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宫中一叹，又何须累累悬印。坠楼效死，轻车东市，头膏血刃。尤物虚名，於身何补，一齐休问。遇当歌临酒，舒眉展眼，且随缘分。
长乐宫中一叹，又何须累累悬印。坠楼效死，轻车东市，头膏血刃。尤物虚名，於身何补，一齐休问。遇当歌临酒，舒眉展眼，且随缘分。
全诗借用宋玉《高唐赋》与《神女赋》的典故写出。据《高唐赋》与《神女赋》：楚怀王在游览云梦泽台馆时，曾经梦遇巫山神女。临别时，神女告诉怀王，她“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后人便根据神女的话，用“云雨”来指代男女间的私情。后来宋玉陪侍楚襄王到云梦泽游览，又都曾在梦中会过神女。《赠人》诗开头两句即用宋玉梦遇神女之事。诗人将失恋男子比成宋玉，将他所爱女子比成神女。首句以“衣裳”喻文采，暗示受赠者的文采风流一似宋玉。次句接着说，“惹得”神女动情而入梦。神女因宋玉之文采风流而生向往之情，入梦自荐。然而，美人的心是变化难测的，就说这位巫山神女吧，她先倾心于怀王，后来又钟情于襄王。“惹得”二字很有意味，也很有分寸感，又照顾到了对方的体面。后两句议论，出语真诚，在旷达的劝说中见出对朋友的深情。“云雨无情难管领”的说法尽管偏颇，但对于失恋中的朋友却有很强的针对性，不失为一剂清热疏滞的良药。
这首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典故的运用。写诗向一位失恋的朋友进言，最易直露，也最忌直露。这首诗由于借用典故写出，将对失恋友人的劝慰之情说得十分含蓄，委婉得体，给诗情平添了许多韵味。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五。下面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霍松林先生对此诗是赏析。
与白居易同时的李肇在《唐国史补》里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召铺宫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值数万者。”这首诗，通过对“京城贵游”买牡丹花的描写，揭露了社会矛盾的某些本质方面，表现了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主题。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从买花处所发现了一位别人视而不见的“田舍翁”，从而触发了他的灵感，完成了独创性的艺术构思。
全诗分两大段。“人人迷不悟”以上十四句，写京城贵游买花；以下六句，写田舍翁看买花。
京城的春季将要过去，大街小巷来来往往奔驰着喧闹不已的车马。都说是牡丹盛开的时节，呼朋引伴、争先恐后地赶去买花。一开头用“帝城”点地点，用“春欲暮”点时间。“春欲暮”之时，农村中青黄不接，农事又加倍繁忙，而皇帝及其臣僚所在的长安城中，却“喧喧车马度”，忙于“买花”。“喧喧”，属于听觉：“车马度”，属于视觉。以“喧喧”状“车马度”，其男颠女狂、笑语欢呼的情景与车马杂沓、填街咽巷的画面同时展现，真可谓声态并作。下面的“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是对“喧喧”的补充描写。借车中马上人同声相告的“喧喧”之声点题，用笔相当灵妙。
这四句写“买花去”的场面，为下面写以高价买花与精心移花作好了铺垫。接着便是这些驱车走马的富贵闲人为买花、移花而挥金如土。“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戋戋”，委积貌，形容二十五匹帛堆积起来的庞大体积。古代以五匹为一束。“五束素”，即二十五匹帛。《新唐书·食货志》：“自初定"两税"时钱轻货重，······绢匹为钱三千二百。”当时正行“两税法”，一匹绢为三千二百，那么“五束素”便为钱八万。一株开了百朵花的红牡丹，竟售价八万，其昂贵的确惊人。那么“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其珍惜无异珠宝，也就不言而喻了。
家家以弄花为习俗，人人执迷不悟。以上只作客观描绘，直到“人人迷不悟”，才表露了作者的倾向性；然而那“迷不悟”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仍有待于进一步点明。白居易的有些讽谕诗，往往在结尾抽象地讲道理、发议论。这首诗却避免了这种情况。当他目睹这些狂热的买花者挥金如土，发出“人人迷不悟”的感慨之时，忽然发现了一位从啼饥号寒的农村“偶来买花处”的“田舍翁”，看见他在“低头”，听见他在“长叹”。这种极其鲜明、强烈的对比，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在热闹喧哗的买花场景中，诗人不失时机地摄下了“低头独长叹”的特写镜头，并以极其鲜明强烈的对比，从“低头”的表情与“长叹”的声音中挖掘出全部潜台词：仅仅买一丛“灼灼百朵红”的深色花，就要挥霍掉十户中等人家的税粮！揭示了当时社会“富贵闲人一束花，十户田家一年粮”的贫富差距。最后这一警句使读者恍然大“悟”：那位看买花的“田舍翁”，倒是买花钱的实际负担者！推而广之，这些“高贵”的买花者，衣食住行，都是来源于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赋税”。诗人借助“田舍翁”的一声“长叹”，尖锐地反映了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敢用自己的诗歌创作谱写人民的心声，这是十分可贵的。
