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689年—740年),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孟浩然生于盛唐,早年有志用世,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后,尚能自重,不媚俗世,修道归隐终身。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招致幕府,后隐居。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孟浩然的诗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后人把孟浩然与盛唐另一山水诗人王维并称为“王孟”,有《孟浩然集》三卷传世。 ▶ 316篇诗文
在词中,词人写了一个秋夜中的种种秋声。笔锋非凡,意味亦显独特。词人以“豆雨声”起,以“雁声”收,写了秋夜中听到的十种秋声。但声声总离不了凄凉意,使一个正在发愁的人谛听这些声音,使作为声音的客体,严重地被染上“愁人”的主体印记,因而从笳声、雁声、蛩声、铃声中听到的,都是词人的苦闷心声。
“黄花深巷,红叶低窗,凄凉一片秋声。”三句领起全词。点明这是菊花盛开、红叶掩映的深秋时节。凭窗谤听着连绵不断的秋声引起心中阵阵凄凉。“凄凉”是把词中各种声音串联起来的线索。
“豆雨声来,中间夹带风声。”“豆花雨”,指阴历八月豆子开花时的雨,这里点出秋雨声杂风声率先而来。风雨凄凉,长夜难眠。风声中又传来了稀疏的更点声。这更声来自城门上的更鼓楼。“疏疏二十五点,丽谯门、不锁更声”。“不锁”,流露了主人公怪罪的意味,因为他是不想听到的。古代把一夜分为五更,一更分为五点。这里直写“二十五点”,意在表明主人公尤感秋夜的漫漫难捱。风不仅送来了更声,又摇响了檐底的风铃。“故人远,问谁摇玉佩,檐底铃声”揭示了主人公听到铃声引起的心理活动,他最初以为这是老友身上玉佩的声。但老友都在远方不可能来,那么这会是谁呢?突然明白原来是风铃的声音。作者这里用笔极为巧妙,看似是误听,实则借写对老友思念之情。
“彩角声吹月堕,渐连营马动,四起笳声。”把笔触从深夜转向黎明。月亮沉落,号角声起。军营中人马骚动。蒋捷生活于宋末元初,进士及第不久,南宋被灭。他隐居太湖竹山,一直不肯出来作官。这声音表明,元朝统治了全国,而且军旅遍布这些声音,对于不肯和元统治者合作的词人来说,岂不是比之秋风秋雨的声音更加刺耳惊心吗?
“闪烁邻灯,灯前尚有砧声”。灯光闪烁之处,又传来了邻舍在砧石上擣练之声。邻家主妇一夜未眠赶制寒衣,天明未睡。这也不能使词人宽慰。
“知他诉愁到晓,碎哝哝、多少蛩声”。“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岳飞这句词和词人心境相同,皆因满腹心事起。把蛩的叫声称为“诉愁”,借把自己的愁怀转嫁给蛩鸣罢了。“诉未了,把一半、分与雁声。”似乎是蟋蟀把愁苦又分给了横空的过雁。巧妙地又点出大雁叫声的凄凉和它带给主人公的愁意,大雁给人的愁绪往往同引起人对远人的怀念分不开。收尾以雁声,反映了词人独特的构思。
诗的序言部分写李清照到丈夫赵明诚任知州的莱州探望。但却被赵明诚冷落一旁,而且夫妇俩平生爱好金石之物,在赵明诚的官邸中却一样也没看到。可以想像李清照心中的不满和失落。李清照无聊到随手翻案头上的《礼韵》,以翻到的字为韵,来作诗,而这首诗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下诞生的。
诗的开头两句首先描绘了诗人所处的环境,寒窗败几、空无所有,从写生活环境中反映出诗人心境。而且用典袁术走投无路,身无一物来比喻丈夫所处的环境。虽然明写赵明诚物质上的缺失,但实写赵明诚在精神层次上的缺失。
接着转入议论,对酒与钱这类世人皆为之吸引的东西,表示了轻蔑。在李清照的眼中赵明诚应酬就一个字“俗”,所以李清照说这是喜生事,也就是惹事非。
后四句绝非赋闲之篇,李清照写出了自己向往的生活。闭门谢客、凝香佳思、偶得佳句、人生知己。李清照把自己的情操、品格、皆融于诗中。在这首诗中她不仅仅是调侃自己的丈夫,也是展现她自己追求的生活情趣。
其实,赵明诚虽处仕宦,其风雅素心不曾稍减。有知淄州时所书《白居易<楞严经>跋》为证、赵明诚不以“州守”为重,而以“有素心之馨”为得;复从其夫妇“相对展玩,狂喜不支”的情景尤可想其为人,实为李清照的要求甚高。
唐代政治腐败的根源之一,就是太监专权。这首诗就是讽刺宦官的。诗题“轻肥”,取自《论语》,用以概括豪奢生活。
开头四句,先写后点,突兀跌宕,绘神绘色。意气之骄,竟可满路,鞍马之光,竟可照尘,这不能不使人惊异。正因为惊异,才发出“何为者”(干什么的)的疑问,从而引出了“是内臣”的回答。内臣者,宦官也。读者不禁要问: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骄横神气一至于此?原来,宦官这种角色居然朱绂、紫绶,掌握了政权和军权,自然骄奢。“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两句,与“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前呼后应,互相补充。“走马去如云”,就具体写出了骄与奢。这几句中的“满”、“照”、“皆”、“悉”、“如云”等字,形象鲜明地表现出赴军中宴的内臣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帮。
“军中宴”的“军”是指保卫皇帝的神策军。此时,神策军由宦官管领。宦官们更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前八句诗,通过宦官们“夸赴军中宴”的场面着重揭露其意气之骄,具有高度的典型概括意义。
