟连续六句用了叠字。那洋洋洒洒的黄河之水,浩浩荡荡北流入海;那撒网入水的哗哗声,那鱼尾击水的唰唰声,以及河岸绵绵密密、茂茂盛盛的芦苇荻草,这些壮美鲜丽的自然景象,都意在引出“庶姜孽孽,庶士有朅”——那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陪嫁队伍,那些男傧女侣,他们像庄姜本人一样,皆清一色地修长俊美。上述所有这一切,从华贵的身世到隆重的仪仗,从人事场面到自然景观,无不或明或暗、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地衬托着庄姜的天生丽质。而直接描写她的美貌者,除开头“硕人其颀,衣锦褧衣”的扫描外,主要是在第二章。这里也用了铺叙手法,以七个生动形象的比喻,犹如电影的特写镜头,犹如纤微毕至的工笔画,细致地刻画了她艳丽绝伦的肖像——柔软的纤手,鲜洁的肤色,修美的脖颈,匀整洁白的牙齿,直到丰满的额角和修宛的眉毛,真是毫发无缺憾的人间尤物。但这些工细的描绘,其艺术效果,都不及“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八字。
此诗开启了后世博喻写美人的先河,历来备受人们的推崇和青睐。孙联奎《诗品臆说》拈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二语,并揭示出其所以写得好的奥窍。在他看来,“手如柔荑”等等的比拟譬况,诗人尽管使出了混身解数,却只是刻画出美人之“形”,而“巧笑”“美目”寥寥八字,却传达出美人之“神”。还可以补充说,“手如柔荑”等句是静态,“巧笑”二句则是动态。在审美艺术鉴赏中,“神”高于“形”,“动”优于“静”。形的描写、静态的描写当然也必不可少,它们是神之美、动态之美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基础,那么其搔首弄姿也许会成为令人生厌的东施效颦。但更重要的毕竟还是富有生命力的神之美、动态之美。形美悦人目,神美动人心。一味静止地写形很可能流为刻板、呆板、死板,犹如纸花,了无生气,动态地写神则可以使人物鲜活起来,气韵生动,性灵毕现,似乎从纸面上走出来,走进读者的心灵,摇动读者的心旌。在生活中,一位体态、五官都无可挑剔的丽人固然会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但那似乎漫不经心的嫣然一笑、含情一瞥却更能使人久久难忘。假如是一位多情的年青人,这一笑一盼甚至会进入他的梦乡,惹起他纯真无邪的爱的幻梦。在此诗中,“巧笑”“美目”二句确是“一篇之警策”,“倩”“盼”二字尤富表现力。古人释“倩”为“好口辅”,释“盼”为“动目也”。“口辅”指嘴角两边,“动目”指眼珠的流转。可以想象那楚楚动人的笑靥和顾盼生辉的秋波,是怎样的千娇百媚,令人销魂摄魄。几千年过去了,诗中所炫夸的高贵门第已成为既陈刍狗,“柔荑”“凝脂”等比喻也不再动人,“活活”“濊濊”等形容词更不复运用,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却仍然亮丽生动,光景常新,仍然能够激活人们美的联想和想像。
“传神写照,正在阿堵”,这原是六朝画家所总结出的创作经验,它也适用于其他艺术创造活动。此“阿堵”即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表现人物莫过于表现眼睛。不过“眼睛”应作宽泛的理解,它可以泛指一切与人的内心世界、人的灵性精神息息相关的东西,比如此诗中倩丽的“巧笑”。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也是以“永恒的微笑”获得永恒的魅力。总之,任何艺术创作都要善于捕捉与表现关键所在。一个“关键”胜过一打非“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