诗歌开宗明义，沉痛地惋惜“事败”，即挽救汉王朝的事业到底失败了。孔融平素“喜诱益后进”，引为奥援。身遭罢黜后仍招纳羽翼，“宾客日盈其门”。自称“昂昂累世士，结根在所固”（《杂诗》），公开植党与操抗衡。他又生性疾恶如仇，难守缄默，时复对操冷嘲热讽，“发辞偏宕，多致乖忤”；而且还经常公开炫耀自己“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自己嘴巴活像一个漏器，频频漏泄自己的活动信息，隐情溢乎辞表，曹操对此不能不提高警惕和采取对策。器不密则致漏，机不密则害成，事不可能不败。
“河溃”二句，巧喻双关。承“器漏”，仍含深自悔尤，引咎切责。蚁孔导致河堤溃决，猿穴引来大山崩坏。多言多失，不慎小节，造成孔穴，留下空于，足以败乱大事，与此正相类似。更深一层，作者用“山”、“河”二字暗隐汉家山河。蝼蚁卑微善钻，附羶趋利。猿猴能言不离走兽，沐猴而冠，望之不似人君。作者所选取的动物形象，暗比篡汉的野心家，语含谴责，憎恶情烈。
“涓涓不塞，终成溃河”（《周金人铭》）。屋顶天窗可以直通青冥幽深。“涓涓”两句似在警戒自己应当守口防意，谨小慎微；又似在暗示窃国篡位，其来浸渐，迹象可征。两解均堪耐人寻绎，似故弄玄虚，有意让人捉摸不定。
下边“谗邪”两句颇为显露。汉成帝时《黄雀谣》有“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句，系喻王莽败坏汉政，饰伪乱真。“谗邪害公正”可能暗引其意。“浮云翳白日”昭示奸臣蔽君迹象，揭发曹操当权、挟持天子实况。
“靡辞”二句表明自己进尽忠言，吐露词华；然而听者逆耳，全无效果。恰如繁花空开，并不结果。又《黄雀谣》中有“桂树花不实，黄雀巢其颠”之句，据《汉书·五行志》引注谓：“桂赤色，汉家象。花不实，无继嗣也。王莽自谓黄，像黄雀巢其颠也。”这里自不排斥作者对操、莽之间的篡逆阴谋，产生联想和比附。
“人有”两句哀叹满朝官员，大多二三其德，不能忠于汉室。“道不同，不相为谋”。自己与这帮人并列朝班，无非貌合神离，终必分道扬镳。此句颇有孤立无援、独木难支之感。
“三人”两句，说明流言可畏。城市本无猛虎，但经三人转述，便可惑乱视听，何况进谗者如郗虑、路粹之流，又决不止三人；而曹操原本疑忌自己，身遭横祸注定难免。此句重在说明造谣传播者多。胶漆一类物质难溶于水，但长期浸渍，同样也会稀释离解。此句重在说明中伤由来已久。
于是作者最终以极其沉痛的语调，作无可奈何的结笔。“生存多所虑”，活着倒是千忧百虑，无时或已，不如“长寝万事毕”，让身死来解脱苦恼，家事、国事、天下事，一齐都听任它了结去罢。
全诗叙喻错综。或单叙，或先叙后喻，或连续用喻，造成笔法参差多变。引事运典灵活，或隐括，或变用。而以双关、假托、暗示、含蓄等讽刺艺术手法，揭示曹操篡汉野心。作者持身贞正，志意高迈，秉性刚直，不畏邪恶，幼龄即曾冒死私藏党人，并与其兄争承官府罪责。又曾因面斥权贵，几遭暗杀。诗如其人，读时如感字里行间透出一种凛然生气，故远非南朝大诗人谢灵运摹拟的《临终诗》所能企及者。
《郿坞》是一首讽刺性很强的诗。诗的前两句作者以董卓的口吻描述了他自以为得意的两件事：衣中套甲和筑坞藏金。后两句急转，作者以极其辛辣的笔锋挖苦了他非但不能善终，死后还被人用身上的脂油点燃作灯，与一般的“英雄”的结局果然大不一样。反话正说，更显出作者对董卓的愤恨、鄙夷之情。
诗人以勾魂摄魄的笔法，诙谐幽默的语气，生动滑稽的场面，对历史人物董卓的可耻下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
用一首小诗刻画一个历史人物的面貌，并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这对一般诗人来说难度很大，但在苏轼的笔下却能因难见巧，难中见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诗的主题思想集中突出。诗人准确地抓住董卓这个历史人物的本质特征，进行入木三分的刻画。诗中对董卓的描写，都是董卓的本质特征的表现。
二是选材精当。诗人没有泛泛地去写董卓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写众人皆知的某件惨案，而是选择了董卓生前的两个生活片断和死后的一个场面，使人们对这个所谓的“英雄”的木来面目看得一清二楚：这个恶贯满盈的元凶也有陈尸示众、脐脂自照的下场。
三是表现手法巧妙。诗人没有从董卓的残暴无情或貌似强大的一面着笔，而是从董卓的虚弱、恐惧、怕死一闻落笔，说眀他尽管猖獗一时，但他害怕人民的力量，他的内心是惊恐的、颤抖的。因为“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规律，是任何作恶多端者无法抗拒的。从全诗的语气看，似乎不是揭露式的，而是宽慰式的；似乎不是否定了它，而是肯定了它；似乎不是人在为董卓画像，而是董卓自己在给自已画像。这种反话正说的表达方式，正是讽刺手法的巧妙运用，它比那种直接地、正面地进行讽刺挖苦更耐人寻味。
全诗虽只有二十八字，但其中所表露的意蕴和情感却大起大落，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