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小节，作者先介绍了自己的二个别号“醉翁”“六一居士”。“醉翁”是庆历六年他被贬滁州时的自号。熙宁元年，欧阳修又在颖州修建房屋，准备退居，他“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颐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滁州有滁山，颖州有颖水，合起来就表示出作者晚年想摆脱世间烦扰、寄情山水的思想。
第二小节，作者采用主客问答形式，借客人的提问，先说明自己称六一居士的含义，即晚年在家中陪伴一老翁自己的是一万卷书，一干卷金石遗文，一张琴，一盘棋，一壶酒。从这个称号的含义，一方面可以休察出作者晚年只赖于这五种物品的孤寂无聊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作者想摆脱烦扰、凭此安度晚年的乐趣。但客人仍就作者多次更改称号提出疑问：“子欲逃名者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诮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对这个道理。作者不是不知道，所以他说：“吾因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由此引发，作者便开始抒写自己晚年陶醉于五种物品的乐趣，就是当此时，泰山在面前也看不见，炸雷劈破屋柱也不惊慌；即使在洞庭大原野奏起九韶仙乐，在涿鹿山前观看激烈战斗场面，也比不上这样快乐舒适。但是目前，作者还苦于不能在这些物品里面尽情亨乐。其原因，是“轩裳珪组劳吾形于外”二是“优患思虑劳吾心于内。”这样使得作者虽没生病而外貌已显得憔悴，虽还没太老而精神却已衰竭，没有什么空暇陶醉于这五种物品了。可见作者对官场生活已十分厌倦，因此急于退休过安闲的隐居生活。虽然作者目前还没能退休，但是他坚信，由于他向朝廷告老辞退已三年，朝廷总会能予批准，那时回到田园享受与五种物品交触之乐的愿望一定能实现；所以起下这个六一居士的名号来表达自己向往的乐趣。客人又问：“子知轩裳珪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于是作者接着分析，长期被官场拖累已经很觉劳苦了，而且还有很多优患缠身；为这五种物品吸引是精神上得到安逸，而且没有祸患。两者相比，当然是选择后者了。
从第二小节的主容问答之中，作者晚年消极隐退的思想显露了出来。欧阳修年青时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他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改革时弊，是范仲淹“庆历新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文学上，他团结、提携一大批优秀文人，反对“西昆体”，倡导“古文”运动，被公认为文坛的领袖。但是，随着政治上的一次次受挫，一次次被放逐，他心恢意懒了。虽晚年被重新起用，官位也很高，但朝政的腐败，官场的尔虞我诈，加上志同道合的挚友的相继去世，使他再展宏图的幻想破灭了，思想开始消极、苦闷，甚至对王安石的变法也持了消极对立的态度。欧阳修从勇于改革到消极悲观，在政治生涯中可谓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这固然暴露了他思想上的弱点，但这也是当时社会和历史的局限。
在主客对话的基础上，作者最后又进一步总结了自己想退隐的三条理由。一是年青时出去做官，年老了退休，不一定非得等到七十岁，这是人生的规律。二是自己任职期间并没有值得称赞的成绩。三是自己壮年时就想退职（欧阳修中年以后的诗文就多有辞官归田的思想），现在年老体弱就不能再贪图过分的荣耀俸禄了。作者说，具备这三条理由，即使没有五种物品的吸引，也应该离职了。言外之意是更何况有与这五种物品共处的乐趣。三条理由表面上看正当、充分，但字里行间却流着作者对仕宦生活的厌倦。
