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别致的“劝学篇”。记述了李氏力学苦读的成就和家中藏书的情况,赞扬了李氏藏书以遗来者的仁者之心。同时它从历史角度考查了书籍的发展及对社会的重要作用,批评了当时科举士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浮浪风气,强调了认真读书的必要性。全文结构清晰、叙议结合,是一篇关于古代藏书的难得佳作,也是读者了解宋代藏书状况的参考史料。
文章一开始就论述了书的宝贵,作者举了两类东西作陪衬,如“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使人见了喜欢、听了悦耳的好处,但并没有普遍使用的价值;金石草木丝麻等物品,有普遍的使用价值,但又有使用损耗和来源短缺的弊病。在这两个陪衬下,作者才引出书籍的宝贵——有上面两类东西的优点,而没有它们的缺点,不论什么人都能从中得到一些益处。运用这种对比方法,既生动又通俗,书的宝贵价值一下就显示出来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也是说书宝贵和读书的好处,但含义庸俗,引人入邪。该文的对比方法,内涵健康,人人明白,富有新意。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这句话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意思是说从孔子起,人们就很重视读书。那时书很少,只有周朝王室的书很多,求书很难。作者从不同角度举了例子,一是楚国很大,可是只有左史官倚相能读懂上古时代的书籍;二是达官贵族如韩宣子、季札,也是到了鲁国才见到《易象》和《诗经》这类书;三是当时一般读书人,能见到六经的也很少。这些都说明孔子时代求书很难,学习条件很差,但是那时候的读书人却学习得很好,“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作者采用博证法,有意增强可信程度,并非繁文缛节,另一个作用可以反衬古代读书人的刻苦认真。“非后世君子所及”,既总结上文,又引出下文后世读书人存在的问题。
第二段作者采用详略结合的方法,先概述自秦汉以来,书逐渐多了,得到书籍已经很容易了,但学者却“益以苟简”,学习态度越来越不那么认真了。这是从历史的角度作简要的叙述,再从亲身见闻方面加以证明。苏轼先从自己听见过老儒先生讲起,“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是指求书难;“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是叙述学习刻苦。
再写所见,眼见现在书越来越多,求书极其容易,可是“后生科举之士”却“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历史角度从简,所见所闻从详,重点是落在批评后生科举之士不爱读书的坏习气上。文章前面用“何哉”,后面又用“此又何也”,两相呼应,都是责问不重视读书是什么缘故,表示两重叹息。一问再问,问而不答,留给读者去想,寓劝于问,意味深长。
涓涓流水归大海,作者前面写的铺垫,目的还是在于写李君山房藏书的意义。“余友公择”是交待人物,说明李氏与作者自己的关系。“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交待读书和藏书的时间和地点,这是写记的基本要素。“山中之人思之”,是写李君的为人深受山人尊敬。“藏书凡九千余卷”,是说明藏书的数量。“公择既已涉其流”至“以闻于当世矣”这段反映李君读书认真、受益颇深,品行受人尊敬。“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之僧舍”说明李君藏书的与众不同,目的为了“将以遗来者”,它运用重复的修辞手段,有意加以提及。“此仁者之心也”,到此,文章着重颂扬了李君藏书的善举和无私的品质。最后,作者表示要抓紧时间好好阅读李君藏书,以资自补的愿望。同时趁写记的机会,规劝来者和今之学者要爱惜书的宝贵,改变有书不读的毛病。既与前面论述相呼应,又完成了作记劝学的目的。
全文主要采用了议论与叙述相结合的写法,先议后叙,把书的宝贵、求书之难、学者日趋不重视读书的道理和现象写透,再写李君藏书的意义。文章内容层层铺垫、前后呼应,在议论中运用了对比、陪衬、博证等手法,有力地加强了生动性和说服力。作者在语言方面很少用排偶句,大多是参差不齐的散行句,显得十分自然。
这首诗描述了这样的一个情景:寒冬,阴雨霏霏,雪花纷纷,一位解甲退役的征夫在返乡途中踽踽独行。道路崎岖,又饥又渴;但边关渐远,乡关渐近。此刻,他遥望家乡,抚今追昔,不禁思绪纷繁,百感交集。艰苦的军旅生活,激烈的战斗场面,无数次的登高望归情景,一幕幕在眼前重现。此诗就是三千年前这样的一位久戍之卒,在归途中的追忆唱叹之作。其类归《小雅》,却颇似《国风》。
