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第一首诗总的调子是抑郁的,但前四句并不沉闷,抑郁中有欢快,泪与笑俱,起伏多变。“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归心似箭,匆忙赶路,心里计算着到家的日子。为了表达归家的急迫心情,诗人注意了词语的选择,“行行”是重言,富有表达力,写出了诗人奔走不停的祥子;“计日望旧居”的“计”和“望”,准确而形象地反映出诗人归家途中的心理活动,诗人很想回到自己久别了的“旧居”,去看望自己的亲人,他唱道:“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在行役路上动乡关之思,盼与家人团聚,这是人之常情,陶渊明用诗的语言道出了这种人之常情,最容易引起共鸣。
“计日望旧居”的陶渊明不希望在路上停留。然而,偏偏行船遇风,被迫在穷湖停船,这当然使他苦恼。离家只有百余里,却回不去,他只好遥望南岭,对空长叹,心情是无可奈何的。诗人不仅写了这种欲归不得的苦恼,他还借叹行役的机会表示了对官场的厌倦,对仕途的忧惧,对怀才不遇的抗议。有了这些内容,就看见了诗人的心,感觉到了他跳动的脉搏。
在表现这些内容的时候,诗人没有直说,而是含蓄地表现出来,为了诗意的含蓄,诗人采用了三种手法。一种是借景抒情,借景达意,字面上是写景,字里行间却藏着诗人的寓意,“言在此而意在彼”。“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从字面看,这不过是诗人在叹“行路难”,在埋怨日落黄昏夜幕降临得太早;透过字面,便不难发现,诗人是在借助眼前的景物流露自己对官宦生活的厌倦情绪。他怨天恨地,没有一点欢乐的情绪。在他的眼里,江南夏日的风光也变得那么荒凉,那么可怕,没有欢乐的情绪:“高莽眇无界,夏木独扶疏”。不是风光不美,而是诗人的情绪不佳。诗人不去赞美行役途中的风光,正说明他想结束劳累的行役生活,想离开讨厌的官场。
另一种是用双关语达意。“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涂”。字面是说行路难,征途艰险可畏,可实际是说官场多风险,吉凶难料。当时,东晋王朝岌岌可危,孙恩在浙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逐渐逼近京师,陶渊明的上司桓玄屡次上表要求讨伐孙恩。王室腐败,义军攘起,军阀桓玄又野心勃勃,社会极具动乱,想到这些诗人不能不瞻“念前涂”。由此看来,诗人笔下的“江山”,决不仅指自然界的山川,而是指国家社稷,“前涂”也不仅仅是指征途,而且是指诗人自己在社会动乱时的仕宦前途。“江山”和“前涂”都是一语双关,值得玩味。
除了上两种,诗人还使用了隐喻的手法。“凯风负我心,戢枻守穷湖”,这两句是说风不从人愿,阻延归期。其实,诗人的命意远不止于此,他一连用了三个隐喻,来描述自己怀才不遇的处境。“凯风”是可恨的,它与诗人的心相违;凯风在这里暗指压制陶渊明的世族权贵。“戢枻”是可叹的,因为“枻”的作用在于划船,当“枻”被“戢”起来以后,就失去作用了。“穷湖”是荒凉的地方,船泊穷湖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作者陶渊明是有才干的,然而,他只能在桓玄手下当幕僚,而且还要行役千里,致使自己无所作为。桓玄的慕府就如同“穷湖”,陶渊明发出“戢枻守穷湖”的叹息是很自然的,并非无病呻吟。
最后,诗人慨叹只有百里之远,因风受阻,不能及早返回旧居,发出了“将焉如”的叹息,但只不过是空叹而已,与前面的“归子念前涂”一句联系起来看,这几句诗真实地抒写了诗人“出仕”与“归隐”的矛盾痛苦心情。
从全诗看,首尾两部份的抒情基本上是采用直说的方法,感情真挚热烈。诗的中间部份则采用借景达意、一语双关和隐喻的方法,表现出诗人的隐衷,富有意趣。
这篇文章作者先写关中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向往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写弱冠之时,无暇欣赏关中之美,长大后想象与友人结庐南山,闭门读书,伸眉高谈,脱屣世事;如今友人归秦,而自己未能同行,遗憾之情,跃然纸上。最后作者对追名逐利的世俗之人进行了讽刺,表达来春与友人相聚秦中的美好愿望。文章质朴恬淡,潇洒自然。
文章开篇落笔,便直写秦中风土民情之美,并以“天下莫与为比”的赞语和“有四方之志者,多乐居焉”的事实加以突现。接着是作者回忆秦中往事。随着阅历增多,元好问由“沉涵酒间,知有游观之美而不暇”,以至于每闻谈及秦中风物“则喜色津津然动于颜间”。然后引出送别之人,言昔日常相约在终南山“寻一牛田,营五亩之宅”,“脱屣世事”,过游山访古的自在日子。只可惜“家在嵩前”,终难如愿,不禁为“二三君之便于归”慨叹不已。若是一般送别文字,到此当可收煞。然而作者笔锋陡转,另起一端,锐意讽刺那些沽名钓誉、迫名逐利的仕途小人,表达自己对朴素、恬淡的田园生活的神往。显然,作者巧妙地以送别为名写秦中之美,其最后归向是表白自己洁身自好、愤世嫉俗之心,故冲淡了离情,而由归去之乐占据上风。
