雀诗在《乐府诗集》中被收入《相和歌·平调曲》。这是曹植自制的新题乐府,篇名取自篇首二字。《乐府解题》说:“曹植拟《长歌行》为《鰕䱇》。”古诗又云:“长歌正激烈。”可见《长歌行》是慷慨激烈的调子。这使得雀篇形式非常切合内容。
全诗可分两层。前十句是对追名逐利的世俗小人的轻蔑讥斥;后六句是对胸怀大志的壮士的崇高赞美,同时抒发他们不被人知的痛苦。雀诗多用典故和比兴手法,产生了既蕴藉深沉、又生动形象的艺术效果,诗中历史的积淀和现实的感奋交相融合,创造出一种千古同慨的悲壮之境。
开头四句,以“鰕䱇”“燕雀”比世间热衷于谋私营利之徒。以“江海”“鸿鹄”喻胸怀“皇家”“九州”的壮士。鰕䱇只会在浑浊的小水坑里游动,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深广的大江湖海。雀句语出宋玉《对楚王问》:“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燕雀只能在柴荆编成的篱笆间嬉戏,不懂得鸿鹄遨游长空的壮举。雀句源于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陈涉太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诗人通过“潢潦”与“江海”、“藩柴”与苍穹、“鰕䱇”“燕雀”与“鸿鹄”的对比,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是非观念和爱憎感情。句子的寓意显而易见:唯利是图、唯权是夺的浅薄小人,不可能知道那志士的宽阔胸怀和豪壮举动。对志士与小人的褒贬,从诗人《赠丁翼》诗中也可找到印证。诗人这这里抒发了遨游天地的壮志。
接着六句进一步说明:世上之有识之士,正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效鸿鹄之志,以成就无与匹比的大德大业。正如驾车升登于五岳之巅,再俯看天下之山,简直就如小丘小陵一样。然而世人大多图谋于势位利禄,奔波于仕宦之途。
第一层多用典故和比兴,表现诗人与势利之辈眼界、胸怀之不同。而第二层即后六句,转入对诗人志向内涵的直接披露。最后发出慨然长啸。这里的“壮士”实际是诗人的自期自许。结尾在慷慨悲歌中突发变徵之音,与开篇的勃郁之气遥相呼应,表达了诗人不遇知音、壮志难酬的愤懑和悲怆。
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手法上相当朴实,记事、写景,较少抒情,语言工整,用词精确恰当。从文义的表面上看,赞美韦彪关心民间疾苦而祈神求雨,但本意是对韦中丞等州府官员愚昧迷信、劳民伤财行为的批评,对自己蒙屈而沦为下僚的悲叹。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曾针对韩愈天有意志、能赏罚的观点,提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他认为天地只是自然物,既无意志,也不能赏罚,“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希望天地能赏罚、有哀仁都是迷信(《天说》)。他还认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祸乱,皆人也……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答刘禹锡天论书》),天事与人事各不相干。另外,在《非国语》中,他还指 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歇,是恶乎为我设?”认为天地、元气、山川等自然物的运动变化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据这些认识,柳宗元对韦中丞黄溪祈雨的荒诞行为,必然是持批评态度的。
当时的永州刺史韦彪,跟柳宗元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柳宗元到永州一年多后,唐宪宗改元大赦天下,韦彪便北移了。这人毫无才干,连北移的贺表也是请柳宗元写的。但由于他身为永州的行政首长,柳宗元的顶头上司,柳宗元又是待罪之人,并且希望得到朝庭的赦免和重新起用,因此柳宗元当然不便直接批评韦彪,只能用赞赏的表面形式来记述这件事。但诗题中标明“口号”,而“口号”是古人随口吟成的诗体,这便给诗添了几许诙谐。诗人写这场荒诞的祈神求雨戏时,字里行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传神地刻画出了韦彪其人:兴师动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是沽名钓誉的行径;神祠荒凉清冷,象征他的愚蠢糊涂;场面宏大,巫师装神弄鬼,讥讽他的迷信与无知;并且通过“惠风仍偃草”的写实,“灵雨会随车”的用典,以对比的手法来揭示韦彪祈雨的无功与荒谬。据诗人的《游黄溪记》记载,黄溪在城东七十里,“黄神”乃是王莽的后代,是避祸来的。韦彪导演的这场闹剧,吹吹打打弄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收场,使周围的百姓都受到了惊扰,根本不是在为老百姓祈福,而是在“造祸”,并且灾祸波及到了“骑客路”与“野人居”。
