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这首《公无渡河》开篇就将巨笔伸向了苍茫辽远的往古——“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诗中以突兀惊呼之语,写它在霎那间冲决力量和气势的象征——横亘天地的昆仑山;随即挟着雷鸣般的“咆哮”,直撞“万里”之外的“龙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诗人只寥寥两笔,就在“昆仑”、“龙门”的震荡声中,展现了“西来”黄河的无限声威。“波滔天,尧咨嗟”!滔天巨浪吞噬了无数生民,茫茫荒古,顿时充斥了帝尧放勋的浩然叹息:因为诗中用的是三言短句,这叹息之音,听来便愈加激切。
于是,“大禹”出现了。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本可以激发诗人的许多奇思。但此节重在描述黄河,故诗中仅以“大禹理百川”四句带过,以表现桀骜狂暴的洪水在这位英雄脚下的驯服。 然而,在“杀湍堙洪水”的近景上,诗人添了几声大禹之子“儿啼”,“儿啼不归家”,寥寥五个字就使一位为公忘私、“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英雄风貌,由此跃然纸上。黄河的荒古之害从此驱除,但它的浪波在汹涌归道之际,却在两岸留下了“茫然风沙”! 以上一节从荒古的河害,写到滔天洪水的平治。 不仅展现了黄河那西“决昆仑”、东“触龙门”的雄奇之境,更让读者从它 “波滔天”的历史危害中,领略了它所独具的狂暴肆虐之性。为下文作足了铺垫。 而今,那白发之叟,竟想“凭河”(涉水渡河)而渡,难道就不怕被它吞没?
诗之后一节,正以极大的困惑,向悲剧主人公发出了呼喊:“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临流欲奚为?”这呼喊仿佛是“狂夫”之妻的陡然惊呼!因为诗人紧接狂夫“临流”之后,就急速推出了那位“旁人不惜妻止之”的深情妻子。于是,全诗的情景发生了惊人的突变:在轰然震荡的浪涛声中,诗人自身隐去了,眼前只留下了一位悲恸而歌的蓬发妇人:“虎可搏,河难凭。公果溺死流海湄(水边)。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乎!公乎!挂罥于其间!”诗中以夸张的笔墨,痛歌狂叟的溺死浪波,终于作了巨若“ 雪山”的鲸齿冤魂。这景象是恐怖的。何况又从“援箜篌而歌” 的狂夫之妻的恸哭声中写来,更觉有一种天旋地转、恻怛号泣之悲。那“公乎!公乎”的呼叫,声声震颤在读者耳边,实在令人不忍卒听。结尾诗人陡变双行体为单行,似乎被悲愤笼罩,无以复言,便掷笔而叹:“箜篌所悲竟不还!”全诗就这样结束了。黄河的裂岸涛浪却还在汹涌,“ 狂夫”之妻的恻怛号泣还压过浪波,在长天下回荡!
从诗中对黄河的描述看,它那狂暴肆虐、滔天害民之形,似乎颇有象征意味;至于“白齿若雪山”的“长鲸”,似乎更是另有所指。倘说它是对猖獗“河北”的安史之乱的隐喻(如《北上行》一诗,即以“奔鲸夹黄河”喻安禄山之乱军),那么“临流”“凭河”的“披发之叟”又喻指谁?或者这只是一首抒写《公无渡河》“本事”的悲歌,并无其它寄寓之情? 可以肯定:古歌中“白首狂夫”的渡河故事,经过李白的再创造,带有了更强烈的悲剧色彩。那位“狂而痴”的披发之叟,似乎正苦苦地追求着什么。其中未尝没有诗人执着追求理想的影子在中。
华清宫,中国古代离宫,以温泉汤池著称,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骊山北麓。据文献记载,秦始皇曾在此“砌石起宇”,西汉、北魏、北周、隋代亦建汤池。华清宫在后世名声大噪,唐玄宗、杨贵妃二人功不可没。而历来以“华清宫”为题材的咏史诗,也基本都是唐玄宗、杨贵妃二人密切相联。李约的《过华清宫》就是其中的一首,此诗通过咏史抒怀,讽刺统治者荒淫误国,感叹王朝兴衰,抒发黍离之悲。
首句就直斥玄宗皇帝:作为一国之君,玄宗皇帝耽于享乐,追求淫逸,反把国计民生的大事看得很轻。第二句用“一曲霓裳”一笔带过唐玄宗、杨贵妃二人沉醉于歌舞的享受生活。“四海兵”三字,是唐玄宗、杨贵妃二人耽于享乐、追求淫逸所酿成的苦果: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使盛唐走向了衰微。这与杜牧的“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有异曲同工之妙。君王以“万机”为轻,却以享乐为重,酿成亡国之大祸必在情理之中,正所谓“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三、四两句是诗人目睹华清宫的景象:帝妃早已升天作古,只有四季“长生”的树木,见证了华清宫的兴衰。
这首诗主要采用对比的手法:昔日霓裳羽衣,歌舞升平;今朝杂树丛生,宫殿荒凉。
此诗八章,每四句为一章。第一章以菅草和白茅相束起兴,映射夫妇之间相亲相爱正是人间常理。其中的菅草白华和茅草之白有象征纯洁与和谐的爱情意义,与《召南·野有死麕》中的“白茅包之”“白茅纯束”相参证,可见“白茅”在当时是一个常用的带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本来常理不言自明,可是这里偏偏是“之子之远,俾我独兮”。一正一反,奠定全诗凄婉哀伤的悲剧基调。
