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曲子真切地描写了一位妻子在青灯下给千里之外的丈夫写信，但苦于书信难以送达，因此忧伤憔悴的情景，写得形象、生动。曲子用典丰富，但并不晦涩，使整篇作品的意蕴更丰富，更有内涵。
起首“一点青灯人千里”，寥寥七字，包含的故事和情感容量却颇大。首先，由“人千里”三字可看出“离别”的主题；其次，离别的双方是一人远离，一人居留；再次，从“一点青灯”可知整首曲子是从居留者的角度来写的，抒发的也是居留者的思念；最后，“千里”极言二人相距之远，而“一点”又暗示独居者的寂寞，离愁别恨尽在其中。
沉浸于愁苦和思念之中，青灯下的人忍不住发问：“锦字凭谁寄？”“锦字”二字，以简省的笔墨交代出离别双方的关系。前秦苏惠曾织成回文锦书，寄给丈夫窦滔，以述真情，后人便以“回文锦”“锦字”等代称思妇寄给远方夫君的信物。可见，此曲描述的是夫妻之间的离别。“凭谁寄”即意味着无人可寄，因为“雁来稀”，寄书的大雁稀少，无从凭寄。
二人相隔遥远，又音信难通，独对青灯的妻子自然越发孤寂痛苦。“花落”一句，同样于简洁的文字中包含着丰富意蕴。“东君也憔悴”，以春光的流逝喻离别的伤感，其中暗含女主人公对年华易逝的慨叹。“花落”既是实景，也喻示女子青春的陨落，更指向离别的时日之久，以及相见之日的遥遥无期。对女主人公而言，等待是痛苦的，这不仅是因为她必须忍耐一个人的孤凄，也不仅是因为归期的不可知，更是因为她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正一点一滴在等待中虚耗。这样一来，作者对于离情的刻画便已相当深入。
“投至望君回。滴尽多少关山泪”，女主人公将眼光投向未来，设想二人相见之日到来之前，她还将流下多少眼泪。“多少”二字，既说明与重见之日相隔的时日之长，也体现出女子思念之深，这份思念不会随着时日的推移而变淡，也不会因为与夫君隔着重重“关山”而消散。“关山”与首句“千里”相呼应，使整首小令首尾相连，结构完整，空间和时间的阻隔也被巧妙地融为一体，读来浑然如一，不落痕迹。
《思远人·红叶黄花秋意晚》就“寄书”二字发挥，写以泪研墨，泪滴红笺，情愈悲而泪愈多，竟至笺上的红字褪尽。用夸张的手法表情达意，写出感情发展的历程，是此词艺术上的突出特点。
起首两句，写女主人公因悲秋而怀远，既点明时令、环境，又点染烘托主题。一“晚”字，暗示别离之久，“千里”，点明相隔之远。两句交代了时间和空间，给下文留了铺展的余地。“飞云过尽，归鸿无信”两句是客；“何处寄书得”一句是主。鸿雁，随着天际的浮云，自北向南飞去。闺中人遥望渺渺长空，盼望归鸿带来游子的音信。“过尽”，已极写其失望之意了，由于“无信”，便不知游子而今所在，自己纵欲寄书也无从寄与。
过片词意陡转：弹洒不尽的那两行珠泪，还当窗滴下来，并滴进了砚台中，就用它来研磨香墨。下片出人意表，另开思路。正因无处寄书，更增悲感而弹泪，泪弹不尽，而临窗滴下，有砚承泪，遂以研墨作书。故而虽为转折，却也顺理成章了。明知书不得寄，仍是要写，一片痴情，惘惘不甘，用意尤其深厚。语本孟郊《归信吟》“泪墨洒为书”一句，而情真意足，写出小儿女的情态，巧而不纤，较诸“和泪濡墨”的套语自有深浅真伪之别。“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收语写闺人此时作书，纯是自我遣怀，她把自己全部的内心本质力量投进其中，感情也升华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对此，陈匪石《宋词举》有一段极为透辟的分析：“‘渐’字极宛转，却激切。‘写到别来、此情深处’，墨中纸上，情与泪粘合为一，不辨何者为泪，何者为情。故不谓笺色之红因泪而淡，却谓红笺之色因情深而无。”无论是泪、墨、红笺，都融进闺人的深情之中，物与情已浑然一体。这首词与小晏惯常的“情溢词外，未能意蕴其中”这一风格不同。全词用笔甚曲，下字甚丽，宛转入微，味深意厚，堪称小晏词中别出机杼的异调。
此诗写北斋雨后的景色和作者的闲适心情，同时勾起作者对过去山居生活的回忆。起联先总写北斋环境的幽静。颔联上承首句，扣住诗题，写北斋雨后之景。诗中虽然只写了景，可是这景中还有一个人，就是站在庭中欣赏这美景的作者，因而又同次句紧紧关合。末句则表达了对旧日山居生活的向往。通篇情深意挚，曲折婉转，柔和含蓄，意境幽美。
起联先总写北斋环境的幽静。北斋是作者在府衙内读书休憩的地方。庭院不大，园圃却极清幽，因为作者非常喜爱这个地方，所以常常免去属吏的例行参见，留连其中。“幽圃”不仅指地方僻静，主要还在于这里吏民不到，没有官事打扰，能使人得到心灵上的平静。旧时属吏每天早晚两次到上司衙门排班参见长官，报告公事，叫“衙参”，也省称“衙”。说“常教”，就不是完全免除，不理政务，而是无事报告时，即免去虚套，用字很有分寸。这两句总掣全篇，又引起下文，下面各联，即分别从景、事、情三个方面，作具体描绘。
颔联上承首句，扣住诗题，写北斋雨后之景。鸟雀和蝴蝶最怕雨，雨后天睛，它们也最先出来活动，所以作者最先听到竹上的鸟雀声。特用“双禽”两字，不仅因为鸟雀常常成对而飞，还因为两鸟对鸣，双双跳跃，更能见出鸟雀鸣叫的欢快悦耳，竹枝的摇曳多姿，如一鸟便有孤栖冷落之感。“占”是占有之意，写出鸟雀的欢喜得意神情，如改“占”为“站”，那就写成死鸟，索然无味了。深秋时节，蝶影已稀，故只写一蝶。因为这时花事已少，所以那只蝴蝶飞来飞去，四处寻觅。