诗的最后两句,才是诗人真实意图的流露:自己是“俟罪非真吏”,却奉命随行,做太守的清客、帮闲,成为献媚取悦长官的低级僚属,这对胸怀大志的柳宗元来说,是非常羞愧的。如果他是有实职实权的地方官,定会珍惜手中的权力,尽情施展自己“以利安元元为务”的抱负,干一番兴利除弊的事业。
这首诗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即苏轼弟弟苏辙)学舍低陋,生活清苦。接着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苏辙。再接十句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苏辙的情况相对照。最后四句充分发泄对达官贵人的鄙视愤懑之情。全诗运用对比手法,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这里,“宛丘先生”两句于夸张、对比之中突出学官人长屋小,“常时低头”两句以一细节续写屋低,“斜风吹帷”一句形容屋陋。显然,这几句是戏谑之语,诗人以“宛丘先生”戏称子由,以“长如丘”戏指子由身材高大,以“小如舟”与先生低头诵经史,伸腰头顶屋戏言宛丘学舍低小,以“斜风吹帷雨注面”戏说学舍屋陋,生活清苦。
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但他不以为耻。“任从饱死笑方朔”等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子由。“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两句运用两个典故称赞子由。前句典出《汉书·东方朔传》:汉代的东方朔曾对武帝说侏儒身长三尺多,自己身高九尺多,可二者所享受的俸禄却相同,所以“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后句典出《史记·滑稽列传》:有一次,秦始皇在殿上摆酒宴,适逢天下雨,陛楯郎(殿前执楯的卫士)都被雨淋着。优旃同情他们,便在殿上上寿呼万岁时向他们大呼:“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秦始皇令陛楯郎一半一半地轮流值勤。这里,诗人以东方朔、陛楯郎比子由,以侏儒、秦优喻当时朝庭的宠臣,于戏谑之语中称赞子由宁可过清苦的生活也不屈己求人的秉性。
“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两句诗化用《庄子·外物篇》:“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之意,从而称赞子由将眼前的困苦、纠纷置之度外的精神。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两句是反语,表面上说读书万卷而不读法律,无治国之术让国君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其实是讽刺当时朝庭重法轻儒。这里须说明的是,苏轼并非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只是他认为单凭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罢了。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两句,前句讥讽朝廷新差提举官到处无事生非,发摘官吏,闹得人心惶惶;后句称赞子由在朝庭重法轻儒,新差提举官到处闹事,学官生活清苦之时,能甘守淡泊,以苦为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两句,照应上文的“眼前”句与“学舍小如舟”,“低头诵经史”,称赞子由的为人:大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意。这两句是对称赞子由的上文之集中概括。
以上部分是“戏”子由,“余杭”以下十句则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子由的情况相对照。“余杭”即杭州,诗人当时任杭州通判,因而自称“余杭别驾”。“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两句,是诗人自嘲无功劳,而居处却富丽宽敞,仪仗盛陈,与上文“宛丘学舍小如舟”相对照。
