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与义是南北宋相交时的著名诗人。这首诗是作者南渡后于绍兴六年(1136年)居住在青墩(今浙江桐乡县北,与乌镇隔水相望)时所作,距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正好十年。“十年伊洛路漫漫”中“路漫漫”既是说离自己的家乡洛阳(伊水、洛水)是路途遥远,也是说家乡被金兵占领的时间也已经很长久了(十年)。
在这首诗里,作者表面说的是面对春日盛开的青墩牡丹,自己独自一个在观赏,实际上想说的是什么时间我才能再回到故乡去观赏天下驰名的洛阳牡丹。但想到眼前的景况,时间在无情地流逝,自己已变得老态龙钟,然而家国破碎故土依然难回时,作者通过牡丹而强烈地表达出了对故乡深切无尽的思念及对前景的无望与悲苦万千的愁绪!
不知道是否有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过历史上的暴君的心理,这种研究肯定很有意思。在平常人看来,暴君们的言行举止都有些异乎寻常,按正常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比如,夏桀的宠姬妺喜爱听裂帛声,建造过“酒池肉林”;商纣王的酷刑“金瓜击顶”、“炮烙”、“虿盆”、做人的肉羹、活剖孕妇等等。
晋灵公弹射路人、杀厨子游尸的举动,仅仅用一般的残暴、狠是难以说明的,恐怕总有些变态心理,或者歇斯底里症一类的精神病,才能解释他的怪癖行径。如果真是这样,除了治病、关进疯人院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让他改邪归正,或者像赵穿那样,将其杀掉,以免危害更多的人。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致命的痼疾就在于,无论所谓的“天子”多么愚笨、痴呆,无论多么残暴、缺德,无论多么变态。病入膏肓,都是“神圣”的,不可冒犯的,不可弹劾讨伐的,否则,便会犯下各种“罪行”:欺君,亵渎,犯上作乱,直至弑君。而且,这些罪行都是弥天大罪,不可赦免,甚至可以诛灭九族。
虽然有此痼疾,但让人感叹不已的是,无论在哪个时代,只要有昏情残暴的暴政。苛政存在,就有敢于诤言直谏的义士出现,并有敢于弑君的勇士出现,前者如赵盾,后者如赵穿。他们明知自己的行为将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甚至还包括以自己亲人的生命为代价,依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视死如归。
这些词语,只有用在这些义士、勇士身上才是沉甸甸的、掷地有声的、名实相符的。
其实,敢于直谏、敢于弑暴君,已远不止是一种一时冲动的个人行为,更不是宗教信徒的迷狂。它是一种非常清醒的、理智的选择,是不得不如此的抉择。有时,明知暴君不可理喻,有时明知自己的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自投罗网,如荆轲刺秦临行前 所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是,它们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的正义,即决不向残暴专制、黑暗腐朽屈膝让步的决心。
正如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西西弗斯明知自己推上山的巨石要滚下来一样,依然坚持不懈地推下去。人类的精神和行动的意义,就在过程之中显示了出来,结果则是次要的了,甚至并不重要了。
面对残暴和死亡而敢于挺身而出,这种行为表示了一种严正的抗议,表示了一种不屈的精神。翻看历史,这种抗议和精神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就好比光明和黑暗从来都是相随相伴,哪一方都没有消失过一样。也许,光明和黑暗永远都会这么抗衡下去,直到人类不再存在。
这首词上片写途中所见所闻,起写春色无边,点明时令,次写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拥向南山觅春;下片紧承上片,继写沿途所见,并在结尾表达了自己的美好心愿,揭出作意。此词情由景出,论随情至,写得自然、得体。
正月的时候正值孟春,初阳发动,故词以“无边春色”起头。但是,就人之常情来说,尽管到处是春色,还是要去寻春、觅春的。次句的“苦”字表达出了人们这种寻觅春色的执着。词中的“南山”,大约指的是春光优美之处,也是作者邀请提刑官应懋之游春的目的地。“村村”三句,以及下片“翁前”两句,写的是农村“人日”这一天的热闹景象,是作者“觅”春所见,这也正是此词写作的一个重点。作者先大笔挥洒,用“箫鼓”、“笛”写节日歌舞之盛,用“村村”、“家家”极写范围包容之大,仅此一句,就将农村“人日”的风俗景象以及人们的欢乐情绪形象地渲染出来。“祈麦祈蚕”,点出“村村箫鼓家家笛”这项活动的目的。祈求农事丰收,这里虽举“麦”、“蚕”为诸多农事的代表,但在“人日”来说,农民马上可以接触到的一般来说,也就是麦与蚕了。这时,麦田泛出青绿之色,蚕在春天的气息里孵化,富于生机。对丰收的盼望与担忧,都同时在农民心头慢慢升起,他们要用这尽情的箫鼓和笛声表达他们心中的祈求。“来趁元正七”,这句是上片的结语,明确指出了特定时期季节性的内涵。