文章以浓墨重彩极写山川之胜,人情之美,且皆从大处着手,虚处落笔。如介绍秦中奇观天下为尊,一概粗略勾勒,在整体上给人大致印象。虽提及周汉都邑、蓝田、鄂、杜,却又似蜻蜓点水,不作深入细致描写,仅以作者对秦中由来已久的切身体会来着意渲染,字里行间真情洋溢。同时,写秦中诸人,以“二三君多秦人,与余游,道相合而意相得也”一笔带过,然后补叙闲居南山的旧约。“二三”乃虚数,实为几人不得而知,其余就更是无可奉告了。虚写秦中秀色,易激发读者好奇心,探寻关中究竟美在何处,于是就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引人神往;“二三君”不明其人,可作“质直尚义”的关中人物代表。作者与之志同道合,反衬出秦中人情之醇美古朴,民风的慷慨耿介。作者此笔,虚实相映,于空灵中见深意。同时,人情美与自然美的融合,使读者从整体上把握秦中之美。而这种浑然一体的美,又恰好与后文作者所竭力鞭挞的“众人所必争”、“造物者之所甚靳”的“美食大官、高赀华屋”相比较,关中自成了净土和归宿。
缘情而化,跌宕成韵,显示了文章的语言风格。“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至于山川之胜,游观之富,天下莫与为比。”皆四六句相间,整饬精巧而又流转活脱,胸中情致随之直泻而出;抒写“二十许时”、“长大来”对关中的不同感受,则又笔法酣畅悠忽、疾徐有致,“津津然”喜气溢于言表;提及闲居之乐,则不乏桃源之风,至于澹泊清纯,语言也近乎典雅,往往使人想起终南山、“五亩之宅”(《孟子·梁惠王下》)、“伸眉”高谈(司马迁《报任安书》)等掌故;指斥世俗污浊,歌咏“方之外者”(《庄子·大宗师》引孔子语),顿然浩气充溢。文风沉稳而峭拔,句式不求工巧,唯在气魄。篇末以呼告式语句“行矣诸君,明年春风,待我于辋川之上矣”结束,又与前之“清秋扬鞭,先我就道,矫首西望,长吁青云”一气贯通,文人才子潇洒飘逸、倜傥风流之态,呼之欲出。
这首诗的诗题很具吸引力——“暴富”。要理解“暴富”二字和这首诗,就必须从另一首诗说起,这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
正如孟郊《秋夕贫居述怀》里“卧冷无远梦,听秋酸别情。高枝低枝风,千叶万叶声”描绘的那样,孟郊是中唐时期一位有名的“苦吟”诗人,并且与中唐的另一位诗人卢仝过从甚密。他在其《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里写到:“贫孟忽不贫,请问孟何如。卢仝归洛船,崔嵬但载书。······书船平安归,喜报乡里阊。我愿拾遗柴,巢经于空虚。”将人生的贫富脱离简单的物质标准,而以拥有万卷诗书作为无限的精神财富,所谓“贫孟忽不贫”指的正是这样一种境界。而王禹偁的《暴富送孙何入史馆》的写作灵感正是直接取材于该诗,正是按照这种以书籍所代表的精神财富为衡量标准,王禹偁将即将进入史馆供职的孙何戏称为“暴富”一族。
开首的“孟郊尝贫苦,忽吟不贫句。为喜玉川子,书船归洛浦。”正是直接点明了“暴富”所化用的孟郊《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一诗,玉川子即卢仝。孙何也是个爱书之人,进入史馆供职,虽然只是个闲职,并没有多大的权力,但对于他来说,史馆的职位就意味着可以阅览到皇家珍藏的各类书籍,可以见到许多难得一见的珍本,对于“所乐在稽古”的孙何而言,这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因而称之为“暴富”,除了朋友之间开玩笑之外,也真切地道出了读书人对于精神财富的渴望与珍视。
孙何“淳化三年举进士,开封府、礼部俱首荐,及第,又得甲科。”(见《宋史》)宋代进士及第之后便授予官职,因而他很快便被召入直史馆,并且赐绯衣以示恩宠。但是对于“嗜古”的读书人来说,而进入史馆之后,便能够在皇家图书馆中一睹这些上古典籍的真颜,这才是非常荣耀的事情。能够一夜之间‘饫身入三馆,烂目阅四库”,这才是“暴富”之人的享受。
孙何自幼读书勤勉,天资聪颖,王禹偁和孙何关系甚好,因而彼此之间可以用这种玩笑彼此戏谑,但作为身经官场的前辈,对于刚刚步人仕途的晚辈仍然不忘告诫他“暴富亦须防,文高被人妒”,也在玩笑之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王禹偁的一片爱才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