“平生所惭今不耻”等六句,主要写诗人“居高志下”,“气节消缩”。前四句具体写,后两句概括写,是自嘲,更是书愤。这两句分别与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和“门前万事不挂眼”相对照。苏轼用“阳虎”(即阳货)借指他所鄙视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
“道逢”两句写诗人路逢所鄙视而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与自己打招呼、交谈,明知其言论不对,却只能连道“是、是”。
“居高”两句是诗人自嘲作高官而志气卑下,气节几乎消缩殆尽,与上文“头虽长低气不屈”相对照。其实,苏轼并非阿谀逢迎、卑躬屈膝之人,他耿直敢言,黑白分明,正如他自己在《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中所说的“受性刚褊,黑白分明”。这里,苏轼把自己写成“居高志下”、“气节消缩”之人,旨在书愤,抒发他在政治上受排挤(在此之前,苏氏兄弟因反对新法先后被贬为地方官)与对他所鄙视的达官贵人的愤懑之情。这种情感在诗的最后四句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泄。写作此诗时,诗人三十六岁,子由三十三岁,这正是他们才华横溢、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诗中说“如今衰老俱无用”与“文章小伎安足程”都是反语,是愤慨之辞,颇具艺术感染力。当然,其间也流露了苏轼当时在政治上保守落后的思想情绪,这也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这首诗题为“戏子由”,通篇是戏谑之语,但其旨不在“戏”而在“赞”子由,赞子由的秉性为人,并自嘲书愤,与子由共勉。可以说,它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它不似喜剧那样逗人捧腹大笑,而给人以一种“含泪的笑”。这首诗较好地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全诗以对比鲜明为突出特征,即以相反的事,突出兄弟二人共同的不得志之情。
这首诗写得很别致。全诗十四句,是主人公一口气说完的,这当然很质直。所说的内容,不过是在宴会上听曲以及他对曲意的理解,这当然很浅近。然而诗歌看似简朴,实则却婉曲;看似浅近,实则深远。
此诗开头六句说:今天的宴会啊,真是太棒了!那个欢乐劲,简直说不完,光说弹筝吧,弹出的声调多飘逸!那是最时髦的乐曲,妙极了!有美德的人通过乐曲发表了高论,懂得音乐,便能听出其真意。这里,诗人首先就讲了宴会及其音乐的美妙。通过宴会音乐,引出了懂得音乐的人。
接着抒情主人公说:那真意,其实是当前一般人的共同心愿,只是谁也不肯明白地说出。大家都能体会,但并不是可意会不可言传,而是不愿意说出来。这样,不但突出了“新声妙入神”,而都是能“识曲听其真”,为后面表现自己的认识和对人生的思考奠定基础,做了坚实的铺垫。
后面就是对人生的思考:人生一世,有如旅客住店。又像尘土,一忽儿便被疾风吹散。诗人在此是说,人生短暂的,但漂泊不定,长年累月,浪费光阴,人生的价值又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既然“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那么“何不策高足,先踞要路津?”为什么不捷足先登,高踞要位?这样不但安享富贵荣华,而且也不再浪费生命,体现出人生的价值。
最后主人公说:不要因贫贱而常忧愁失意,,不要因不得志而辛苦的煎熬自己,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不要憋在心里。“不要守贫贱”就是劝诫士人不要死抱贫贱不放。可以说,诗人在劝诫士人,这与“何不策高足”的反诘语气相应,更好地强调了“策高足、踞路津”的迫切心情。也就是说,人生应该有所作为,要说出来,要行动。人具备了“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的能力,就要表现出来。
主人公这段话,是兴致勃勃地说的,是满心欢喜地说的,是直截了当地说的。中间有用了不少褒意词、赞美词。讲“宴会”,用“良”,用“欢乐”、而且“难具陈”。讲“弹筝”,用“逸响”,用“新声”,用“妙入神”,用“令(美)德”,用“高言”。讲抢占高位要职,也用了很美的比喻:快马加鞭,先踞要津。整个诗歌就借音乐之美妙,告诉士人们,或者有志之士们,要勇于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要勇于奋斗而“先踞要路津”,不要死要面子活受罪。这样,对于人生来说,才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由此可见,这首诗的确很婉曲、很深远。它含有哲理,涉及一系列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