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689年—740年),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孟浩然生于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修道归隐终身。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居。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孟浩然的诗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后人把孟浩然与盛唐另一山水诗人王维并称为“王孟”,有《孟浩然集》三卷传世。 ▶ 316篇诗文
“涧水弯弯绕郡城,老蝉嘶作车轮声。”这两句描绘的是地处水路交通要冲的沙溪江一带景致。上句写出沙溪驿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一“绕”字用得很别致,仿佛使人看到斗折蛇形的沙溪之水,环绕着郡城,在潺潺流淌。下句抓住一个典型性的细节,渲染出安静寂寂的意境。“老蝉”二字用得很有情趣。时值初秋,经过整个夏天的鸣噪,此时的蝉声已嘶哑了,但老蝉仍然挣扎地鸣叫着。这时的蝉鸣之声,似与那车轮声并无二致,互相伴随,节奏鲜明。此时的蝉声最令人伤感,唐代骆宾王《在狱咏蝉》说:“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宋代柳永《雨霖铃》说“寒蝉凄切”,都表现出一种哀怨之情,而诗人却不用此说,表明了诗人有着一种乐观的情绪。
“西风吹客上马去,夕照满川红叶明。”这两句点出时令,将自己融进图画中。上句写诗人在深秋的夕阳返照下而匆匆赶路。“西风”二字点染了秋意的苍凉,“上马”二字写出诗人无暇停留观赏,而要乘着夕阳前行。这句的景物与马致远《秋思》中的诗那样的沉郁衰飒,而是在轻快中流露出豪放洒脱之气。下句写诗人所见的沙溪驿的秋山晚景,在黄昏时分,夕照之下,晚霞与松林相映,沙溪与群山共色,绚烂灿然,别开生面,是一幅美丽迷人的画面。而诗人无暇来欣赏,尽管天色已晚,还要匆匆赶路。
这首诗的特色是“写秋景而不作悲秋语,格调明朗,情调高昂。”全诗以写景为主,动静结合非常自然,前两句的涧水绕郡,老蝉鸣叫,一静一动;后两句,夕阳满川,征人远去,又是一静一动,在静中勾画出驿站优美的环境,在动中赋予驿站以欣欣的生意,把沙头驿写得色彩艳丽,十分美妙。
作者杜甫在饱经颠沛流离之后,终于获得了一个暂时安居的栖身之所。这首诗在一片宁静的氛围里,细腻地描画了优美恬淡的景物,随意地叙写了闲适温馨的生活情趣,表现出作者杜甫难得的一段安定生活给他带来的满足和欣然。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在初夏时节的村庄,一条曲曲折折的江水环绕着村子静静流淌,水色清澈,有鱼儿在水中戏耍、来去无声,整个村庄的一切都是那么幽静。一曲清江,给村落带来了安宁和清幽,这“清江”即成都的浣花溪,诗人以“清”称之,大概是喜爱它悠悠然绕村而流。因此给它一个美称。
“抱村流“用拟人的手法写出了它的可爱,同时也照应了“江村”的诗题。开头两句,就定下了全诗的氛围,挈领了全诗的旨意。万事悠悠,历经磨难的诗人不再有担忧和愁烦,且自怡然欣赏这村中的景色。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看吧,新建的草堂刚刚落成,就有顽皮的小燕子轻快地飞过来又飞过去,没有人去理会它们,可是它们自在地玩得那么开心,真像活泼的小孩子一样。诗人捋着胡子呵呵笑着,信步走到了江边,江上有两只白鸥在轻柔地浮游,它们或前或后,时而交颈而鸣,时而追逐着在水面上打着圈儿——它们一定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情侣。南朝诗人何逊曾有“可怜双自鸥,朝夕水上游”的句子,杜甫曾学习何逊的诗,当他看到这种场景,想必会心有所会、悠然忘机。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诗人怀着愉快的心情缓步向家中走去,看见老伴正坐在门前的树荫下,在纸上画着什么,走近看时,原来是一个棋局。“叮叮”的声音传来,小儿子在埋头认真地敲着一根针,这个贪玩的孩子,他是要自己做个鱼钩儿,好去江边钓鱼玩。
这样的场面大概是村中常可见到的,可是对于经历了安史之乱,屡受挫折、颠沛半生的作者杜甫来说,是他少有的珍贵的福气,令他心头为之一暖。在他“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时候,他何曾想象过这样温馨的时刻。这两句捕捉到生活中最普通的画面,传达出一种普遍的亲情的温暖和生活的闲适美好。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诗人从眼前和乐安宁的生活场景中发出感叹:有老朋友赠送我粮食和他的俸禄,我这个平凡卑贱的人还有什么可求的呢?这两句看似庆幸、表示满足的话,仔细读来,其实不知潜含着多少悲苦和酸辛。