全诗六章,可分三层。既是归途中的追忆,故用倒叙手法写起。前三章为一层,追忆思归之情,叙述难归原因。这三章的前四句,以重章之叠词申意并循序渐进的方式,抒发思家盼归之情;而随着时间的一推再推,这种心情越发急切难忍。首句以采薇起兴,但兴中兼赋。因薇菜可食,戍卒正采薇充饥。所以这随手拈来的起兴之句,是口头语眼前景,反映了戍边士卒的生活苦况。边关士卒的“采薇”,与家乡女子的“采蘩”、“采桑”是不可同喻的。戍役不仅艰苦,而且漫长。“薇亦作止”、“柔止”、“刚止”,循序渐进,形象地刻画了薇菜从破土发芽,到幼苗柔嫩,再到茎叶老硬的生长过程,它同“岁亦莫止”和“岁亦阳止”一起,喻示了时间的流逝和戍役的漫长。岁初而暮,物换星移,“曰归曰归”,却久戍不归;这对时时有生命之虞的戍卒来说,不能不“忧心烈烈”。后四句为什么戍役难归的问题作了层层说明:远离家园,是因为玁狁之患;戍地不定,是因为战事频频;无暇休整,是因为王差无穷。其根本原因,则是“玁狁之故”。《汉书·匈奴传》说:“(周)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云云。”这可视为《采薇》之作的时代背景。对于玁狁之患,匹夫有戍役之责。这样,一方面是怀乡情结,另一方面是战斗意识。前三章的前后两层,同时交织着恋家思亲的个人情和为国赴难的责任感,这是两种互相矛盾又同样真实的思想感情。其实,这也构成了全诗的情感基调,只是思归的个人情和战斗的责任感,在不同的章节有不同的表现。
第四、五章追述行军作战的紧张生活。写出了军容之壮,戒备之严,全篇气势为之一振。其情调,也由忧伤的思归之情转而为激昂的战斗之情。这两章同样四句一意,可分四层读。四章前四句,诗人自问自答,以“维常之华”,兴起“君子之车”,流露出军人特有的自豪之情。接着围绕战车描写了两个战斗场面:“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这概括地描写了威武的军容、高昂的士气和频繁的战斗;“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这又进而具体描写了在战车的掩护和将帅的指挥下,士卒们紧随战车冲锋陷阵的场面。最后,由战斗场面又写到将士的装备:“四牡翼翼,象弭鱼服。”战马强壮而训练有素,武器精良而战无不胜。将士们天天严阵以待,只因为玁狁实在猖狂,“岂不日戒,玁狁孔棘”,既反映了当时边关的形势,又再次说明了久戍难归的原因。《毛序》根据这两章对军旅生活的描写,认为《采薇》是“遣戍役”、劝将士之诗。这与诗意不符。从全诗表现的矛盾情感看,这位戍卒既恋家也识大局,似乎不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因此,在漫长的归途上追忆起昨日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活,是极自然的。
笼罩全篇的情感主调是悲伤的家园之思。或许是突然大作的霏霏雪花惊醒了戍卒,他从追忆中回到现实,随之陷入更深的悲伤之中。追昔抚今,痛定思痛,不能不令“我心伤悲”。“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写景记事,更是抒情伤怀。个体生命在时间中存在,而在“今”与“昔”、“来”与“往”、“雨雪霏霏”与“杨柳依依”的情境变化中,戍卒深切体验到了生活的虚耗、生命的流逝及战争对生活价值的否定。绝世文情,千古常新。现代人读此四句仍不禁枨触于怀,黯然神伤,也主要是体会到了诗境深层的生命流逝感。“行道迟迟,载渴载饥”,加之归路漫漫,道途险阻,行囊匮乏,又饥又渴,这眼前的生活困境又加深了他的忧伤。“行道迟迟”,似乎还包含了戍卒对父母妻孥的担忧。一别经年,“靡使归聘”,生死存亡,两不可知,当此回归之际,必然会生发“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唐宋之问《渡汉江》)的忧惧心理。然而,上述种种忧伤在这雨雪霏霏的旷野中,无人知道更无人安慰;“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全诗在这孤独无助的悲叹中结束。综观全诗,《采薇》主导情致的典型意义,不是抒发遣戍役劝将士的战斗之情,而是将王朝与蛮族的战争冲突退隐为背景,将从属于国家军事行动的个人从战场上分离出来,通过归途的追述集中表现戍卒们久戍难归、忧心如焚的内心世界,从而表现周人对战争的厌恶和反感。《采薇》,似可称为千古厌战诗之祖。
在艺术上,“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被称为《三百篇》中最佳诗句之一。自南朝谢玄以来,对它的评析已绵延成一部一千五百多年的阐释史。王夫之《姜斋诗话》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和刘熙载《艺概》的“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已成为诗家口头禅。而“昔往”、“今来”对举的句式,则屡为诗人追摹,如曹植的“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情诗》),颜延之的“昔辞秋未素,今也岁载华”(《秋胡诗》之五),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