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689年—740年),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孟浩然生于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修道归隐终身。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居。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孟浩然的诗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后人把孟浩然与盛唐另一山水诗人王维并称为“王孟”,有《孟浩然集》三卷传世。 ▶ 316篇诗文
《采桑子》率直平白,把词人的一片深情以及被迫分离永难相见的痛苦与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
该词上片描写自己与表妹之间只是一种错,抒发了自己凄迷的心情。
“而今才道当时错,心绪凄迷。”有一种美,就在于语言的歧义,“心绪凄迷”是本篇抒情的重心。这里的“心绪凄迷”,正是由上面的“错”而引发出来,但而今才明白的“当时错”,究竟是当初不应相识,还是当初不该从相识而走得更近,或是当时应该牢牢把握住机会、不放你离去,作者所谓的“错”是什么词中并未交待清楚,也不需要交待清楚,这个空间是留给读者自己想像的,读者不应该侵占、剥夺,也不能够侵占、剥夺。
“红泪偷垂,满眼春风百事非。”设想那个女子正在偷偷垂泪,这里似乎是一个错位的修辞,要说“百事非”,应该搭配“满眼秋风”才是,但春风满眼,春愁宛转,由生之美丽而感受死之凄凉,在繁花似锦的喜景里独会百事皆非的悲怀,尤为痛楚。此刻的春风和多年前的春风并没什么两样,而此刻的心情却早已步入秋天。
下片开始写无可奈何的心境,表达了词人内心的无奈之情。
“情知此后来无计,强说欢期。”“欢期”是相见、欢聚的意思,而“强说”一词让这份期待中的欢期变得难以预见,明明知道再也不会有见面的机会了,但还是强自编织着谎言,约定将来的会面。那一别真成永诀,此时此刻,欲哭无泪,欲诉无言。
“一别如斯,落尽梨花月又西”。风动梨花、淡烟软月中,翩翩归来的,是佳人的一点幽香,化作梨花落入手心。情语写到尽处,以景语来作结:以景语的“客观风月”来昭示情语的“主观风月”,这既是词人的修辞,也是情人的无奈。正是那无限愁怀说不得,却道天凉好个秋。
全词以懊恼之意写分离之苦,语少而意足,辞新而情悲,有跌宕摇曳之姿。
这首诗为先秦时代郑地汉族民歌。全诗二章,每章四句。这是一首男女对歌言情的诗篇。男子由茹藘起兴,表达了自己对心中女子的爱慕之情;女子巧妙地以思家室作答,从而表明自己正期待着男子的爱情。
首章前二句,赋中有兴。点明了实地,展现了女家住所的特定环境。通过这幅明洁而富有生意的画面起兴,烘托出女主人公的端庄大度和丰盈美丽的风采。同时,也含蕴了小伙子凝神相望、思潮起伏的情态;广场空阔,毫无遮掩,一切景象,尽收眼底,从中得到了莫大的慰藉,又生发出无限的惆怅。因之后二句由景人情,展示小伙子烦忧的心境。“其室则迩,其人甚远“,正是咫尺天涯,莫能相近,其中自有无限的难言之痛
有践家室,犹今谚语所称“好好人家”。次章变换场地,由女主人公登场,另是一番景象。前二句写景,一排排屋舍俨然的美好人家就坐落在城东那片高大的栗树丛中。从姑娘心目中的这幅繁茂的、欣欣向荣的图景来看,自是景中有情,它暗示了恋人的英俊与善良,是个理想的对象。其中也蕴含着美好的憧憬热烈的期待。后二句转人言情,正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姑娘在向意中人倾诉自己的爱慕之情忠贞之志也在埋怨小伙子近来为什么不来到自己身边表明心迹,因而姑娘感到孤独彷徨,她在哭泣,她在忧伤,她在饱尝着爱情遭受挫折时的无限悲苦。