杜甫能够居住在成都草堂,全赖友人的帮助,眼前虽有这样的和乐与安宁,却是建立在对别人的依赖之上的。被后人尊为“诗圣”的伟大诗人,却要靠着别人的赠与才能活下去,而且还要说自己“更何求”,即没有别的要求。这语言越是平静从容,越是让读者心感酸楚、为之落泪。他的志向本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然而数十个春秋过去了,如今人到晚年,要求仅只是一蔬一饭而已。诗人说得这样闲淡,仿佛他的心头已经不再有生活的阴霾,再也不愿去迎接那些纷扰和喧嚣。
从作诗的艺术角度来看,这首诗写法精严而又流转自然;字句精炼、刻画细微,而又让人无迹可寻。这是杜甫律诗的老到之处。尾联上句“但有故人供禄米”,一作“多病所需唯药物”,无论从平仄还是诗意上看,都以“但有”之句更佳。
全诗前后啮合,照应紧凑:“梁上燕”属“村”,“水中鸥”属“江”:“棋局”正顶“长夏”,“钓钩”又暗寓“清江”。颔联“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两“自”字,两“相”字,当句自对;“去”、“来”与“亲”、“近”又上下句为对。自对而又互对,读起来轻快流荡。颈联的“画”字、“敲”字,字皆现成。且两句皆用朴直的语气,最能表达夫妻投老,相敬弥笃,稚子痴顽,不隔贤愚的意境。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首句不谈忧,而是谈喜;不说老,而忆少。从诗中可以同时看到他少年生活的一个片断。诗人回忆年少之时,无忧无虑,体魄健全,精力充沛,真是朝气蓬勃。所谓“健如黄犊走复来”,就是生动的写照。清杨伦称此句“形容绝倒,正为衬出下文”(《杜诗镜铨》卷八)。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即当梨枣成熟之时,少年杜甫频频上树摘取,一日千回。所谓“千回”,只是夸张的语气,喻其多也。少年杜甫“心尚孩”,这个尚字用得非常贴切,说明了一颗天真无邪的童心,在十五岁时,仍在持续跳跃着。一个“尚”字,就概括了杜甫由童年到少年的天真烂漫、活泼可爱。诗人抓住了少年的气质、性格特征,以跳动的笔触把它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这里并非没有目的地表现少年自我,也不是用喜悦的心情颂扬少年自我,而是以忧伤的心情去回忆少年自我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因而就深深地蕴含着悲痛、愤懑的感情。杨伦对这首诗开头的眉批是:“聊以泄愤,不嫌径直。”(《杜诗镜铨》卷八)
“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诗人虽用“倏忽”二字,然从“十五”至“五十”其间沧桑都是读者可以想见。由于年老力衰,行动不便,因此坐卧多而行立少。体弱至此,却不能静养,因生活无着,还须出入于官僚之门,察言观色,养活一家老小。一生不甘俯首低眉,老来却勉作笑语,迎奉主人。内心痛苦不言而喻。不禁悲从中来,忧伤满怀,而发出“悲见生涯百忧集”的概叹。此为全诗之诗眼,它把诗人的情绪凝聚到“悲”字上。它不仅因老而悲,也因贫而悲,更因依附别人、缺乏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而悲。尤可悲者,诗人不是悲一时一事,而是悲其一生。悲其一生为人民而悲。“悲见生涯百忧集”实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这是全诗主线,它与诗题相呼应,又因往昔境遇凄惨而悲,联想到当时老窘之境而悲,在结构上可谓承上;由此出发,为以下具体描写家贫先写一笔,可谓启下。“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写家中凄景。一进家门,依旧四壁空空,家无余粮,一贫如洗。老夫老妻,相对无言,满面愁倦之色。只有痴儿幼稚无知,饥肠辘辘,对着东边的厨门,啼叫发怒要饭吃,经过诗人的具体描写,其忧伤痛苦之状,如在眼前。为了表现百感交集的感慨,诗人以数字强化衬托悲状,强化悲的情怀。例如,诗中以“十五”比“五十”,就划分了自我的两个时代。以“ 八月”果熟,“一日”上树“千回”,来形容“十五”岁的少年的灵敏活跃,天真烂漫。用“四壁空”写“百忧集”,就充实了忧的内容。用“健如黄犊”对比“坐卧只多”,用“走复来”对比“少行立”,用“强作笑语”对比“悲见生涯”,更见出悲的氛围之浓。尤其令人心酸的是,诗人还将自己的童心少年和自己的痴儿作了对比。自己年少时,无忧无虑,不愁吃穿,却想不到已入老境之际,自己的儿子却饥饿难忍,啼叫怒索。在诗人笔下,不仅如实地表现了自己的凄凉处境,而且逼真地写出了老妻、痴儿的表情、姿态,非常富于人情味。
杜甫在《进雕赋表》中,称自己的作品善于“沉郁顿挫”。这也表现在《百忧集行》中。它“悲愤慷慨,郁结于中”,“沉郁苍凉,跳跃动荡”(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诗人不幸的遭遇,切身的体验,内心的痛楚,在诗中化为一股股情感流 。它回旋激荡,悲愤呼号,久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