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689年—740年),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孟浩然生于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修道归隐终身。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居。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孟浩然的诗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后人把孟浩然与盛唐另一山水诗人王维并称为“王孟”,有《孟浩然集》三卷传世。 ▶ 316篇诗文
这是一首以古讽今、寄慨抒怀的五言古诗。诗的主题是感慨怀才不遇。
前四句用战国时燕昭王求贤的故事。燕昭王决心洗雪被齐国袭破的耻辱,欲以重礼招纳天下贤才。他请郭隗推荐,郭隗说:王如果要招贤,那就先从尊重我开始。天下贤才见到王对我很尊重,那么比我更好的贤才也会不远千里而来了。于是燕昭王立即修筑高台,置以黄金,大张旗鼓地恭敬郭隗。这样一来,果然奏效,当时著名游士如剧辛、邹衍等人纷纷从各国涌来燕国。在这里,李白的用意是借以表明他理想的明主和贤臣对待天下贤才的态度。李白认为,燕昭王的英明在于礼贤求贤,郭隗的可贵在于为君招贤。
然而,那毕竟是历史故事。次四句,诗人便化用前人成语,感讽现实。“青云士”是指那些飞黄腾达的达官贵人。《史记。伯夷列传》说:“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者!”意思是说,下层寒微的士人只有依靠达官贵人,才有可能扬名垂世,否则便被埋没。李白便发挥这个意思,感慨说,无奈那些飞黄腾达的显贵们,早已把我们这些下层士人象尘埃一样弃置不顾。显贵之臣如此,那么当今君主怎样呢?李白化用阮籍《咏怀》第三十一首讽刺魏王语“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尖锐指出当今君主也是只管挥霍珠玉珍宝,追求声色淫靡,而听任天下贤才过着贫贱的生活。这四句恰和前四句形成鲜明对比。诗人在深深的感慨中,寄寓着尖锐的揭露和讽刺。
现实不合理想,怀才不获起用,那就只有远走高飞,别谋出路,但是前途又会怎样呢?李白用了春秋时代田饶的故事,含蓄地抒写了他在这种处境中的不尽惆怅。田饶在鲁国长久未得到重用,决心离去,对鲁哀公说:“臣将去君,黄鹄举矣!”鲁哀公问他“黄鹄举”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鸡忠心为君主效劳,但君主却天天把它煮了吃掉,这是因为鸡就在君主近边,随时可得;而黄鹄一举千里,来到君主这里,吃君主的食物,也不象鸡那样忠心效劳,却受到珍贵,这是因为黄鹄来自远方,难得之故。所以我要离开君主,学黄鹄高飞远去了。鲁哀公听了,请田饶留下,表示要把这番话写下来。田饶说:“有臣不用,何书其言!”就离开鲁国,前往燕国。燕王立他为相,治燕三年,国家太平。鲁哀公为此后悔莫及。(见《韩诗外传》)李白在长安,跟田饶在鲁国的处境、心情很相似,所以这里说“方知”,也就是说,他终于体验到田饶作“黄鹄举”的真意,也要离开不察贤才的庸主,去寻求实现壮志的前途。但是,田饶处于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逞霸,士子可以周游列国,以求遂志。而李白却是生活在统一强盛的大唐帝国,他不可能象田饶那样选择君主。因此,他虽有田饶“黄鹄举”之意,却只能“千里独徘徊”,彷徨于茫茫的前途。这末二句,归结到怀才不遇的主题,也结出了时代的悲剧,形象鲜明,含意无尽。
《古风》五十九首都是拟古之作。其一般特点是注重比兴,立意讽托,崇尚风骨,气势充沛,而语言朴实。这首显然拟阮籍《咏怀》体,对具体讽刺对象,故意闪烁其词,但倾向分明,感情激越,手法确似阮诗。这表明李白有很高的诗歌艺术素养和造诣。但从诗的构思和诗人形象所体现的全篇风格来看,这诗又确实保持着李白的独特风格。如上所述,首四句是咏历史以寄理想,但手法是似乎直陈史事,不点破用意。次四句是借成语以慨现实,但都属泛指,读者难以猜测。末二句是借故事以写出路,但只以引事交织描叙,用形象点到即止。总起来看,手法是故拟阮籍的隐晦,而构思则从理想高度来揭露现实的黑暗,表现出李白那种热情追求理想的思想性格,和他的诗歌艺术的一个主要的风格特征。
