雀诗在《乐府诗集》中被收入《相和歌·平调曲》。这是曹植自制的新题乐府，篇名取自篇首二字。《乐府解题》说：“曹植拟《长歌行》为《鰕䱇》。”古诗又云：“长歌正激烈。”可见《长歌行》是慷慨激烈的调子。这使得雀篇形式非常切合内容。
全诗可分两层。前十句是对追名逐利的世俗小人的轻蔑讥斥；后六句是对胸怀大志的壮士的崇高赞美，同时抒发他们不被人知的痛苦。雀诗多用典故和比兴手法，产生了既蕴藉深沉、又生动形象的艺术效果，诗中历史的积淀和现实的感奋交相融合，创造出一种千古同慨的悲壮之境。
开头四句，以“鰕䱇”“燕雀”比世间热衷于谋私营利之徒。以“江海”“鸿鹄”喻胸怀“皇家”“九州”的壮士。鰕䱇只会在浑浊的小水坑里游动，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深广的大江湖海。雀句语出宋玉《对楚王问》：“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燕雀只能在柴荆编成的篱笆间嬉戏，不懂得鸿鹄遨游长空的壮举。雀句源于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陈涉太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诗人通过“潢潦”与“江海”、“藩柴”与苍穹、“鰕䱇”“燕雀”与“鸿鹄”的对比，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是非观念和爱憎感情。句子的寓意显而易见：唯利是图、唯权是夺的浅薄小人，不可能知道那志士的宽阔胸怀和豪壮举动。对志士与小人的褒贬，从诗人《赠丁翼》诗中也可找到印证。诗人这这里抒发了遨游天地的壮志。
接着六句进一步说明：世上之有识之士，正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效鸿鹄之志，以成就无与匹比的大德大业。正如驾车升登于五岳之巅，再俯看天下之山，简直就如小丘小陵一样。然而世人大多图谋于势位利禄，奔波于仕宦之途。
第一层多用典故和比兴，表现诗人与势利之辈眼界、胸怀之不同。而第二层即后六句，转入对诗人志向内涵的直接披露。最后发出慨然长啸。这里的“壮士”实际是诗人的自期自许。结尾在慷慨悲歌中突发变徵之音，与开篇的勃郁之气遥相呼应，表达了诗人不遇知音、壮志难酬的愤懑和悲怆。
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手法上相当朴实，记事、写景，较少抒情，语言工整，用词精确恰当。从文义的表面上看，赞美韦彪关心民间疾苦而祈神求雨，但本意是对韦中丞等州府官员愚昧迷信、劳民伤财行为的批评，对自己蒙屈而沦为下僚的悲叹。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曾针对韩愈天有意志、能赏罚的观点，提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他认为天地只是自然物，既无意志，也不能赏罚，“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希望天地能赏罚、有哀仁都是迷信（《天说》）。他还认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祸乱，皆人也……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答刘禹锡天论书》），天事与人事各不相干。另外，在《非国语》中，他还指 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歇，是恶乎为我设？”认为天地、元气、山川等自然物的运动变化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据这些认识，柳宗元对韦中丞黄溪祈雨的荒诞行为，必然是持批评态度的。
当时的永州刺史韦彪，跟柳宗元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柳宗元到永州一年多后，唐宪宗改元大赦天下，韦彪便北移了。这人毫无才干，连北移的贺表也是请柳宗元写的。但由于他身为永州的行政首长，柳宗元的顶头上司，柳宗元又是待罪之人，并且希望得到朝庭的赦免和重新起用，因此柳宗元当然不便直接批评韦彪，只能用赞赏的表面形式来记述这件事。但诗题中标明“口号”，而“口号”是古人随口吟成的诗体，这便给诗添了几许诙谐。诗人写这场荒诞的祈神求雨戏时，字里行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传神地刻画出了韦彪其人：兴师动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是沽名钓誉的行径；神祠荒凉清冷，象征他的愚蠢糊涂；场面宏大，巫师装神弄鬼，讥讽他的迷信与无知；并且通过“惠风仍偃草”的写实，“灵雨会随车”的用典，以对比的手法来揭示韦彪祈雨的无功与荒谬。据诗人的《游黄溪记》记载，黄溪在城东七十里，“黄神”乃是王莽的后代，是避祸来的。韦彪导演的这场闹剧，吹吹打打弄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收场，使周围的百姓都受到了惊扰，根本不是在为老百姓祈福，而是在“造祸”，并且灾祸波及到了“骑客路”与“野人居”。