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指出:“就首章而观,日室迩人远者,男求女之词也。就次章而论曰:‘子不我即’者,女望男之心也。一诗中自为赠答而均未谋面。”一方在追求,一方在盼望,两种图景,一样心愿。本来是好端端的美满姻缘,却遭到某种社会原因的阻挠,使得这对恋人深深地陷入烦恼与忧郁之中。男女青年热恋中可望不可及的内容,在《诗经》中是屡见不鲜的,但这首诗却通过两个不同的典型场景,让男女主人公分别登场,在望而不见的特定环境中倾诉衷曲,有境有情,充分表现了双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真实情义。
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
姑苏,即姑苏山,在今江苏苏州市,春秋吴王阖庐始于山上建台,在其子夫差时竣工,人称姑苏台,其台横亘五里,夫差曾在台上备宫妓千人,又造春宵宫,为长夜之饮,越国攻吴,吴太子友战败而焚之。后人常借吟咏姑苏台来抒发对吴越争霸历史的感喟。此诗就是许浑舟行经过姑苏,登台吊古所作。
首联叙登台。上句以平叙之笔直接点题,“宫馆余基”指姑苏陈迹。“辍棹过”言舍舟登岸,凭吊古台。下句“黍苗”承“宫馆余基”来,初登台基,放眼眺望,只见残砖败瓦间禾黍成行,断壁颓垣上蒿草丛生。“黍苗”二字实写眼前景色,又暗中脱化《诗经·黍离》诗意,借古人亡国之哀思,表现自己对人世沧桑的感慨。“独”字传神,将独来吊古那种惆怅情绪写得极真。“悲歌”即含黍离之悲意。这一联以叙事起,以情语接,用一“悲”字奠定全诗感情基调,语言平淡而富有深韵,已然将读者引入浓厚的思古气氛中。
颔联以赋笔铺写姑苏台遗址景象,但景中意蕴深藏。一边是人去台空的荒凉阒静,另一边则是争食新草的麋鹿和各据莎草、筑巢栖息的水鸟。这一联遣词用字极为考究:野鹿、凫鸥性极警觉,在此栖游,可见荒台空苑之静寂;新草、浅莎,当春始发,正见出春机盎然之状。动词“争”、“占”,绘出了自然界旺盛的生命活力。工整的对仗,显示出诗人匠心独到之处,这里并置着的人事意象和自然意象,通过精确而富于表现力的形容词与动词的修饰连接,把历史陈迹的死寂与自然生命的生机统一于有机的画面中,形成强烈的生和死的比差,活生生地逼出人们心中历史无情、自然永恒的悲情。这一联以表面的赋法铺写,包裹着深沉的内核,诗人充分利用了律诗对偶的特点,以各个意象间强大的张力,造成形象大于思想的艺术效果,以空外传音的方式,暗示出作者吊古的情绪。
颈联使用比兴手法表现诗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感受。“吴岫雨来”、“楚江风急”看似实写眼中景色,然而“吴”、“楚”字面,可以引发历史联想,惊风飘絮,雨打浮萍既为国破家亡象征意象,亦可被认为其意味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晚唐政治现状,似此似彼,亦此亦彼,彼此难分。“虚槛冷”是山雨将至时,诗人登台凭槛的思绪,是眼前天气变化造成的,同时它又是诗人怀古而产生的,对时局和个人前途的寒颤情绪。风雨中的远帆,是诗人眺望中所见,亦可视为他在怀古中体悟出的回避乱世、远身避祸的道理、事实上,诗人“自有还家计,南湖二顷田”(《夜归丁卯桥村舍》)的想法,正是有感于乱世产生的。