紧接六句,通过内臣们军中宴的场面主要写他们的奢,但也写了骄。写奢的文字,与“鞍马光照尘”一脉相承,而用笔各异。写马,只写它油光水滑,其饲料之精,已意在言外。写内臣,则只写食山珍、饱海味,其脑满肠肥,大腹便便,已不言而喻。“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两句,又由奢写到骄。“气益振”遥应首句。赴宴之时,已然“意气骄满路”,如今食饱、酒酣,意气自然益发骄横,不可一世了。
以上十四句,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内臣行乐图,已具有暴露意义。然而诗人的目光并未局限于此。他又“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笔锋骤然一转,当这些“大夫”“将军”酒醉肴饱之时,江南正在发生“人食人”的惨象,从而把诗的思想意义提到新的高度。同样遭遇旱灾,而一乐一悲,却判若天壤。
这首诗运用了对比的方法,把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现象并列在一起,诗人不作任何说明,不发一句议论,而让读者通过鲜明的对比,得出应有的结论。这比直接发议论更能使人接受诗人所要阐明的思想,因而更有说服力。末二句直赋其事,写出了江南大地上的一幕人间惨剧,使全诗顿起波澜,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此诗采用了写书的风格,白描的写法,真切地展示了社会的不公。文学作品应反映生活的真实,这首诗是当之无愧的。
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丈夫因境遇变化或用情不专而遗弃结发之妻,在《诗经》这部汉族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中已多有反映,《卫风·氓》是一篇,《邶风·谷风》又是一篇。同样是用弃妇的口吻陈述被弃的痛苦,与《卫风·氓》相比,《邶风·谷风》中的女子在性格上不如前者决绝果断,因此在回忆往事和述说情怀时怨而不怒,并没有对负心汉进行直接的谴责,然而在艺术风格上,则更能体现被孔子称道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从全诗的叙说来看,这位女子的丈夫原来也是贫穷的农民,只是由于婚后两人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年轻妻子的辛劳操持,才使日子慢慢好过了起来。但是这种生活状况的改善,反倒成了丈夫遗弃她的原因。这个负心汉不但不顾念患难中的糟糠之妻,相反却喜新厌旧,把她当作仇人,有意寻隙找岔,动辄拳脚相加,最后终于在迎亲再婚之日,将她赶出了家门。诗中的弃妇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如泣如诉地倾吐了心中的满腔冤屈。
这首诗在抒情方面最可注意的有以下几点:首先是选取了最能令人心碎的时刻,使用对比的手法,凸现了丈夫的无情和自己被弃的凄凉。这个时刻就是新人进门和旧人离家,对于一个用情专一、为美好生活献出了一切的女子来说,没有比这一刻更让人哀怨欲绝的了。诗由此切入,非常巧妙地抓住了反映这一出人生悲剧的最佳契机,从而为整首诗的抒情展开提供了基础。而一方面“宴尔新昏,如兄如弟”的热闹和亲密,另一方面“不远伊迩,薄送我畿”的绝情和冷淡,形成了一种高度鲜明的对比,更突出了被弃之人的无比愁苦,那种典型的哀怨气氛被渲染得十分浓烈。
其次是借用生动的比喻言事表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全诗共分六章,每章都有含蓄不尽的妙喻。如第一章入手便以大风和阴雨,来表现丈夫的经常无故发怒;以采来蔓菁萝卜的根茎被弃,来暗示他丢了根本,视宝为废。这主要用于言事。第二章则转用食荼如荠、以苦为甜,来反衬人物在见了丈夫新婚时内心的苦涩程度,远在荼菜的苦味之上。这又是主要用于表情。另如第三章的“泾以渭浊,湜湜其沚”,是用泾水因渭水流入表面变浊、其底仍清,来比喻自己尽管被丈夫指责却依然不改初衷的清白;第四章以河深舟渡、水浅泳渡,喻写以往生活不论有何困难,都能想方设法予以解决;第五章用“贾用不售”比丈夫的嫌弃、“比予于毒”喻对己的憎恶;第六章又把自己往日的辛劳比作御冬的“旨蓄”,将丈夫的虐待喻为湍急咆哮的水流。这些比喻取喻浅近,无不切合被喻情事的特征,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和表现力。
最后,作品的一唱三叹、反复吟诵,也是表现弃妇烦乱心绪和一片痴情的一大特色。从首章的“黾勉同心,不宜有怒”、“德音莫违,及尔同死”,到二章的“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从三章的“毋逝我粱,毋发我笱”,到四、五章的前后对比,再到六章的“不念昔者,伊余来塈”,在反覆的述写和表白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弃妇沉溺于往事旧情而无法自拔的复杂心理。顺着这一感情脉络的延伸展开,循环往复,人们更能接近和触摸这个古代女子的善良和多情的心,更能感受到被弃带给她的精神创痛。至于作品在二、三、六章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宴尔新昏”这样的句子,又在断续错杂的回忆和抒情中,突出和强调了丈夫背信弃义对她产生的强烈刺激,她无法忍受眼前出现的这一现实,更不能以平常之心来接受这一现实,所以反复咏之,以示铭心刻骨,难以忽忘。
由此可见,这首诗在抒写弃妇哀怨方面是很有特色的。它的出现,表明古代妇女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很早就处在弱者的地位,充当着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的牺牲品,她们的命运是值得同情的。尽管作品没有直接对负情男子作明确的谴责,但最初的信誓旦旦和最终的弃如脱靴,仍为此作了有力的点示,具有深刻的警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