诗的最后两句，才是诗人真实意图的流露：自己是“俟罪非真吏”，却奉命随行，做太守的清客、帮闲，成为献媚取悦长官的低级僚属，这对胸怀大志的柳宗元来说，是非常羞愧的。如果他是有实职实权的地方官，定会珍惜手中的权力，尽情施展自己“以利安元元为务”的抱负，干一番兴利除弊的事业。
这首诗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即苏轼弟弟苏辙）学舍低陋，生活清苦。接着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苏辙。再接十句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苏辙的情况相对照。最后四句充分发泄对达官贵人的鄙视愤懑之情。全诗运用对比手法，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这里，“宛丘先生”两句于夸张、对比之中突出学官人长屋小，“常时低头”两句以一细节续写屋低，“斜风吹帷”一句形容屋陋。显然，这几句是戏谑之语，诗人以“宛丘先生”戏称子由，以“长如丘”戏指子由身材高大，以“小如舟”与先生低头诵经史，伸腰头顶屋戏言宛丘学舍低小，以“斜风吹帷雨注面”戏说学舍屋陋，生活清苦。
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但他不以为耻。“任从饱死笑方朔”等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子由。“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两句运用两个典故称赞子由。前句典出《汉书·东方朔传》：汉代的东方朔曾对武帝说侏儒身长三尺多，自己身高九尺多，可二者所享受的俸禄却相同，所以“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后句典出《史记·滑稽列传》：有一次，秦始皇在殿上摆酒宴，适逢天下雨，陛楯郎（殿前执楯的卫士）都被雨淋着。优旃同情他们，便在殿上上寿呼万岁时向他们大呼：“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秦始皇令陛楯郎一半一半地轮流值勤。这里，诗人以东方朔、陛楯郎比子由，以侏儒、秦优喻当时朝庭的宠臣，于戏谑之语中称赞子由宁可过清苦的生活也不屈己求人的秉性。
“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两句诗化用《庄子·外物篇》：“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之意，从而称赞子由将眼前的困苦、纠纷置之度外的精神。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两句是反语，表面上说读书万卷而不读法律，无治国之术让国君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其实是讽刺当时朝庭重法轻儒。这里须说明的是，苏轼并非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只是他认为单凭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罢了。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两句，前句讥讽朝廷新差提举官到处无事生非，发摘官吏，闹得人心惶惶；后句称赞子由在朝庭重法轻儒，新差提举官到处闹事，学官生活清苦之时，能甘守淡泊，以苦为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两句，照应上文的“眼前”句与“学舍小如舟”，“低头诵经史”，称赞子由的为人：大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意。这两句是对称赞子由的上文之集中概括。
以上部分是“戏”子由，“余杭”以下十句则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子由的情况相对照。“余杭”即杭州，诗人当时任杭州通判，因而自称“余杭别驾”。“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两句，是诗人自嘲无功劳，而居处却富丽宽敞，仪仗盛陈，与上文“宛丘学舍小如舟”相对照。
