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乡子·端午》是北宋词人李之仪的一首词，整首词即景生情，即事喻理，在端午节的一种闲愁。
上片写端午节的景象。端午节下着小雨，诗人独自一人，比较冷清，回忆往日的热闹时光。
下片抒情，旅居在外的诗人在端午节没有友人的陪伴，喜悦的事情只有自己一人享受。表现出心中的寂寥，落寞之闲情。
整首词深婉含蓄，抒发自己孤独，寂寞的情感。
宋沈义父云：“咏物词，最忌说出题字。”（《乐府指迷》）这首咏草词虽不着一“草”字，却用环境、形象、神态的描绘，将春草写得形神俱备。词中，上片以绮丽之笔，突出雨后青草之美；下片以凄迷之调，突出青草有情，却反落入苍凉之境。
上片起首两句写长堤上绿草平整、露光闪烁；远处的别墅如烟绿草掩映下若隐若现。接下来一句总写芳草萋萋。“雨后江天晓”，是用特定的最佳环境来点染春草的精神，通过雨后万物澄澈、江天开阔的明媚物象，活画出浓郁的春意和蓬勃的生机，为下文“少年”的出场作铺垫。“独有庾郎年最少”三句，由物及人，由景入意。“庾郎”本指庾信。庾信是南朝梁代文士，使魏被留，被迫仕于北朝。庾信留魏时已经四十二岁，当然不能算“年最少”，但他得名甚早，“年十五，侍梁东宫讲读”（《庾开府集序》）。这里借指一般离乡宦游的才子。“窣地春袍”，指踏上仕途，穿起拂地的青色章服。宋代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刚释褐入仕的年轻官员，一般都是穿青袍。春袍、青袍，实为一物，用这里主要是形容宦游少年的英俊风貌。“嫩色宜相照”，指嫩绿的草色与袍色互相辉映，显得十分相宜。以上，作者描摹出春草的芊绵可爱，用遍地春草映衬出宦游少年的春风得意。
词的下片转而抒写宦游少年春尽思归的情怀。过片二句化用李白《菩萨蛮》词末二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之意。接下来两句，词人流露出对宦海浮沉的厌倦，用自怨自艾的语调表达了强烈的归思。“落尽梨花春又了”，化用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三月》诗句：“曲水飘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以自然界春色的匆匆归去，暗示自己仕途上的春天正消逝。结拍两句渲染了残春的迟暮景象。
“老”字与上片“嫩”字遥相呼应。于春草的由“嫩”变“老”之中，暗寓伤春之意，而这也正好是词人嗟老、倦游心情的深刻写照。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云：“梅圣俞欧阳公座，有以林逋词‘金谷年年，乱生春色淮为主’为美者，圣俞因别为《苏幕遮》一阕云云。欧公击节赏之。”
这首诗分为两章。首章颂扬丁柴桑的贤良美德。诗的开头“有客有客，爰来宦止”，写迎客的惊喜。从诗中看，丁柴桑应该比较年轻，诗人视之为后俊。“秉直司聪”以下四句是诗人对这位贤良地方官的赞美。丁柴桑作为一县之长，能“飱胜如归，聆善若始”，是为政“惠于百里”的明证。这四句寄寓了诗人的殷切期望，也反映了陶渊明政治理想中对基层长官的要求。
接着经“匪惟谐也，屡有良游”一转，至于次章，写作者与丁柴桑在一起开怀畅游的情形和情酣意畅的心态。“载言载眺，以写我忧”就是这种场景的具体表现。“以写我忧”语出《诗经》的《邶风·泉水》和《卫风·竹竿》。“放欢一遇，既醉还休”这样无拘无束的生活是陶渊明对待挚友的常态。其诗《与殷晋安别》中有“一遇尽殷勤”句可为佐证。”实欣心期，方从我游”二句是倒装，意谓二人开始交游即定交知己，实为快心之事。诗的结尾归结到知心才是朋友结交的基础。
陶渊明与丁柴桑彼此一见如故。不是因为对丁柴桑这个父母官另有所求，而是丁柴桑“秉直司聪，于惠百里”的善德，以及“餐胜如归，矜善若始”的开明，赢得了陶渊明的敬重。另一方面，说明陶渊明也同样有丁柴桑的善德和开明，才能“方从我游”便以“心期”。向往开明，崇尚善德，正是陶渊明的秉性所在。
这首诗采用《诗经》的四言句式，写法上也有借鉴《诗经》叠章的形式，如有客有客之句，形成一种一唱三叹的效果。全诗于浓郁的情意之中，透露出和谐喜悦的交游气氛。篇幅虽短，然情酣意畅。
