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钓徒”自况，孤身一人，终年出没于烟水浩淼间，然此亦寻常事矣。头两句写处境之艰窘险恶，但也隐含着“世路如今已惯”的意思，“寻常”二字，或许多少有一点自得。然而深宵酒醒，发现连一个可以挣饭吃的地方也找不到了。诗到最后，不免怆然有怀。
“烟水寻常事，荒村一钓徒”从字面上看似乎有点消极。这里“荒村钓徒”是作者鲁迅的自况，一般说来，这不是一位“战士”而是一位“隐者”的形象。身在山水之间，心在江湖之上，以钓为乐，远避尘世，这种人没有什么积极于人世可言。然而，仔细推敲，作者鲁迅这里虽以“钓徒”自况，但在第一句看似轻松自然地写了一句“烟水寻常事”，对这一句可至关重要，因为这一句旨在说明，他是一位久经风浪，见过世面，敢于“直面人生”的战士。他对风波的险恶不但毫不畏惧，而且已经习惯，可谓是“大风浪里好行船”的水手，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钓者”。在这里，“荒村钓徒”不过是一个比喻，一个代号。即使从字面意思上也说明：在军阀当局的迫害下，危机四伏，荆棘遍地，为了避开特务的监视和袭击，作者鲁迅只能像一个飘泊江湖的渔夫，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因此也不以为然，只把它当成正常的情况。
“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是这首诗的重点。这两句诗，含意十分丰富，感情也十分沉重，表现出作者因军阀当局的迫害而生的悲愤就像飘泊于江湖的渔人，深宵酒醒，江水连天，四处茫茫，既寻不到一张栖身的蒲席，也找不到一点充饥的菰米，“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衬托出艰苦困顿的处境，作者鲁迅这里也没有表现出一种消极无奈的情绪，因在前两句诗中，他已经说出了自己对险恶处境十分习惯，并不会被困难和险恶吓倒，这里之所以再一次强调自己所处的境地，更多的还是在揭露和抨击军阀当局对包括鲁迅在内的革命的和进步的文化界人士的残酷打击和迫害，也表现了自己不畏艰难，要继续斗争下去的革命精神。
这首诗在艺术上形象鲜明，意境幽远。全诗短短数句，即有简练明晰的印象，眼前就像展现一幅烟水垂钓图，甚至有如身历其境的感觉，将各种景象完全融化在一起。诗中并无激烈慷慨之语，但诗的后面汹涌着澎湃的激情，有不尽的想象，不尽的思索。全诗比喻都是明喻（如“烟水”、“钓徒”、“深宵”、“菰蒲”等），却又十分含蓄，“明”和“隐”，“含”和“露”，矛盾统一，紧密结合，反而相得益彰。
在李商隐诗集中，有些诗以首句二字或几字为题。而诗题与诗意却不相涉，性质类似于无题。这首《一片》也属此类。全诗借叹咏琼英、和氏璧、象牙雕成的楮叶而自叹不为世人所重，表现了怀才而不见用的愤懑和痛苦之情。
“一片琼英价动天，连城十二昔虚传。”《诗经·齐风·著》：“俟我于堂乎而？充耳黄乎而？留之以琼英乎？”诗人借琼英寄兴，言自己甚有美才，名声极高，堪为王佐。此句理解为正面赞美琼英、赞美己才当然是不错的。但《著》一诗，“诗序”又说：“刺时也。时不亲迎也。”自《楚辞》出，男女婚恋又常常用以象征君臣间的关系。李商隐地位卑微，未必有廷见龙颜直接得到拨擢的奢望，但综观其诗作，诗人确有希翼得到权要荐引的愿望，他的另一首《一片》（一片非烟隔九枝）云：“人间桑海朝朝变，莫造佳期更后期。”冯浩曰：“似为津要之力能荐士者咏，非情词也。”如果将首句仅仅理解为自我赞赏之词似末免较肤浅。这一句既是诗人对“为津要之力能荐士者”发出要求引荐的呼喊，又是为得不到这些“能荐士者”“亲迎”所发的浩叹。和氏壁为连城之宝，名不虚传，但从它的发现到为世人所知，却颇多周折，和氏本人的双足先后也被不识宝的国君所刖。和氏悲愤地说：“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韩非子·和氏》）。连城瑰宝和氏璧在其未被玉人所理时，正是形同顽石。诗人的才华未被发现、未被发挥时也是名同诳士。次句在赞美和氏璧的同时，也同样流露出怀才不遇的感慨。