苏轼作词,有意与“花间”以来只言闺情琐事的传统相异,而尽情地把自已作为高人雅士、作为天才诗人的整个面貌、胸怀与学问从作品中呈现出来。一部东坡词集,抒情方式与技巧变化多端,因内容的需要而异。其中有一类作品,纯任性情,不假雕饰,脱口而出,无穷清新,它们在技巧和章法上看不出有多少创造发明,却专以真实感人的情绪和浑然天成的结构取胜。这首留别黄州父老的词即其一例。
上片开头三句,起势十分陡健,作者翘首西望,哀声长吟,乡情浓郁感人。首句“归去来兮”,一字不易地搬用陶渊明《归去来辞》首句,非常贴切地表达了自已思归西蜀故里的强烈愿望。这三句中,还包含了一段潜台词,让读者自去想象补充,这就是:当年陶渊明高唱“归去来兮”,是归隐之志已经得以实现之时的欢畅得意之辞,而东坡虽然一心想效法渊明,无奈量移汝州是不可抗拒的“君命”,此时仍在“待罪”之中,不能自由归去,因此自已吟唱“归去来兮”仅仅是表示欲归不得的怅恨而已。接下来“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二句,以时光易逝,人空老大的感叹,加浓了失意思乡的感情氛围。上片的后半,笔锋一转,撇开满腔愁思,抒发因在黄州居住五年所产生的对这里的山川人物的深厚情谊。楚语吴歌,铿然在耳;鸡豚社酒,宛然在目。黄州的语言风俗,黄州的父老乡亲对东坡先生敬之爱之的热烈场面,以及东坡临别依依的情怀,都在这一段真切细致的描写中展露出来了。
词的下片,进一步将宦途失意之怀与留恋黄州之意对写,突出了作者达观豪爽的可爱性格。过片三句,向父老申说自已不得不去汝州,并叹息人生无定,来往如梭,表明自已失意坎坷,无法掌握命运的痛苦之情。“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二句,却一笔汤开,瞻望自已即将到达之地,随缘自适的思想顿然取代了愁苦之情。一个“闲”字,将上项哀思愁怀化开,抒情气氛从此变得开朗明澈。从“好在堂前细柳”至篇末,是此词的最后一个抒情层次,以对黄州雪堂的留恋再次表达了对邻里父老的深厚感情。嘱咐邻里莫折堂前细柳,恳请父老时时为晒渔蓑,言外之意显然是:自已有朝一日还要重返故地,再温习一下这段难忘的生活。措辞非常含蓄,不明说留恋黄州,而留恋之情早已充溢字里行间。
东坡到黄州,原是以待罪之身来过被羁管的囚徒日子的,但颇得长官的眷顾,居民的亲近,加以由于他性情达观,思想通脱,善于自解,变苦为乐,却在流放之地寻到了无穷的乐趣。他寒食开海棠之宴,秋江泛赤壁之舟,风流高雅地徜徉了五年之久。一旦言别,必是牵心挂肠于此地的山山水水和男女老幼。由此可见,这首词抒发的离情,是发自东坡内心的高度真实之情。此篇的优良,就在“情真意切”这四个字上。尤其是上下两片的后半,不但情致温厚,属辞雅逸,而且意象鲜明,宛转含蓄,是构成这个抒情佳篇的两个高潮。
诗歌开篇描写了当天气候的变化。前三句描写了雨后曲江两岸的美丽景色。傍晚的天空还飘浮着淡淡的阴霾,但很快就消散了,显出了蓝天白日,碧空如洗,同楼台相映成画,美好的春天也就更为动人了。在曲江上,红花绿树倒映在江水之中,更衬托出春天的美丽。诗人用淡雅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清新的画卷,节奏欢快自然。
从美学观点看,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往往格外给人以美的享受。大概,水中、镜里反映出来的形象,总在似与不似之间,给人一种澄明而又微茫仿佛的美感,其动人情处,往往超过实体。此诗写景之美,正从水中得来:久雨乍晴,蓝蓝的天,明晃晃的太阳,千门万户的楼台,姹紫嫣红的花树,统统倒映在“曲江水满”之中。花树和楼台的倒影斑驳地叠映在水里。于是,花从翠楼顶上长出来,鱼从绿树中间穿过去。偶然,微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楼台花树,摇晃生姿。这实比岸边实景更令人神摇心醉。
诗的结构也很有新意。它打破了绝句三句便转的规律,一连三句写景,第四句才陡然一问作结。这种结构上的特点,也很值得玩索。