首二句言新秋，但从中已流露思弟之苦：“两地俱秋夕，相望共星河。”这两句，“俱秋夕”的“俱”字，从两地落笔，点出与弟相思难会之苦；而秋风萧索之夕，更从季候中烘衬出一层悲凉之色。“共星河”的“共”字，反衬出除“星河”而外，其他别无可共。从而使人由今夕而想到已往。昔日在京，家庭欢聚，同桌共餐，携手同游，文津共渡，诗文同赏，无话不论，何等欢欣；而今“共望”的，却只“星河”在天。一个“共”字，反衬出诗人极其寂寞之感，透出诗人极其忆昔之情。
如果说首二句，把兄弟的相思和思归之心还暗藏于字面之后，那么，次二句的这种感情表现得就更加明显了：“高梧一叶下，空斋归思多。”俗话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高大的梧桐树上，秋风偶吹黄叶落地，便引起诗人无限的思归之情。“高梧”对“空斋”，虽是衙署中实有之景，却正契合着诗人心境空寂的情愫；“一叶下”对“秋思多”，表面是因果关系的对仗，好像因“叶下”而生“归思”之想，而实则是因“归思多”才更注意了节候的变化，由此衬出诗人思念诸弟之殷切。念弟思归毕竟是个人小事，从政爱民才是职责大事。作为清正的官吏，诗人在这一点上是看得很清楚的。因而接下去写道“方用梧民瘼，况自抱微痾。”为递进之语，为尾联内容转折作铺垫。“无将别来近，颜鬓已蹉跎。”两句的言下之意是一定要好好从政爱民，切不可因思念诸弟而使岁月蹉跎。劝勉自己不要因念诸弟而变得苍老，正说明思弟情深，难于忘怀。
这首诗语言浅近，感情深挚，诗人能把个人小事置于从政大事之下，体现了一位清正官吏应有的思想品格。诗虽是古体，但有些诗句却清丽而又对仗工稳，情深而又不独溺于己情，表现了诗人娴熟的写作技巧。
在辅佐周穆王的过程中，祭国的祭公谋父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某年，周穆王要攻打一个叫犬戎的民族，祭公谋父劝说周穆王：圣明的君王是光大自己的德政，而不炫耀自己的武力，用武力征服别人，早晚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周穆王不听劝告，率兵攻打犬戎，尽管战争最后取胜，但周边的少数民族再也不称臣纳贡。
“以德治国”是符合周先人的传统的。《史记·周本纪》记述：
“古公亶父复脩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於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这段故事是说：古公亶父是周王朝的奠基人，被称为周朝的“太王”，是历史上的著名贤王。
古公亶父原是一个小国豳国的国君。当时，西北边地的戎狄进攻豳国，“欲得财物”。给了财物以后，他们还不满足，又要再来进攻，欲得地与民。豳国百姓被激怒了，纷纷主张打仗。这时，古公说：“老百姓拥立君主，是希望君主保护老百姓的福利。现在戎狄想来攻打我们的目地，是因为我有了土地和老百姓。老百姓在我这里和在他那里，只要生活的好，那有什么关系呢？现在老百姓们为了我个人的原因去打仗，用杀死别人的父子的手段去达到我当君主的目地，这样的事，我不忍心去做!”（原文：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我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因此，古公亶父只带了近亲私属一群人，学他的祖先不窋一样，离开豳国，迁徙到梁山西南的岐山之下定居。
古公亶父的这个举动被老百姓知道了，不仅原来豳地民众扶老携幼，离开戎狄而追到岐山来，照旧跟着他。而且附近的邻国，也久仰古公的仁义贤名，都来归附于他。
所以，老子依据古公亶父的事迹写成了第三章的“使民不争”。象古公亶父那样，他为了民众远离战争, 不争而退让到可以不要国家豳，不战而退从豳到了周原。他最终赢得了民众的心，他最终不争而成不战而胜！
显然，周穆王攻打一个叫犬戎的民族，是周失德的开始。左丘明的《国语》从西周穆王写起，大概是因为周穆王是西周失德的第一个君王罢！
附加说明：京城五百里以内为邦内；离京城五百到一千里的国为邦外；一千里到三千五百里的国为侯、卫；三千五百里到四千里的国为蛮、夷；四千里以外的国为戎、翟。甸服：为王朝服役，供应周王朝每天的宗庙祭祀；侯服：每年必须朝见周王朝，供应每月的祭祀；宾服：必须纳贡供应每季的祭祀，二到五年朝见一次；要（yāo）服：必须供应每年的祭祀，每六年朝见；荒服：每任国王必须朝见一次，表示臣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