下片“翁前”两句,转入具体的描绘。“翁前子后孙扶掖”,这正是“来趁元正七”的老老少少,子子孙孙。魏了翁是南宋著名理学家,他对长幼之序极为重视,这从“翁”、“子”、“孙”的排列顺序中可以看出来。“商行贾坐农耕织”,这一组活动,由商、贾、农三种行当的人物组成,而作者用“行”、“坐”、“耕织”三个词,点明了三种行当人物的特征,语言简练。在古代,商人们分为行商和坐商两种。“耕织”则为“农”的本业。当然,这里不一定实写“人日”所见,而是作者由人们的祈求而联想到的各种自食其力的人所从事的争取丰收、幸福的实践活动。但这三个动词,却描绘出了一片繁忙景象。从“箫鼓”至“耕织”,这五句从不同的角度描绘出了农村的欢乐景象,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作者将种种苦闷、烦忧,都排斥在画面之外了。这里简直是一片桃源乐土。在偏安的半壁河山之中毕竟还有这样一片乐土!但其中也不排斥寓含着作者的理想,这正是他所苦苦寻觅的“春色”,上片次句用“苦”与“觅”两个字,用意就在于此。词的末三句,是作者就此情此境所引发的感想,是此词的哲理所在,也正是作者的希望。“须知”是告诫语,作者要告诉人们:“人日”中的“人”的种种活动与期望,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人”是向上的,都在追求着幸福与美好;但是,人们如果都懂得做人的道理,都象在“人日”里所意识到“人”的作用与追求,那就“日日是人日”了,也就不会只有在“人日”这一天才去追求祈祷了。显然,作者是在勉励人们追求不息生生不止。这也正是作者思想核心之一。他处理政务主张“内修”、“立本”、“厚伦”,正人心,化风俗;他所留驻的州县,皆“以化善俗为治”;使“上下同心一德,而后平居有所补益,缓急有所倚仗”(均见《宋史》本传),这就是他在此词中发挥议论的思想基础。
从全词看,此词没有浮躁怪诞之气,写得古朴自然,平易真切,与农村风物极相贴合。
这组诗共三首,其中第三首(“三日入厨下”)最受推崇。下面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兼诗学分会会长、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余恕诚教授对此诗的赏析。
“新媳妇难当”——在旧社会人们普遍有这种看法。但也有些新媳妇在令人作难的处境中找到了办法,应付了难局,使得事情的发展带有戏剧性,甚至富有诗趣,像王建的这首诗所写的,即属于此类。这也是唐代社会封建礼教控制相对放松,妇女们的巧思慧心多少能够得以表现出来的一种反映。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古代女子嫁后的第三天,俗称“过三朝”,依照习俗要下厨房做菜。“三日”,正见其为“新嫁娘”。“洗手作羹汤”,“洗手”标志着第一次用自己的双手在婆家开始她的劳动,表现新媳妇郑重其事,力求做得洁净爽利。
但是,婆婆喜爱什么样的饭菜,对她来说尚属未知数。粗心的媳妇也许凭自己的口味,自以为做了一手好菜,实际上公婆吃起来却为之皱眉呢。因此,细心、聪慧的媳妇,考虑就深入了一步,她想事先掌握婆婆的口味,要让第一回上桌的菜,就能使婆婆满意。
“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这是多么聪明、细心,甚至带有点狡黠的新嫁娘!她想出了很妙的一招——让小姑先尝尝羹汤。为什么要让小姑先尝,而不像朱庆馀《闺意献张水部》那样问她的丈夫呢?朱诗云“画眉深浅入时无”,之所以要问丈夫,因为深夜洞房里只有丈夫可问。而厨房则是小姑经常出入之所,羹汤做好之后,要想得到能够代表婆婆的人亲口尝一尝,则非小姑不可。所以,从“三日入厨”,到“洗手”,到“先遣小姑尝”,不仅和人物身份,而且和具体的环境、场所,一一紧紧相扣。语虽浅白。却颇为得体,合情合理。新娘的机灵聪敏,心计巧思,跃然纸上。“先遣小姑尝”,真是于细微处见精神。沈德潜评论说:“诗到真处,一字不可易。”
《新嫁娘词》所具有的典型意义,固然可以使人联想到这些,但是要直接就写这些入诗,则不免带有庸俗气。而在这首诗中,因为它和新嫁娘的灵机慧心,和小姑的天真,以及婆婆反将入于新嫁娘彀中等情事联系在一起,才显得富有诗意和耐人寻味。
像这样的诗,在如何从生活中发现和把握有诗意的题材方面,似乎能够给读者一些启示。