这篇文章在传记文中是别具一格的。它没有具体叙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而是由自己晚年更名六一居士的由来说到自己的乐趣，又说到自己渴望退休的心情及对现实生活的厌倦。由于文章采用了汉赋的主客同答方式，所以很便于逐层推进地阐述这种思想和情趣，而且也使行文跌宕多姿、情感深切，本文的语言也是既平易晓杨又形象深刻。如作者写他陶醉于五种物品之时说“泰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这比喻极为生动，它既喻为自然界的各种声响又喻为社会官场的糟杂事物。作者能置之而不顾，深刻说明他对五种物品的乐而不倦和专心致志。
李白被迫离开长安已有两年，三年供奉翰林的生活让他亲眼目睹了唐王朝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阶级穷奢极欲，利令智昏，他们为了排斥异己而进行的政治迫害更是令人触目惊心。这让李白对统治者的幻想逐渐破灭，内心的不平和愤懑与日剧增。这首诗是诗人写给堂弟的，所以语气上并不像“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那样慷慨激昂。但是娓娓道来的叙述中依然时时隐现出诗人心底的不满和愤慨。
诗中反映了诗人的矛盾心情：他认为自己胸怀报国的壮志豪情，又有满腹才华，却没有一展身手的机会。只好随居，但心里却有不甘。并且躬耕也缺乏相应的条件。诗中用“楚人不识凤，重价求山鸡”，“傅说降霖雨，公输造云梯”。等典故表示了自己不受重用的悲愤。同时也传达出自己虽然受到排挤，但仍为边地的动乱而担忧的胸还天下之意。
诗歌开篇，作者从“楚人不识凤”到“久到咸阳西”交代了为什久居于此，援引楚人重价买山鸡的典故说明自己当初“献主”的错误：自己曾像那个拿着山鸡当凤凰献给楚王的人一样自信，现在反而明白是迷误，因为君王也许并不需要自己这样的人才。同时也表达了对统治阶级打压和排挤表示不满。接着作者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进行了描写：“风飘落日去，节变流莺啼”，时光在无情流逝，眼看老之将至，而自己只能在这里看风起吹过，太阳升了又落，冬去春来，鸟儿飞走又飞来。作者同时对堂弟的到来表示欢迎：“自李寒未开，幽关岂来蹊。”意思是自花未开，没有人来攀折，我幽居在此，也没有人会来，只有你的拜访让我感觉到兄弟情深。然后写道“及此桑叶绿，春蚕起中闺。日出布谷鸣，田家拥锄犁。”意思是农家繁忙的时候，妇人要忙着养蚕，农人要忙着耕地，而自己一介书生，住在这不相宜的环境里，不可能与妇人一道养蚕，更不可能和农人一起耕地，于是只是孤独的在此。然而，这并不是诗歌的主题。作者很快将话题转移到对生活的不满和社会的担忧上去：“傅说降霖雨，公输造云梯”，他说，自己虽然有公输班那样的才能，却不能像傅说一样被重用，眼看着边疆战乱，生灵涂炭而无法献策立功。而“报国有长策，成功羞执珪”还强调了作者希望得到重用并不是为了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最后作者写道：“无由谒明主，杖策还蓬藜”，意思是自己无法见到明主，没有办法得到重用，就这样已经到了拄着拐杖走路的年纪了，感叹空有满怀的壮志和才能却毫无用武之地。结尾“他年尔相访，知我在磻溪”是作者明志的话，说自己依然在等待，等待着文王相访，等待君臣相合，一展宏图。
李白洒脱不羁的气质、傲视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而又易爆发的强烈情感，形成了李白诗抒情方式的鲜明特点。他往往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的奔涌而出，宛若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本诗从“傅说降霖雨”开始作者的感情开始达到高潮，一步步升华。他的想象奇特，常有异乎寻常的衔接，随情思流动而变化万端。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虽然李白对当时的统治阶级十分失望，但他并没有完全绝望，他还怀着重返朝廷的想法，希望献出自己的才华和力量，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诗人这种忧国忧民的感情和积极入世的态度，决定了这首诗虽然基调有些低沉，却在沉郁中有一股振奋之气。
