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689年—740年),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孟浩然生于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修道归隐终身。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居。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孟浩然的诗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后人把孟浩然与盛唐另一山水诗人王维并称为“王孟”,有《孟浩然集》三卷传世。 ▶ 316篇诗文
这首词上片描写作者送客归来,遇到梅花盛开的情景;下片描写了作者年纪老迈,进不能报效国家,退不能归隐山林的尴尬处境。全词借景抒情,以梅花的富有情韵,生动地刻画出一位不堪宦海颠波、垂垂老矣的老吏形象。通过描写送友人离开后的所见所感,含蓄地抒发了心中的抑郁愤懑之情以及自己老大无成的感叹。
词的上片借梅抒怀,哀叹自己衰病和无聊。首句写送客归回,引起对旧友的思念,点明题意。“欹帽垂鞭”四字,写活了作者的颓唐和懒散,能见内心怅惘与痛苦。“一枝梅”不仅仅写出了梅花的枝数,还写出了词人的形单影只,更暗喻了词人不同流合污的洁雅品质。次句原是淡雅一景,该令人怡然释然。可作者不再用笔,而诉说自己已麻木得不知有春。但梅花却善解人意,送来幽香。这是作者矛盾生活的心理反应。那心事,那壮志,要忘却怎能忘却;现实的触目惊心,使作者总不敢忘。
下片向友人表达自己矛盾的心志。“安得”三句是故作逍遥,既然进不能报效朝廷,实现理想,便只能隐居山林,饮酒赏梅了。但后三句却又叹“流年羁恨两相催”,作者不甘心老大无成,不甘心四处羁旅,他还要坚守在抗金前线。殷殷报国心,烈烈杀敌情,全在平淡的叙说中,耐人寻味,感人肺腑。
诗题“跋”字表示诗人对苏轼的尊敬。首二句“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分量极重,也切合事实。“时宰”章悖贬东坡于惠州,自以为东坡在那里既无自由,又不服水土,必死无疑。孰料东坡泰然处之。诗人平淡中概括了苏轼先贬惠州,再贬儋州,已至天涯海角之绝地的经历。“时宰欲杀之”五字,有回拦横截之力,写出诗人对执政者妒能嫉贤、残酷打击的无比愤慨。尤其用一“欲”字点出其用心之狠,而为苏轼抱无尽之同情。状况如此沦落,诗人再用“饱吃饭”与“细和诗”两个生活细节,生动而具体地再现了苏轼超迈洒脱的精神境界。前两句用力之重,恰恰成为后二句的铺垫,造出跌宕悬殊的强烈效果。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急转,在“时宰欲杀之”的情况下既不乞怜,也不忧伤,而是“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这是对“时宰”迫害的极大蔑视,也是胸襟开朗、人品卓绝的具体表现。苏轼之所以如此喜爱陶诗,自然不仅由于艺术上的向往,更主要的还在于心灵上的契合。第四句入题。一般的诗人至此,就容易针对《和陶》的内容褒赞开来,而诗人点到即收,忽然跳出,借陶渊明人品赞苏轼,大开大合。
“彭泽吃载人,东坡百世士”说得非常郑重恳切。从开始的“子瞻”到“东坡”,“渊明”到“彭泽”,从称呼上加以变化。陶渊明见机而作,彭泽令只做一百多天就去官归隐,前人多视他为处士。而苏轼却一生都在宦海浮沉。拿陶渊明喻苏轼,从形迹看,两人截然不司,而他们不以贫富得失萦怀,任真率性而行,则是共同的。所以“出处虽不同”又一反,着一“虽”字以为转折,“风味乃相似”以“乃”字一合作结。“风味”二字含蓄不尽,由读者自去领会。
