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刻画了怀素酒后运笔挥洒的形态，如骤雨旋风，纵横恣肆，给人以龙腾虎跃，奔蛇走马的艺术享受。“草书天下称独步”，李白对怀素的书法评价极高。
此诗由于语言率直，与李白以往的诗风稍有差异，曾引起历代学者的怀疑和争论。宋代大学士苏东坡曾以“‘笺麻素绢排数箱’之句，村气可掬”为由，认定此诗非李白所作。与苏轼同时代的书法家朱长文则认为“此诗本藏真（怀素）自作，驾名太白者”。清人王琦“以一少年上人而故贬王逸少、张伯英以推奖之，大失毁誉之实。至张旭与太白既同酒中八仙之游，而作诗称诩有‘胸藏风云世莫知’之句，忽一旦而訾其‘老死不足数’，太白决不没分别至此。断为伪作，信不疑矣。”其实这些多为推测之语，尚不足断定此诗非李白所作。现代学者郭沫若先生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李白与其他诗人每每有率直之句，这是不成其为理由的”。肯定了李白的诗作。
从这首诗的题材形式比较，此诗以乐府《杂曲歌辞》旧题形式写成。李白以诗歌著称于世，作诗近千首。一生最擅长以乐府歌行旧题作诗，而且以乐府旧题写诗成就最高。他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浑然天成，不假雕饰，散发着浓厚的民歌气息。具体表现为语言的直率自然。此诗以乐府歌行旧题体裁形式写成，恰巧与李白擅长相符。而诗中的“笺麻素绢排数厢”句，正体现了他率真的一面。对苏轼的“村气可掬”是一个很好的回应
从这首诗的风格及表现手法比较，此诗豪迈，格调飘逸，想象丰富，音节错综，语言奔放，在民歌体中融入了齐梁体的某些表现手法，而以李白自身独具的俊逸之气将它们统一在一起，典型地表现了诗人“清水出芙蓉”的特色，符合李白的诗风特征。李白作诗喜用夸张之句，此诗中“须臾扫尽数千张”、“一行数字大如斗”与李白其它著名诗句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燕山雪花大如席”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这首诗的创作状态分析，此诗是在一种醉态中写成。诗中“墨池飞出北溟鱼，笔称杀尽中山兔”，正是诗人醉态狂幻气质的表露。小小的墨池在诗人的醉眼里被幻化成苍茫的北海，书家狂书疾书的情景，似乎连中山兔都要杀完了。这种狂幻式的语言描写，与李白一生好酒、嗜酒、常在醉态之中“斗酒诗百篇”的状态有关。因此，这首诗的创作状况和李白大量写有酒的诗歌风格极其一致。
陆游有4万多首传世，其中有一百多首是写给自己孩子的。当然，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那首“死去元知万事空”。不过更多的则是教育孩子的“鸡娃诗”。根据《陆游年谱》，陆游共有七子：长子陆子虞，次子陆子龙，三子陆子修，四子陆子坦，五子陆子约，六子陆子布，七子是陆子聿。这些诗大多数是陆游晚年闲居浙江山阴老家时写给幼子陆子聿的，包括题中这首应该也是。
陆游真的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明时”、因此不必读书求仕吗？答案恐怕一言难尽。
陆游出身于官宦世家，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28岁的陆游到临安参加锁厅考试（现任官员及恩荫子弟的进士考试），为陆游的才华所深深打动的主考官陈子茂阅卷后取为第一，但是因秦桧的孙子秦埙也参加了这次的考试，位居陆游名下，本来秦桧想授意主考官陈之茂让自己的孙子当第一，结果秦桧大怒，欲降罪主考官。因此主考官为了明哲保身，不得不找理由不取陆游，陆游的第一次科举仕途就这样被斩断了。接着到了次年（公元1154年），陆游又参加礼部考试，秦桧又指示主考官不得录取陆游。这次殿试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秦埙也没有得到状元，状元被另一位才子张孝祥（这位也是高考出题常客）夺得，同榜中进士的有范成大、杨万里、虞允文。
这个挫折对陆游的一生打击非常大。后来虽然他也获得了进士出身，但在仕途上与张孝祥、范成大、杨万里、虞允文这几位同时期的大文豪相比，已经是先天不足。最终他在漫长的一生中，仕途只能停留在中低级官员上徘徊。
从个人经历上来说，陆游仕途不顺，北伐之志难伸，不可能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明时”；但另一方面，陆游所在的南宋中前期，大的局势还算安稳，相对来说没有大的内外战乱，而陆游在这里是教育自己的孩子，当然要适当传播“正能量”。所以“明时”在这里只是一句套话而已。“禄食无功我自知，汝曹何以报明时？”其实是在说：你们爸爸我没有本事（虽然本该是高考状元，凡尔赛啊），只拿着一份死工资，没给国家做出什么大贡献；你们可不要和我一样哦！古往今来天底下爱说这种话的爸爸恐怕很多。所以，“何以报明时？”这个设问已经清楚表明了陆游的态度：他可决不是希望儿子们甘当农民的。正是因为现在是“明时”，才更要读书出仕。“报明时”，换成今天的时髦正能量话语就是：不要辜负这个时代。所以“生逢“明时”不必读书求仕”的理解当然是错误的。
但是后面的“为农”“躬耕百亩”“七月诗”又怎么理解呢？这还是回到诗的主题，这是一首鸡娃诗，是为了给儿子讲解”六经”特别是《诗经》的。儒家传统认为，六经中有关农事的内容，与治理国家是一脉相通的，所谓“为农为士亦奚异”。一边躬耕一边读书，就是学以致用，是儒家理想中的生活。
《周颂·潜》是专用鱼类为供品的祭祀诗。从诗中所写的鱼的数量之多（“潜有多鱼”）、品种之繁（“有鳣有鲔，鲦鲿鰋鲤”）以及人们对鱼类品种的熟知，可以看出当时渔业的卓有成效。潜置于水底，这种再简单不过的柴草堆作用却不可小觑，正是它们吸引了鱼类大军的聚集。这种原始而有效的养鱼方法也许就出自公刘时代，《史记·周本纪》中写及公刘“行地宜”，以潜养鱼可能正是因地制宜的创造性生产措施。祭祀诗离不开歌功颂德，《周颂·潜》明写了对漆、沮二水风景资源的歌颂，对公刘功德的歌颂则潜藏于字里行间，如同“潜”的设置，荡漾着透出波纹的韵味。
“以（鱼）享以（鱼）祀，以介景福”是饮水思源、祈求福佑的祭祀行动。如果将鱼换成其他的祭品，祭祀的意蕴就会大受损害，而诗作一气呵成的效果也便丧失无遗。在这首诗中，鱼实在是必然贯穿到底的。最后一句虽然没有写出鱼，但鱼依然存在，因为“鱼”与“余”谐音。《周颂·潜》诗所写的祭祀季冬一次，隔年之春又一次，均用鱼，这便有理由推断：时至今日仍然广泛流传的“年年有鱼（余）”年画，民间除夕席上对鱼不动筷而让它完整地留进新年的习俗，和《周颂·潜》所描写的祭祀是一脉相承的。《周颂·潜》应当被视为民俗史上一条重要资料，它的末句所祈之福就是“余”。
《周颂·潜》篇幅简短，却罗列了六种鱼名；漆、沮二水具体写出，却让祭祀对象公刘隐名；写王室的祭祀活动，却也与民间风俗息息相关。这些，都显示了作者调动艺术手法的匠心，使本来在《诗经》里相对枯燥的颂诗中的一首能够进入形象生动、意蕴丰富、趣味盎然的作品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