读这首诗,人们对新嫁娘的聪明和心计无疑是欣赏的,诗味也正在这里。新嫁娘所循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推理过程:一、前提:长期共同生活,会有相近的食性;二、小姑是婆婆抚养大的,食性当与婆婆一致;三、所以由小姑的食性可以推知婆婆的食性。但这样一类推理过程,并不是在任何场合下都能和诗相结合。像有人在笺注此诗时所讲的:“我们初入社会,一切情形不大熟悉,也非得先就教于老练的人不可。”(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
陶渊明不是对于世事无所动心的人,但处在当时东晋统治阶级自相争夺严重的险恶环境中,他只能强作忘情,自求解脱。解脱之道,是守儒家的固穷之节,融道家的居高观世之情,但又不取儒家的迂腐,道家的泯没是非。
“寝迹”四句,写自己隐居家中,销声匿迹,与世隔绝,四顾没有知己,只好白天把“荆扉”长闭。“寝迹衡门”,并不是渊明本怀消极,是被黑暗世局迫成的。“邈与世绝”,实际是“绝”不了的;“邈”更难说,安帝就被禁近在咫尺的寻阳。复杂的情怀,坚苦的节操,“莫谁知”倒是真的,就诗篇来说,只把敬远除外。这四句转折颇多。起四句叙事,接下去四句写景。景有“凄凄”之风,“翳翳”之雪。“凄凄”来自“岁暮”,“翳翳”由于“经日”,轻淡中字字贴实。四句中由风引起雪,写雪是重点,故风只一句,雪有三句。“倾耳”二句,千古传诵。其妙处在轻淡之至,不但全无雕刻之迹,并且也无雕刻之意,落笔自然而兴象精微,声色俱到而痕迹全消,不见“工”之“工”,较后人一意铺张和雕刻,能以少许胜多许。“劲气”四句,紧承风雪叙事:写寒气侵衣,饮食不足,屋宇空洞萧条,没有什么可娱悦的。一“劲”字备见凛冽之状;“谢屡设”三字,以婉曲诙谐之笔写穷困,尤饶达观情趣;“了无”撇扫之词,承上启下。“历览”八句,议论作结:屋内外一片严寒(暗包政治气候),事无“可悦”,唯一的排遣和安慰,只有借读“千载书”,学习古代高人志士的“遗烈”;“遗烈”两字,偶露激情。“高操”两句,又出以诙谐,掩抑激情。有人说这是讽刺当时受桓玄下诏褒扬的假“高士”皇甫希之之流,实际上还包含作者不愿为司马氏与桓氏的争夺而去殉“臣节”的意思;假高、愚忠,俱不屑为。“固穷”自守,本无以此鸣高之意,故自嘲此节为“谬得”。诙谐中表现了坚贞与超脱的结合,正是前面说的对于儒道精神很好的取舍与结合:是非不昧,节行不辱,而又不出于迂拘。仕进的“平津”既不愿再走,那么困守“衡门”,就不自嫌其“拙”了;不说“高”,又说“拙”,正是高一等,超一等。“寄意”二句,才写到赠诗敬远的事,说“寄意”于“言外”,只有敬远能辨别此心“契合”之道,归结诗题,又露感慨。黄文焕《陶诗析义》说这八句,转折变化,如“层波迭浪”,庶几近之;但更应该说这“层波迭浪”表面上竟能呈现为一片宁静的涟漪。
孔子说过“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事实上固守其穷决非易事。陶渊明在诗中坦率地说自己是“谬得固穷节”,论者或以为这是他的谦辞,其实这一句诗表明他本来并不想走这样一条路,现在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在陶渊明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在官场里不断运作和升迁,那是阳关大道(“平津”);另一条是退守田园,栖迟于衡门之下,这是独木小桥。陶渊明说,既然前一条路走不成,那么只好走后一条,这也不算是“拙”。话是这么说,却总是有点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味道,有自我安慰的意思。这时的陶渊明认为固守其穷乃是“拙”,算不得“高操”。可知他本心深处并不打算“拙”,只是实逼此处、无可奈何罢了;这与他后来下决心“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心情是两样的。
这首诗绝大部分诗句意思都相当明确,只有结穴处“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两句颇有玄言的色彩。这里的“一言”,或谓指“固穷”,或谓指“栖迟讵为拙”,恐怕都不大合适,既然是“一言”,应当只能是指出上句之末的那个“拙”字——否则就不止“一言”了。
“拙”字在陶诗中出现过多次。陶渊明后来往往在褒义上使用此字。在此诗中,“栖迟讵为拙”这一句是为“栖迟”亦即隐居辩护的,他说这样活着还不能说是“拙”,这里“拙”字明显是贬义的。当然,陶渊明立即又说,“拙”字在它的一般义之外还有言外之意,这就含有要替“拙”字推陈出新的意思了。诗中末句忽然发问道:谁能够对此作出分析研究呢?他大约是寄希望于他的从弟陶敬远罢,但也没有明言,此时诗人自己陷入了深沉的反思。前人论陶渊明此诗往往一味称道其高尚,而无视其情感上的矛盾纠葛,尚未可称为知言。
此诗前半叙事、写景,后半议论,俱以情渗透其中。尽管事写得很简洁,景写得传神入化,议论很多;但终以情为主,而情偏没有直接表露。把悲愤沉痛和坚强,变成闲淡乐观和诙谐,把层波迭浪变为定流清水,陶诗的意境,自然达到了极顶的深厚和醇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