苏轼针对陶渊明写的和诗有一百零九首,风格内容多种多样。诗人却紧紧抓住“风味乃相似”这个特点,专写苏轼胸怀。言为心声,其人如此,与陶渊明相似。这是诗人以简驭繁,遗貌取神,探骊得珠之处。而八句之中上下联系数百年,至少有四次转折,这是诗人古体诗短篇的刻意求精之作。诗人崇尚“平淡而山高水深”的风格,这首诗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这首诗的主要用意是讥刺朝廷专权用事的新党,直指他们为君侧的佞人。有力地抨击了他们专恣弄权、妒才忌贤的行径,诗中对不知名的鸟儿深表惋惜,也是对那些遭受排挤的高才遗贤寄予同情之心。
这首诗没有题目,作者不知所咏鸟儿的名字,其本意也不是咏鸟,诗中的政治讽刺意味虽然十分显豁,作者还是不愿直接点明,所以用“绝句”代题。
由陈入隋的诗人韦鼎写过一首《在长安听百舌》:“万里风烟异,一鸟忽相惊。那能对远客,还作故乡声。”也是由一鸟相惊而触动政治感慨,不过是通过埋怨鸟儿在异地仍作乡音而寄托深切的乡国之思。道潜则是慨叹无名之鸟难为善鸣者所容,借以对专权用事者予以讥刺。二诗都用正言反说之祛,韦诗责怪百舌实际是怜惜百舌不知风烟之异,道潜说黄鹂、百舌善鸣实是责其不容异鸟争呜,只不过一个说得曲折,一个用的是比兴。
此诗发端用叙事句法写鸟儿居于高岩而不为人所知,其品种十分珍奇。它飞入户庭时,与春风欵曲而语,又显得十分亲切诚挚。这句写鸟儿情态可爱,依依动人。接着叹息:户庭里得势的是百舌和黄鹏,你唱得再好又有谁听?这一问,表面上只是惋惜户庭已有善鸣之鸟,异鸟飞来未必能受赏识,其实意味深长。黄鹂、百舌都是常见的鸣禽,黄鹂即黄莺,百舌是伯劳的一种,一名反舌,能反复其舌,在春天随百鸟鸣叫,到夏天停止。这两种鸟因鸣声圆滑而常为人所畜养,它们把持歌坛,自不容珍奇的鸟儿前来争鸣。同时,古人认为,“反舌有声,佞人在侧”(《汲冢周书》),杜甫《百舌》诗曾借此鸟托讽说:“百舌来何处?重重只报春。……过时如发口,君侧有谗人。”直接以百舌的鸣叫来影射君侧有谗佞之人。联系道潜的身世背景来看,这首诗的主要用意是讥刺朝廷专权用事的新党,直指他们为君侧的佞人。
道潜与苏轼交好,绍圣(1094-1098)初期,苏轼被贬往惠州,道潜也因作诗讥刺时政而得罪,被勒令还俗,编管兖州。当时新法已经变质,执掌朝政的是章惇、曾布、蔡京等一伙人。这首诗将这一伙人比作鸣声圆滑、反复其舌的百舌、黄鹂,不光是嘲讽他们凭着伶俐圆滑、唱得好听而得势一时,而且还有力地抨击了他们专恣弄权、妒才忌贤的行径,诗中对不知名的鸟儿深表惋惜,也是对那些遭受排挤的高才遗贤寄予同情之心。
这首诗的客观意义要比作者的寄意还要深广。无名鸟儿唱得再好也无人来听,又说明听众缺乏鉴别能力,既不识高低,又不辨清浊,只能欣赏百舌、黄鹂凡庸的曲调。它还联系到自古以来由于小人用事而致使人才受排挤、遭冷落的现象,以及由于世人鉴识力的低下而造成的曲高和寡、庸音喧扰的情况。所以,此诗虽然语浅意露,一目了然,却能在多方面发人深思。
关于此篇诗旨,历来噬多种看法:一、刺晋武公说(《毛诗序》等),二、好贤说(朱熹《诗集传》、何楷《诗经世本古义》等),三、迎宾短歌说(高亨《诗经今注》),四、思念征夫说(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等),五、流浪乞食说(陈子展《国风选译》等),六、情歌说(程俊英《诗经译注》等),七、孤独盼友说(朱守亮《诗经评释》等)。
以上几说,当以孤独盼友说贴近诗旨。
古往今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不可缺少的。此诗就是描写一个孤独者切盼友人来访,共饮谈心,以解孤独寂寞之苦。