这首诗是写给白居易的,除了倾诉自己的激情之外,也有惋惜和埋怨对方爽约的意思。诗人没有直接表露自己苦候、失望、埋怨的情绪,而是巧妙地极写曲江雨后空气清新景物明净所特有的美。曲江的春天,曲江楼台花树的迷人,愈是渲染得美好,愈显出辜负这良辰美景是多么可惜。末句虽只轻轻一问,尽管语气十分委婉,却把诗人这种心情表述得淋漓尽致。诗人构思巧妙,也于此可见。
“天津桥”在洛阳西南洛水上,是唐人春游最繁华的景点之一。刘希夷此诗从天津桥写起,因为天津桥下洛水是清澈的,春来尤其碧绿可爱。诗中“阳春水”的铸辞,引人入胜。与“天津桥下阳春水”对举的,是“天津桥上繁华子”,即纨绔公子——青春年少的人。以下略写马嘶入云以见兴致后,就巧妙地将春水与少年,揉合于倒影的描写:“人影动摇绿波里。”
意象飘逸,如镜花水月之虚幻。这种梦幻般的色彩,对诗中所写的快乐短暂的人生,起到点染之功。紧接写水中(或岸上)的砂,和倒映水中的云霞,以陪衬人影。词藻华丽,分别融合化用了“始镜底以如玉,终积岸而成沙”(谢灵运)的赋句和“(锦)文似云霞”(《拾遗记》)的文句,又以顶针的辞格衔接上文,意象、词采、声韵皆美。这段关于东都之春的描绘,最后落在宫门内外的碧树与春花。梁简文帝曾有诗道:
“桃含可怜紫,柳发断肠青。”诗人以赞叹不绝于口的排比句式出之:“可怜杨柳伤心树!可怜桃李断肠花!”“伤心”、“断肠”的固然来自好景不长,以及与杨柳、桃李有关的其它联想。但诗人连呼可爱,又似乎是喜极之辞。或者,他此刻“已从美的暂促性中认识了玄学家所谓的‘永恒’——一个最缥缈,又最实在,令人惊喜,又令人震怖的存在。”(闻一多)这种富于柔情的彻悟和动人春色本身,都能撩起无限暇思。
春游意兴已足,公子将归何处;“此日遨游邀美女,此时歌舞入娼家。”诗人将人间的艳遇,安排在自然界的春意中,构思是巧妙的。效果是双重的。那“飞来飞去公子傍”的,可能是“郁金香”,也可能是“歌舞”,语义双关。满堂氛氲,舞姿妙曼,公子必已心醉目迷了。诗人这时用两句分别描绘华堂景物和美人的花容月貌,“的的(明亮)珠帘白日映,娥娥(美好)玉颜红粉妆。”(《古诗》“娥娥红粉妆。”)闲中著色,有助于表现歌筵的欢乐。“花际徘徊双蛱蝶,池边顾步两鸳鸯。”在这精巧的景色穿插中,蕴含着这样的构思:成双作对的昆虫水鸟,促使恋人迅速效仿。“蛱蝶”、“鸳鸯”为性欲蒙上了一层生物学的面纱。“倾国倾城”、“为云为雨”两句,更是直白地暗示着情欲的放纵了。这两个措辞直接出自汉武帝李夫人、楚王神女的故事传说,颇有狂俗的感觉,然而施诸娼家场合,又以其本色而可喜。这种颠狂,乃是都城诗里常有的内容,而闻一多对卢照邻诗的批评:“颠狂中有战栗,堕落中有灵性”,正可移用于此诗。
“古来容光人所羡”以下,诗人将笔墨集中在热恋双方的山盟海誓上,拓出了一番新的境界。前四句是公子声口,“愿作轻罗著细腰,愿为明镜分娇面”,化用张衡《同声歌》。但“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本是女性口吻,到陶潜《闲情赋》“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等句,转为男性谦卑口吻,便是一个创造。此诗则既沿陶诗作男性口吻,又如张作只写两愿。“愿为明镜分娇面”的构想尤妙不可言。不说“观”娇面,实则已包含化镜观面的献身之意,又兼有“分”享女方对美的自我陶醉之意,充分表达了爱的情愫。“与君相向转相亲”六句是艺妓的答辞,总括起来八个字:永远相爱,同生共死。梁代王僧孺诗云:“妾意在寒松,君心若朝槿。”意在怨恨男方之恋情如木槿,朝花暮落,不像己心如松树耐寒持久。这首诗反用其意作“愿作贞松千岁古,谁论芳槿一朝新”。末二句意思是在生愿结百年之好,死后也愿同化北邙飞尘。“百年——千秋——万古”,既有递进,更增加了夸饰的色彩。沈德潜评此节为“公子惑于声色而娼家以诳语答之。”(《唐诗别裁》)
如果与《长安古意》比较,《公子行》却别有一种倩丽风流,这首诗对仗工丽,上下蝉联。在对叠律的运用上,穷极变化,尤有特色。诗中使用最多的是叠首换尾的排比句式,一般用于段落的起结处及对话中(“愿作轻罗著细腰,愿为明镜分娇面”;“与君相向转相亲,与君双栖共一身”),形成一种特殊的顿挫,又造成重复中求变化和一气贯注的韵调。此外,各种带有复叠的对仗句也逐步可见。此外还有顶针格(如第四、五句衔接)和前分后总格(“美女”、“娼家”分合的三句)的巧妙使用。这些都有助于全诗形成一种明珠走盘的音情,为这首春歌增添了不少风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