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和细致的心理描写,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巾帼英雄的感人形象。诗人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集中表达了郁结于木兰心中的凄楚与忧伤,可谓“字字客中愁,声声女儿怨”,把女英雄的思想境界推向高峰,从而突出了这首诗的主旨。
诗人一开头先从人物形象的外部特征落笔,用“弯弓征战”四个字,不但活灵活现地描绘出这位巾帼英雄的非凡气概和神韵,而且生动地再现了她征战十二年的戎马生涯。
接着诗人进一步把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梦里曾经与画眉”。木兰姑娘虽身着戎装,南征北战,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不愧为英雄好汉。然而另一方面,她何尝不希望早日结束征战生涯,向往和平宁静的少女生活。“梦里”、“画眉”形象地表达了英雄的女儿情怀和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憧憬。如果说,“弯弓征战”是表现这位巾帼英雄外在的“阳刚”之美,那么,“梦里”、“画眉”则是表示英雄内在的少女本色,使得对人物的描写入木三分,有血有肉,增强了诗的艺术魅力。
诗歌的最后,陡翻新意,生发出卓特的史论。木兰把酒思乡的时候,居然想到了汉朝远嫁番邦和亲的明妃王昭君。诗歌在构思上和诗意上的跳跃,细想,她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了,正是这些相似,才能藉此来抒发花木兰内心的郁结。一则,她们二人都是女子;再者,二人都是离家别亲来到边塞;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她们的身份、经历以及到边关的原因各不一样,但是她们这两位弱女子的身上都承载着家国、民族的重大责任,她们是来为国纾难的。这样的重任本应是男性担当的,现在却让两位红颜女子来背负,并且还要承受着离别的痛苦,在男权社会中,这是不正常的。难怪中唐诗人戎昱在《咏史》一诗中对这一历史现象发出了如此的质问:“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这便是杜牧在此诗中没有直接发出,但却深蕴其中的议论,新见迭出,确实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上片,以景入情,描叙登高赏菊,饮酒言欢的情景。“与客携壶上翠微,江涵秋影雁初飞”,开头两句点明“上翠微”的行踪,描绘“江涵秋影”与“雁初飞”的两幅画面。触景生情,便迅速推出“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的三句人生箴言。趁着这大好的年华、大好的秋光大笑,插黄花。上片即花生情,也为过渡到下片暗示了一笔。
下片,由即花生情进入到写以酒助兴。饮酒抒情,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文化,称之为“酒文化现象”,苏轼也不例外。“酩酊但酬佳节了,云峤,登临不用怨斜晖”。写把酒临风,喝个痛快是为了酬谢佳节。登山临水,同样也是为了酬谢佳节。即使夕阳快落山了,也用不着愁怨。夕阳是自然界中“无限好”的景致,自然人生“夕阳”也应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直言人的衰老死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杜牧含蓄地说人生“只如此”,而苏轼则直言不讳人生“谁不老”。尤其词的最后引齐景公泣牛山的故事,传情达意,精炼入微,可谓妙笔。
全词,以景入情,即景生情。苏轼虽然感叹世事多艰,但是不消沉,不伤感,充分显示了苏轼对世事、人生短暂的恬淡达观的胸襟。
唐末诗人林宽有这样两句诗:“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皆解诗。”(《歌风台》)古往今来,却有不少能解诗的英雄,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自从东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一出,菊花就和孤标傲世的高士、隐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几乎成了封建文人孤高绝俗精神的一种象征。黄巢的菊花诗,却完全脱离了同类作品的窠臼,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风格。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飒飒秋风卷地而来,满院菊花瑟瑟飘摇。
第一句写满院菊花在飒飒秋风中开放。“西风”点明时节,逗起下句;“满园”极言菊花之多;说“栽”而不说“开”,是避免与末句重韵,同时“栽”字本身也给人以一种挺立劲拔之感。写菊花迎风霜开放,以显示其劲节,这在文人咏菊诗也不难见到;但“满园栽”却显然不同于文人诗中的菊花形象。无论是表现“孤标傲世”之情,“孤高绝俗”之态或“孤孑无伴”之感,往往脱离不了一个“孤”字。黄巢的诗独说“满园栽”,是因为在他心目中,菊花是劳苦大众的象征,与“孤”字无缘。菊花迎风霜开放,固然显出它的生命力,但时值寒秋,“蕊寒香冷蝶难来”,却是极大的憾事,在飒飒的秋风中,菊花似乎带着寒意,散发着幽冷细微的芳香,不像在风和日丽的春天开放的百花,浓香竟发,因此蝴蝶也就难得飞来采掇菊花的幽芳了。在旧文人的笔下,这个事实通常总是引起两种感情,孤芳自赏或怀才不遇。作者的感情有别于此,在他看来,“蕊寒香冷”是因为菊花开放在寒冷的季节,他自不免为菊花的开不逢时而惋惜、而不平。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有朝一日,我要当了春神,我将安排菊花和桃花同在春天盛开。后两句正是作者感情自然的发展,作者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做了司春之神,就要让菊花和桃花一起在春天里开放。这一充满强烈浪漫主义激情的想象,集中的表达了作者宏伟的抱负。诗中的菊花,是当时社会上千千万万处于底层劳动人民的化身,作者既赞赏他们迎风霜而开放的顽强生命力,又深深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所遭遇命运的而愤激不平,立志要彻底加以改变。所谓为“青帝”,不妨看作是建立农民政权的施政纲领,作者想象到了那一天,广大劳苦大众都能生活在温暖的春天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体现了农民朴素的平等观念,因为在作者看来,菊花和桃花同为百花之一,理应享受同等的待遇,菊花独处寒秋,蕊寒香冷,实在是天公极大的不公。因此他决心要让菊花和桃花一样享受春天的温暖。不妨认为,这是诗化了的农民平等思想。
这里还有一个靠谁来改变命运的问题。是祈求天公的同情与怜悯,而是“我为青帝”,取而代之?其间存在着做命运的奴隶和做命运的主人的区别。诗的作者说:“我为青帝。”这豪迈的语言,正体现了农民阶级领袖人物推翻旧政权的豪迈意志和信心,而这一点,也正是一切封建文人所不能超越的铁门槛。
这首诗所抒写的思想感情是非常豪壮的,它表现了一位胸怀大志者的本色,但它并不流于粗豪,仍不失含蕴。这是因为诗中成功的运用了比兴手法,而比兴本身又融合着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与理解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