“平生所惭今不耻”等六句，主要写诗人“居高志下”，“气节消缩”。前四句具体写，后两句概括写，是自嘲，更是书愤。这两句分别与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和“门前万事不挂眼”相对照。苏轼用“阳虎”（即阳货）借指他所鄙视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
“道逢”两句写诗人路逢所鄙视而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与自己打招呼、交谈，明知其言论不对，却只能连道“是、是”。
“居高”两句是诗人自嘲作高官而志气卑下，气节几乎消缩殆尽，与上文“头虽长低气不屈”相对照。其实，苏轼并非阿谀逢迎、卑躬屈膝之人，他耿直敢言，黑白分明，正如他自己在《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中所说的“受性刚褊，黑白分明”。这里，苏轼把自己写成“居高志下”、“气节消缩”之人，旨在书愤，抒发他在政治上受排挤（在此之前，苏氏兄弟因反对新法先后被贬为地方官）与对他所鄙视的达官贵人的愤懑之情。这种情感在诗的最后四句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泄。写作此诗时，诗人三十六岁，子由三十三岁，这正是他们才华横溢、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诗中说“如今衰老俱无用”与“文章小伎安足程”都是反语，是愤慨之辞，颇具艺术感染力。当然，其间也流露了苏轼当时在政治上保守落后的思想情绪，这也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这首诗题为“戏子由”，通篇是戏谑之语，但其旨不在“戏”而在“赞”子由，赞子由的秉性为人，并自嘲书愤，与子由共勉。可以说，它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它不似喜剧那样逗人捧腹大笑，而给人以一种“含泪的笑”。这首诗较好地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全诗以对比鲜明为突出特征，即以相反的事，突出兄弟二人共同的不得志之情。
这首诗写得很别致。全诗十四句，是主人公一口气说完的，这当然很质直。所说的内容，不过是在宴会上听曲以及他对曲意的理解，这当然很浅近。然而诗歌看似简朴，实则却婉曲；看似浅近，实则深远。
此诗开头六句说：今天的宴会啊，真是太棒了！那个欢乐劲，简直说不完，光说弹筝吧，弹出的声调多飘逸！那是最时髦的乐曲，妙极了！有美德的人通过乐曲发表了高论，懂得音乐，便能听出其真意。这里，诗人首先就讲了宴会及其音乐的美妙。通过宴会音乐，引出了懂得音乐的人。
接着抒情主人公说：那真意，其实是当前一般人的共同心愿，只是谁也不肯明白地说出。大家都能体会，但并不是可意会不可言传，而是不愿意说出来。这样，不但突出了“新声妙入神”，而都是能“识曲听其真”，为后面表现自己的认识和对人生的思考奠定基础，做了坚实的铺垫。
后面就是对人生的思考：人生一世，有如旅客住店。又像尘土，一忽儿便被疾风吹散。诗人在此是说，人生短暂的，但漂泊不定，长年累月，浪费光阴，人生的价值又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既然“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那么“何不策高足，先踞要路津？”为什么不捷足先登，高踞要位？这样不但安享富贵荣华，而且也不再浪费生命，体现出人生的价值。
最后主人公说：不要因贫贱而常忧愁失意,，不要因不得志而辛苦的煎熬自己，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不要憋在心里。“不要守贫贱”就是劝诫士人不要死抱贫贱不放。可以说，诗人在劝诫士人，这与“何不策高足”的反诘语气相应，更好地强调了“策高足、踞路津”的迫切心情。也就是说，人生应该有所作为，要说出来，要行动。人具备了“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的能力，就要表现出来。
主人公这段话，是兴致勃勃地说的，是满心欢喜地说的，是直截了当地说的。中间有用了不少褒意词、赞美词。讲“宴会”，用“良”，用“欢乐”、而且“难具陈”。讲“弹筝”，用“逸响”，用“新声”，用“妙入神”，用“令（美）德”，用“高言”。讲抢占高位要职，也用了很美的比喻：快马加鞭，先踞要津。整个诗歌就借音乐之美妙，告诉士人们，或者有志之士们，要勇于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要勇于奋斗而“先踞要路津”，不要死要面子活受罪。这样，对于人生来说，才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由此可见，这首诗的确很婉曲、很深远。它含有哲理，涉及一系列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