第二章以白云普降甘露滋润那些菅草和茅草,反兴丈夫违背常理,不能与妻子休戚与共。虽然从字面上看是白云甘露对菅草茅草的滋润与命运之神对被弃女主人公的不公平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和映射关系,但实际上看似怨天实为尤人,矛头所向实际是这不遵天理的负心丈夫。
诗的第三章以北流的滮池灌溉稻田,反向对应无情丈夫对妻子的薄情寡义。此章虽然在起兴方法上与前两章一样,以物喻人,以天道常理反兴人情乖戾,故郑笺解释曰:“池水之泽,浸润稻田使之生殖,喻王无恩于申后,滮池之不如也。”但是紧接着长歌当哭的女主人公话锋一转,由“之子”转向“硕人”。关于“硕人”,前人如孔颖达疏引王肃、孙毓说,以为硕人指申后,朱熹《诗集传》以为硕人指幽王。揆诸原诗,以下提及硕人的两章都以物不得其所为喻,暗指人所处位置不当。郑玄笺解“硕人”为“妖大之人,谓褒姒”,与诗意合。话锋既转,下一章的感叹就显得自然而贴切了。
第四章承前三章反兴之意,以桑薪不得其用,兴女主人公美德不被丈夫欣赏,反遭遗弃的命运。与自身命运相反,“维彼硕人”,想起那个“妖大之人”却媚惑丈夫取代了自己的位置,这一切实在是煎熬人心的事情。
第五章以钟声闻于外,兴申后被废之事必然国人皆知。俗语“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之谓也。自己已经被废,心却念念不忘,于是有了“念子懆懆”的弃妇;既已弃之,必先厌之,于是有了“视我迈迈”的无情丈夫。对比中弃妇的善良和顺、丈夫的轻薄无情显得更为鲜明。
第六章诗意与第四章相近,以鹤鹙失所兴后妾易位。同时鹤的洁白柔顺和鹙的贪婪险恶与申后和褒姒之间存在着隐喻关系。“妖大之人”的媚惑实在是女主人公被弃的一个重要原因,难怪她一次次地“维彼硕人,实劳我心”,想起那个妖冶之人就不能不心情沉痛了。
第七章以总是偶居不离的鸳鸯相亲相爱,适得其所,反兴无情无德的丈夫不能与自己白头偕老的悖德举动。这一章要与第四、五、六章连起来读才会更深一层地理解弃妇的怨恨。她实际上是在说:虽然那个妖冶的女人很有诱惑力,如果做丈夫的考虑天理人情而不是“二三其德”,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
诗最后一章以扁石被踩的低下地位兴申后被黜之后的悲苦命运。被遗弃的妇人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命运,“之子之远,俾我疧兮”。面对茫然不知的前途,必然忧思成疾。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诗的首章以咏叹始,三句以“兮”煞尾,末章以咏叹终,亦以“兮”字结句。中间各章语气急促,大有将心中苦痛一口气宣泄干净的气势。缓急之间,颇有章法,诵读之时有余音绕梁之感。
此诗兴中有比,开头以寒泉水冷,浸淹野草起兴,喻周室的内乱与衰微。而这,亦写出了王子匄触景生出的悲情。接着以直陈其事的赋法,慨叹缅怀周京,充溢浓郁的悲凉之感。而三章的复沓叠咏,更是把这种悲凉之感推到了一个极点上。到了末章,却来了一个雨过天晴般的突然转折,说到周王朝鼎盛之时,万国朝拜的盛况。或者又如红楼中,经历过至盛的繁华之后,终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彼时穿了大红猩猩毡,行走于雪野中的落魄公子宝玉,大概也会想起往年家族极盛,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时,梨香院女孩唱的那支“原来这姹紫嫣红开遍”的曲子。
此诗的前三章,是《诗经》中典型的重章叠句结构,各章仅第二句末字“稂”“萧”“蓍”不同,第四句末二字“周京”“京周”“京师”不同,而这又恰好在换韵的位置,易字目的只是通过韵脚的变化使反覆的咏唱不致过于单调,而三章的意思则是完全重复的,不存在递进、对比之类句法关系。第四章在最后忽然一转,这种转折不仅在语句意义上,而且在语句结构上都显得很突兀。因此古往今来,不乏对此特加注意的评论分析。有人大加赞赏,如清人陈继揆牛运震;也有人极表疑惑,如宋人王柏和今人向熹。持怀疑论者有一定道理,但除非今后在出土文物中发现错简之前的原有文句,否则这种怀疑本身仍将受人怀疑。何况检《国风》一百六十篇,就会发现虽然三章复沓叠咏的有不少,如《周南·樛木》《召南·鹊巢》《卫风·木瓜》《郑风·缁衣》等等,但三章复沓叠咏之后再加上句式不同的一章那样的结构并非一无所见(如《邶风·燕燕》即是)。语句部分重复在《国风》、《雅颂》中也可以找出一些(如“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就见于《鄘风·蝃蝀》《邶风·泉水》《卫风·竹竿》三篇中),更不能据此径自说某句是某诗的错简。并且,此诗第四章的前两句与前三章的前两句相比较,“昔时苗黍,今则苞稂;昔时阴雨,今则冽泉”(清陈继揆《读诗臆补》),可谓“字字对照,直以神行”(清陈震《读诗识小录》),在内容上也是互有关联的。正是因为以寒泉浸野草喻周室内乱势衰的比兴加上慨叹缅怀周京直陈其事的赋法本身已具有很强烈的悲剧感,而三章复沓叠咏使这种悲剧感加强到了极点,所以末章雨过天晴般的突然转折,就令人产生非常兴奋的欣慰之情,这样的艺术效果当然是独具魅力的。从这一点上说,完全有理由将《下泉》一诗置于《国风》的优秀篇章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