赠别之作，多从眼前景物写起，即景生情，抒发惜别之意。王维此诗，立意不在惜别，而在劝勉，因而一上来就从悬想着笔，遥写李使君赴任之地梓州（治今四川三台县）的自然风光，形象逼真，气韵生动，令人神往。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首联是说，梓州一带千山万壑尽是大树参天，山连山到处可听到悲鸣的杜鹃。
开头两句互文见义，起得极有气势：万壑千山，到处是参天的大树，到处是杜鹃的啼声。既有视觉形象，又有听觉感受，读来使人恍如置身期间，大有耳目应接不暇之感。这两句气象阔大，神韵俊迈，被后世诗评家引为律诗工于发端的范例。
“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颔联是说，山里昨夜不停的下起了透彻的春雨，树梢淅淅沥沥或像泻着百道清泉。
首联从大处落笔，气势不凡；颔联则从细处着墨，承接尤佳，不愧大家手笔。诗人展现了一幅绝妙的奇景：一夜透雨过后，山间飞泉百道，远远望去，好似悬挂在树梢上一般，充分表现出山势的高峻突兀和山泉的雄奇秀美。“山中”句承首联“山”字，“树杪”句承首联“树”字，两句又一泻而下，天然工巧。这两联挺拔流动，自然奇妙，画面、意境、气势、结构、语言俱佳。前人所谓“起四句高调摩云”（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引纪昀语）。“兴来神来，天然入妙，不可凑泊”（清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诚非虚夸。
作者以欣羡的笔调描绘蜀地山水景物之后，诗的后半首转写蜀中民情和使君政事。
“汉女输橦布，巴人讼芋田。”汉女辛劳织布纳税，巴人地少诉讼争田。
梓州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那里的妇女按时向官府交纳用橦木花织成的布匹，那里的人们又常常会为芋田发生诉讼。“汉女”、“巴人”、“橦布”、“芋田”，处处紧扣蜀地的特点，而征收赋税，处理讼案，又都是李使君就任梓州刺史以后所掌管的职事，写在诗里，非常贴切。
“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末两句是说，望你发扬文翁政绩，奋发有为不负先贤。
“文翁”是汉景帝时蜀郡太守，他曾兴办学校，教育人才，使蜀郡“由是大化”（《汉书·循吏传》）。王维以此勉励李使君，希望他效法文翁，翻新教化，而不要倚仗文翁等先贤原有的政绩，无所作为。
联系上文来看，既然蜀地环境如此之美，民情风土又如此淳朴，到那里去当刺史，自然更应当克尽职事，有所作为。整首诗寓劝勉于用典之中，寄厚望于送别之时，委婉而得体。
这首赠别诗不写离愁别恨，不作泛泛客套之语，却有对于国家大事、民生疾苦、友人前途的深切关心。
在艺术上这首赠别诗写的很有特色。前半首悬想梓州山林奇胜，是切地；颈联叙写蜀中民风，是切事；尾联用典以文翁拟李使君，官同事同，是切人。这样下来，神完气足精当不移。诗中所表现的情绪积极开朗，格调高远，是唐代送别佳篇。
“秀才”是汉魏时荐举科目之一，地位比较高，人数也不多，与明清时把州县学府中的生员称为秀才，情况不同。嵇康之兄嵇喜曾举秀才。他去从军，嵇康写了一组（十八首）诗赠他，便以“秀才”为代称。此处所选为第九首，是其中最著名的。
嵇喜的为人，据史书所载，颇有些俗气。所以他去看阮籍，遭到一顿白眼。后来嵇康挟琴携酒而往，阮籍才高兴，以“青眼”相待。但在嵇康的赠诗中，却写得嵇喜十分脱俗潇洒，有人因此对嵇康加以讥刺。这是呆板的读诗方法。诗是写给嵇喜的，当然有称颂他的意思，但诗终究又是一种艺术创造，这二首诗中的人物形象，其实是理想化了的，更多地带有作者自身的痕迹，表现着作者对某种人生境界的向往。就是说，这诗有双重意义，而后一种意义更为重要。