人类都噬一种“共生欲望”,而这种“共生欲望”又是以人们的相互帮助、彼此交流为基础的。一旦得不到满足或噬所缺憾时,就会产生孤独感。当“共生欲望”得以满足时,孤独感也就随之消除。看来,诗中的“我”,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与外界隔了一堵“墙”,失去了和朋友的交往,深感孤独,为了摆脱这种孤独感,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或寄托,他力图改变与世隔绝的处境,渴望噬良友来访,彼此建立友谊,交流感情。
全诗以“我”的心理活动为主线,以期待的眼光,诚挚的态度,殷勤款待的方式,频频召唤“君子”来访做客。“我”从自己强烈的寻友愿望出发,步步设想双方的心态和行为。“我”对“君子”“中心好之”,然而他“噬肯适我”、“噬肯来游”吗?只恐“求之不得”的心理活动跃然纸上。“肯’字落笔妙,心冀其来,然未敢期其中心肯之而必来也。”(朱守亮《诗经评释》)从全诗看,“中心好之”是关键句子,不可轻易读过。“我”对“君子”噬好感,切盼与之交往,但用何种方法进行呢?思之再三,何不请“君子”来家做客,端上美酒佳肴,殷勤待之。借此机会,一则表明自己好客的诚意,二则可以交流情感,加深友谊。或许这就是此诗两章末句均用“曷饮食之”的用意所在。再细细玩味,“曷”字似噬“画外之音”——试探的心理;或如牛运震所说:“‘曷’字噬欲言不尽之妙也。”(《诗志》)
至于“我”的盼友愿望是否实现,诗中没噬交代,这里姑且不论。不过噬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即原先“我”的孤独感,通过诗歌已噬所宣泄,得到一定缓解。
读完这首短诗,眼前呈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荒野古道旁,立着一株孤零零的杜梨树,盼友者站在那里翘首苦盼“君子”来访的神态,殷勤款待“君子”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此为“我”的想像)
此诗章法结构带噬民歌反覆咏唱的特点。各章的句数、字数相同。要说噬变化,仅在第二章的二、四句末换了三个字,即第一章的“左”改为“周”,“适我’’改为“来游”。换字又与换韵噬关,第一章的“左”与“我”隔句押韵,第二章的“周”与“游”隔句押韵。
此诗逐层描写国破之哀,是动乱时代的实录。全诗以低沉呜咽的语调倾诉其不幸又无奈的心境,充满悲愤与哀痛之情。
首句哀民生凋敝,宫室遭难,满目烟尘。
第二句哀盛世之不再,天子蒙难,百官流离,仓皇失主,诗人忘不了那刚刚逝去的“盛唐气象”,那安宁富足的开元盛世。但盛世不会再来了,诗人对崇高美的景仰中混和着感伤。这不仅是对一个李姓王朝的眷念,也是对历史上曾有过的高度文明的留恋,是对一个文化断层的悲悼。
第三句哀宫室之荒芜:唐代宫中多植槐树,如今,人去楼空,玉阶蒙尘,秋风瑟瑟,百树凋零,一派冷冷清清的凄凉景象。前三句写不幸,第四句则笔触一转,写乱贼之“庆幸”,他们狂妄自得,宴饮庆祝,在人民的泪光和诅咒中寻欢作乐,字里行间充满了悲愤与哀痛。
这首诗是动乱时代的实录,苦难心灵的低吟。诗人天性软弱且又陷身贼中,因此诗作没有采取激烈的语词来大胆指斥叛贼,而是以低沉的语调倾诉了一种哀其不幸又无可奈何的心情,辣味不足,温婉有余。
此诗充溢着亡国的悲痛和思念朝廷之情。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唐军收复两京,肃宗自凤翔还长安,凡作过伪官的,都以六等定罪,而王维则因为这首“凝碧池”诗得到过肃宗的嘉许;又加上弟弟王缙平乱有功,请求削官为兄赎罪,得到特别宽恕。由此可见此诗在当时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