“良工巧费真为累，楮叶成来不直钱。”《韩非子·喻老》：“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功食禄于宋邦。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象矛楮叶，良工巧匠花了三年时间才雕琢成；作为一件艺术品，其颜色、厚薄、平斜，维妙维肖，足以乱真。一个人的才学能力，也是经过长期砥砺、磨炼、积累而成的，但有才华的人被混于芸芸众生中，自然不能识别出来。“真为累”，“累”字下得极痛。在封建社会特殊的环境中，不少士人有才而不遇，更不能尽施才能，甚至穷困潦倒。他们苦闷彷徨，看不到出路，以至将才能、才干当成一种“累”——精神上的包袱或负担。赵壹《刺世疾邪诗》云：“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鲍照《拟行路难》云：“自古圣贤尽贫贱。”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云：“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这些不满和牢骚，皆可视为此诗“累”的注脚。李商隐亦终身受累，终于步履艰难地走完了他人生的历程。
这首绝句用了三个典故。首二句不写正面写反面，琼英、连城璧虽以赞美的口吻出之，而慨叹才华不展之意已在其中。后两句“真为累”，“不直钱”，直接作意。比起其他“无题”一类的作品，此诗情调激愤，胸臆也较直露，主题显然也醒豁得多了。
诗写得很别致。对于友人的离去，他送过一次之后，离情别绪更加浓烈，于是就趁着友人还没起程，又摆下酒宴安排歌舞，与之“重别”。按照常情，这次相别，一定是两情相依恋恋不舍，“骊歌愁绝不忍听”。但是诗人为了减轻朋友的痛苦，却抢在前面先说：“莫道秋江离别难，舟船明日是长安。”“秋江离别”，在读书人心中，似乎早就有许多伤情的沉淀，其“难忍之情”恐怕是公认的。何况目下，又是他和李评事遇到的现实。然而诗人却不让说这些，用“莫道”一下子把话题引向他处。说你明日就踏上去往长安的路途，哪里有什么难？既然不难，当然也就不要说什么难了。这话是极巧妙的。友人明日登程，可逗留的时间很短。诗人抓庄这一点，把离别之快转换成了走得容易：把不忍分离之“难”的内涵完全抽去了。这样，“秋江离别”便无“难”可言，且以人们乐意接受的姿态出现在面前。
“吴姬缓舞留君醉，随意青枫白露寒。”诗人以诙谐的巧言把李评事的思绪引升之后，便开始热情地劝他开怀畅饮，尽欢至醉了，说出来的都是热情话，没有吐出半个愁字。但是不言愁并不等于不存在愁。诗人所以不言，正表明他内心藏着深深的愁情，也正是因为他有愁情，才偏偏让人“莫道”，怕朋友勾起愁绪。而怕朋友愁自己就强压愁绪这种作法又使人感到了昌龄对朋友的一腔挚情。
昌龄是一位很重友情的诗人。他在芙蓉楼送辛渐，是话别通宵。这次送李评事，是一别再别。同是相别之情，表现方法却不一样。《芙蓉楼送辛渐二首》，先是“寒雨”、“楚云”给蒙上一层愁网，然后在感情逆转中，更显其光明磊落之心；这首“重别李评事”，则是在欢情的推进里显现抑制的别绪。近人刘拜山评论说：“别在明朝，留在今宵，而今宵之缓舞延歌，正为明朝之远别，特见缠绵至深。”这“缠编”之情，说穿了，还是首句中“秋江离别难”的那个“难”字。诗人有意压它，反使它更加明显。看来诗人是很幢得反作用这个理的。
诗以逆振开篇，接下第二句正说“不难”．第三句因“不难”故以吴姬缓舞留醉，第四句既醉则忘情而适意。全诗借第一句逆振取势，语意顺流而下，婉曲的表达出对友人依恋之情。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