要理解这首诗，需要对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尤其是所谓“魏晋风度”有所了解。魏晋的士族文人，普遍信奉老庄哲学，他们认为，现实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是短暂的、变幻不定的，人若陷落在这些现象（如功名荣利、道德礼义等等）中，便失去真性，变得卑琐可笑。只有追求宇宙的大道，才能达到崇高的人生境界。从这一哲学基点出发，他们重视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反对社会伦理规范的约束。他们评价人物，注重于内在的智慧、高尚的气质，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脱俗的言谈举止，乃至漂亮的外貌。总之，魏晋风度，是自由精神、人格美、漂亮的仪态的结合。嵇康本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是当代人推崇和效仿的对象。他的诗歌中的理想化人物，当然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所以，这首诗，实际是魏晋风度的写照，仅作为普通应酬之作来看，是太可惜了。
这第九首诗，从表层上说，是想像嵇喜从军以后戎马骑射的生活。但借此，写出了一种纵横驰骋、自由无羁的人生境界。诗中描绘的场面和人物，具有象征意味。
通常嵇康的诗不太讲究技巧，这首同样，结构平稳，无甚特异处。前四句，是静态的描写，从几个侧面勾出主人公的特征：他骑一匹训练有素的骏马，穿一身鲜丽生晖的衣服，左手持弓（“繁弱”，古之良弓），右手搭箭（“忘归”，古之良箭）。四句构成一个画面。虽不是直接写人，乘骑、服饰、器物，已经衬托出人物身份的高贵和气度的不凡。
马在这首诗中具有重要意义，是完成人物形象塑造的凭借。作者写这马“良”而“闲”（本义是熟练），表明这匹骏马并不是难以羁勒、可能失去控制的烈马，这样写是有意暗示主人的一切意志都能得到充分的实现。
后四句转入动态的描写：主人公纵马奔驰，如迅风，如闪电，紧随掠过的影子追逐天上的飞鸟（“景”同“影”，“飞”指飞鸟），奋行在广大的平原上。这里使用一连串表示动作迅急的词汇、一连串的比喻、形容，强烈地特出主人公纵马如飞的形象，要达到一种特殊的效果。诗是作用于读者的感性活动的。人们读着这样的诗，脑海里浮现出诗所描绘的场面，不自觉地似乎同诗中人物一齐凌厉奔驰，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快感——超越限制、获得充分自由的快感。其实，现代人驾驶摩托、赛车，常常也是追求这样的快感。所以在西方影片中，经常出现汽车狂驰的场面。但是，如风如电的奔驰，因为唯恐失控，很容易带来紧张感，这样人就是被动的，仍旧是不自由的了。所以作者又加上稳定感。首句“良马既闲”的“闲”字，已经埋下伏笔，末句“顾盼生姿”，加以展开：主人公一路急驰，却是轻松闲逸，左顾右盼，风姿佳美。人生至此，真是如意舒展、毫无压迫，毫无滞塞，这是很美的境界。
迅急所产生的快感和闲逸所产生的稳定感，本来是对立的东西，嵇康却借着马把两者统一起来了。只有高明的骑士坐在骏马上，才可能是既迅急而又闲逸的。这一形象最能表现人的充分自由和充分主动。延伸开来说，魏晋名士都喜欢临大事而从容不惊的态度。谢安身为宰相，当国家命运系于一举的淝水大战正在激烈进行之际，却在家里跟客人下围棋。不是他不关心国事（谢安是这场战事的决策人），而是一旦紧张失态，就不够潇洒，不够风度了。这跟嵇康所写的骑射场面，从人生境界上说，是相通的。所以这诗不仅是写嵇喜。何况，嵇喜是个文士，能不能骑快马还是个问题。
嵇康是一位思想深邃的哲学家，写诗则非其所长，往往议论太多，陷于枯涩。但这首诗却没有上述的毛病（至少不严重），诗中的形象称得上鲜明生动。人物凌厉奔飞而闲逸自由，具有诗歌特有的感染力。所谓“魏晋风度”，颇有些微妙，不易讲清楚，在这首诗里，至少是写出了一些特征，值得仔细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