诗的中间两联写景,是诗人对传统诗歌赋、比、兴手法的熟炼运用,又见出他对七律这一体裁的得心应手,可谓左右逢源,佳句迭出。
尾联照应篇首,抒发诗人历史无情、自然永恒的感慨之情。“忠臣”,指伍子胥,吴越战争时,夫差败越,越王勾践求和,子胥力谏吴王不可应允,吴王夫差不从,且偏信伯嚭谗言,迫子胥自杀,弃尸江中,后来越国果然击败吴国。“可怜”句,是诗人对伍子胥悲剧命运的哀悯感叹。孔子面对滚滚流水,曾发出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慨,急风吹帆的大江,在滔滔白波中向东而去,消失在天际。人生短促、历史无情,自然永恒,使诗人思绪万端。
此诗以叙事起,以绘景结,中间两联以写实和象征兼用之笔承转首尾,使通篇圆转流畅,同时又以“独悲”二字统领全诗,在整个意境空间中灌注伤今悲古的悲怆凄凉之气,与其五律诗的“高华雄浑”形成迥然不同的风格,这种风格为后人极推崇,宋人范晞文说:“用物而不为物所赘,写情而不为情所牵,李、杜之后,当学者许浑而已。”(《对床夜语》)可见许浑七律,在唐朝诗人中,是占有很高地位的,此诗亦可以证明这一点。
王维和裴迪是知交,早年一同住在终南山,常相唱和,以后,两人又在辋川山庄“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王维传》)。新昌里在长安城内。吕逸人即吕姓隐士,事迹未详。这首诗极赞吕逸人闭户著书的隐居生活,显示了作者艳羡“绝风尘”的情怀。
“桃源一向绝风尘,柳市南头访隐沦。”借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比况吕逸人的住处,着一虚笔。于长安柳市之南寻访吕逸人,跟一实笔。一虚一实,既写出吕逸人长期“绝风尘”的超俗气节,又显示了作者倾慕向往的隐逸之思。
“到门不敢题鸟,看访何须问主人。”访人不遇,本有无限懊恼,然而诗人却不说,反而拉出历史故事来继续说明对吕逸人的仰慕之情,可见其寻逸之心的诚笃真挚。“凡鸟”是“凤”字的分写。据《世说新语·简傲》记载,三国魏时的嵇康和吕安是莫逆之交,一次,吕安访嵇康未遇,康兄嵇喜出迎,吕安于门上题“凤”字而去,这是嘲讽嵇喜是“凡鸟”。王维“到门不敢题凡鸟”,则是表示对吕逸人的尊敬。“看访”事见《晋书·王羲之传》。王羲之之子王徽之闻吴中某家有好访,坐车直造其门观访,“讽啸良久”。而此诗“何须问主人”是活用典故,表示即使没有遇见主人,看看他的幽雅居处,也会使人产生高山仰止之情。
上一联借用典故,来表示对吕逸人的敬仰,是虚写。“城上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写吕逸人居所的环境,是实写。“城上”,一作“城外”。“青山如屋里”,生动地点明吕逸人居所出门即见山,暗示与尘市远离;流水经过东家流入西邻,可以想见吕逸人居所附近流水淙淙,环境清幽,真是一个依山傍水的绝妙境地。青山妩媚,流水多情。两句环境描写,一则照应开篇的绝风尘,二则抒写了隐逸生活的情趣。
“闭户著书多岁月,种松皆老作龙鳞。”最后从正面写隐逸。吕逸人无求于功名,不碌碌于尘世,长时间闭户著书,是真隐士而不是走“终南捷径”的假隐士,这就更为诗人所崇尚。松皮作龙鳞,标志手种松树已老,说明时间之长,显示吕逸人隐居之志的坚贞和持久,“龙鳞”给“多岁月”作补充,并照应开头的“一向绝风尘”,全诗结构严谨完整。
这首诗,句句流露出对吕逸人的钦羡之情,以至青山、流水、松树,都为诗人所爱慕,充分表现了诗人归隐皈依的情思。描写中虚实结合,有上下句虚实相间的,也有上下联虚实相对的,笔姿灵活,变化多端,既不空泛,又不呆滞,颇有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