文同是宋代大画家，尤其擅长画竹，苏轼曾多次为其所画之竹题赞，《图画见闻志》也说：“文同墨竹富潇洒之姿，逼檀栾之秀，疑风可动，不笋而成。”此联鸟声蝶影，高下相映，竹摇翠影，花含水珠，再衬着蓝天碧草，画面美丽，是大画家的手笔。“占”字、“寻”字，尤其传神，近代诗人陈衍特别赞赏它“下得切”，（见《宋诗精华录》），点评得很确切。这里的一切景物都是那样淡雅素净，雨后的空气一尘不染，一切都显得那么清新，正是首句“绝清佳”的绝好写照。诗中虽然只写了景，可是这景中还有一个人，就是站在庭中欣赏这美景的作者，因而又同次句紧紧关合。
上面写室外，下面转到作者在室内的生话。“吴画”指唐代大画家、被后人尊为“画圣”的吴道子的画，这里用作珍贵名画的泛称。“扫壁”不仅是因为爱惜画，也表明兴致很高，所以特别挂在壁上，细细端详品鉴，绝非随便打开草草一瞥。“越茶”即越地（今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所产之茶。越地盛产茶叶，多名贵品种，诗中因用作名贵茶叶的代称，同时也兼含着路远难致之意。茶叶既这样名贵难得，又是初次“试”饮，能享有此味者，是作者的知心好友，他们交谈时十分快乐欢畅。观画品茗，都是极其高雅之事，而一为独处之乐，一为交友之乐，情趣不同，而心情之恬淡闲适则相同。
这清幽的景色和闲适的乐趣，勾起作者对过去山居生活的回忆，因而引出末联。“野兴”就是指山居生活的情趣。这句是倒装句，是说因为公事稀少，所以野兴渐渐多了起来，并不是说为了多些野兴而少办公事。而公事之少，又与作者的治理有方有关，这里含着一些得意心情。在作者的《丹渊集》中，载有不少他在各地任官时向朝廷上奏的减免当地人民赋税的奏状，可见他还是比较能同情人民疾苦的。然而，作者从1049年（皇祐元年）中进士，次年开始任官，到此时已二十五年，对仕宦生涯，已产生了一些厌倦情绪，所以末句表达了对旧日山居生舌的向往。作者次年所写的《忽忆故园修竹因作此诗》说：“故园修竹绕东溪，占水侵沙一万枝。我走宦途休未得，此君应是怪归迟。”与该篇所写正是同样的心情。
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手法上相当朴实，记事、写景，较少抒情，语言工整，用词精确恰当。从文义的表面上看，赞美韦彪关心民间疾苦而祈神求雨，但本意是对韦中丞等州府官员愚昧迷信、劳民伤财行为的批评，对自己蒙屈而沦为下僚的悲叹。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曾针对韩愈天有意志、能赏罚的观点，提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他认为天地只是自然物，既无意志，也不能赏罚，“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希望天地能赏罚、有哀仁都是迷信（《天说》）。他还认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祸乱，皆人也……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答刘禹锡天论书》），天事与人事各不相干。另外，在《非国语》中，他还指 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歇，是恶乎为我设？”认为天地、元气、山川等自然物的运动变化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据这些认识，柳宗元对韦中丞黄溪祈雨的荒诞行为，必然是持批评态度的。
当时的永州刺史韦彪，跟柳宗元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柳宗元到永州一年多后，唐宪宗改元大赦天下，韦彪便北移了。这人毫无才干，连北移的贺表也是请柳宗元写的。但由于他身为永州的行政首长，柳宗元的顶头上司，柳宗元又是待罪之人，并且希望得到朝庭的赦免和重新起用，因此柳宗元当然不便直接批评韦彪，只能用赞赏的表面形式来记述这件事。但诗题中标明“口号”，而“口号”是古人随口吟成的诗体，这便给诗添了几许诙谐。诗人写这场荒诞的祈神求雨戏时，字里行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传神地刻画出了韦彪其人：兴师动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是沽名钓誉的行径；神祠荒凉清冷，象征他的愚蠢糊涂；场面宏大，巫师装神弄鬼，讥讽他的迷信与无知；并且通过“惠风仍偃草”的写实，“灵雨会随车”的用典，以对比的手法来揭示韦彪祈雨的无功与荒谬。据诗人的《游黄溪记》记载，黄溪在城东七十里，“黄神”乃是王莽的后代，是避祸来的。韦彪导演的这场闹剧，吹吹打打弄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收场，使周围的百姓都受到了惊扰，根本不是在为老百姓祈福，而是在“造祸”，并且灾祸波及到了“骑客路”与“野人居”。
诗的最后两句，才是诗人真实意图的流露：自己是“俟罪非真吏”，却奉命随行，做太守的清客、帮闲，成为献媚取悦长官的低级僚属，这对胸怀大志的柳宗元来说，是非常羞愧的。如果他是有实职实权的地方官，定会珍惜手中的权力，尽情施展自己“以利安元元为务”的抱负，干一番兴利除弊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