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八年,王士祯至南京,居住秦淮河畔,念秦淮旧事,赋《秦淮杂诗十四首》,以抒兴亡之感。这里选录的是其中的第八首,讽刺南明王朝昏君佞臣沉溺声色,荒淫误国。
前两句记阮大铖进献《燕子笺》诸剧,由戏班演出,引得“君王带笑看”,讽刺南明君臣寻欢作乐,沉迷酒色,必然招致覆亡的下场。后两句意谓秦淮河的流水呜咽悲愤,应该憎恨阮大铖的误国,不宜再怨恨陈朝的孔范了;南明的阮大铖不又是一个孔范吗?
诗人伤时吊古,流露出一种盛衰易代之感。这种诗情意绪似乎并不新鲜,但诗人不将其底蕴和盘托出,而诉诸意象的提炼,这样就自然地造成一种冲淡典雅,清新温婉的艺术风格。
这组诗记录着诗人寓居东鲁时的一段生活。东鲁是唐时的兖州(今山东曲阜),“东鲁门”在府城东。诗中写的是月下泛舟的情景。
这组诗的第一首流传较广。此诗首句“日落沙明天倒开”,写景奇妙。常言“天开”往往与日出相关,把天开与日落联在一起,则闻所未闻。但它确乎写出一种实感:“日落”时回光反照的现象,使水中沙洲与天空的倒影分外眼明,给人以“天开”之感。这光景通过水中倒影来写,更是奇中有奇。此句从写景中已间接展示“泛舟”之事,又是很好的发端。
次句“波摇石动水萦回”。按常理应该波摇石不动。而“波摇石动”,同样来自弄水的实感。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人们观察事物时,往往会产生各种错觉。波浪的轻摇,水流的萦回,都可能造成“石动”的感觉。至于石的倒影更是摇荡不宁的。这样通过主观感受来写,一下子就抓住使人感到妙不可言的景象特征,与前句有共同的妙处。
夜里水上的景色,因“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而特别美妙。月光映射水面,铺上一层粼粼的银光,船儿好像泛着月光而行。这使舟中人陶然心醉,忘怀一切,几乎没有目的地沿溪寻路,信流而行。“轻舟泛月寻溪转”,这不仅是写景记事,也刻画了人物精神状态。一个“轻”字,很好地表现了那种飘飘然的感觉。
到此三句均写景叙事,末句才归结到抒情。这里,诗人并未把感情和盘托出,却信手拈来一个著名典故,即《世说新语》中“王子猷雪后访戴”的故事,予以形容。“乘兴而行”,正是李白泛舟时的心情。苏轼《赤壁赋》写月下泛舟有一段精彩的抒写:“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正好用来说明李白泛月时那物我两忘的情态。那时,他原未必有王子猷那走朋访友的打算,用访戴故事未必确切;然而,他那忘乎其形豪兴,却与雪夜访戴的王子猷颇为神似,而那月夜与雪夜的境界也很神似。无怪乎诗人不禁胡涂起来:我是李太白呢,是王子猷呢,一时自己也不甚了然了。一个“疑”字运用得极为传神。
第二首诗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在写法上与第一首有相似之处。“水作青龙盘石堤”,用青龙比喻流水,既形象地写出了水流的曲折宛转,又赋予无生命物象以生气,使诗中景物充满生机。“桃花夹岸鲁门西”,不仅点明了泛舟的季节和地点,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两岸桃花掩映的美丽景象。“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风流到剡溪”两句也是运用了“王子猷雪后访戴”的典故,这里不涉及怀人访友,仅取山阴夜晚的景致和乘舟剡溪的兴致,表明泛舟东鲁门的景物环境与情致意趣。
这组诗的用典之妙,在于自如,在于信手拈来,因而用之,借其一端,发挥出无尽的诗意。典故的活用,原是李白七绝的特长之一。此诗在艺术上的成功与此是分不开的,不特因为写景入妙。
这是一首激昂慷慨、同仇敌忾的战歌,表现了秦国军民团结互助、共御外侮的高昂士气和乐观精神,其独具矫健而爽朗的风格正是秦人爱国主义精神的反映。全诗共三章,采用了重章叠唱的形式,叙说着将士们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之际,他们以大局为重,与周王室保持一致,一听“王于兴师”,磨刀擦枪、舞戈挥戟,奔赴前线共同杀敌的英雄主义气概。
当时的秦国位于今甘肃东部及陕西一带。那里木深土厚,民性厚重质直。班固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中说秦地“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焉。”朱熹《诗集传》也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这首诗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确实反映了秦地人民的尚武精神。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之际,他们以大局为重,与周王室保持一致,一听“王于兴师”,他们就一呼百诺,紧跟出发,团结友爱,协同作战,表现出崇高无私的品质和英雄气概。
由于此诗旨在歌颂,也就是说以“美”为主,所以对秦军来说有巨大的鼓舞力量。据《左传》记载,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攻陷楚国的首府郢都,楚臣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于是一举击退了吴兵。可以想像,在秦王誓师的时候,此诗犹如一首誓词;对士兵们来说,则又似一首动员令。
如前所述,秦人尚武好勇,反映在这首诗中则以气概胜。诵读此诗,不禁为诗中火一般燃烧的激情所感染,那种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气概令人心驰神往。之所以造成这样的艺术效果,第一是每章开头都采用了问答式的句法。一句“岂曰无衣”,似自责,似反问,洋溢着不可遏止的愤怒与愤慨,仿佛在人们复仇的心灵上点上一把火,于是无数战士同声响应:“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第二是语言富有强烈的动作性:“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使人想像到战士们在磨刀擦枪、舞戈挥戟的热烈场面。这样的诗句,可以歌,可以舞,堪称激动人心的活剧。
诗共三章,采用了重叠复沓的形式。每一章句数、字数相等,但结构的相同并不意味简单的、机械的重复,而是不断递进,有所发展的。如首章结句“与子同仇”,是情绪方面的,说的是他们有共同的敌人。二章结句“与子偕作”,作是起的意思,这才是行动的开始。三章结句“与子偕行”,行训往,表明诗中的战士们将奔赴前线共同杀敌了。这种重叠复沓的形式固然受到乐曲的限制,但与舞蹈的节奏起落与回环往复也是紧密结合的,而构成诗中主旋律的则是一股战斗的激情,激情的起伏跌宕自然形成乐曲的节奏与舞蹈动作,正所谓“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
这是一篇非常好的保护生态的文章。文章强调利用开而大自然要顺时有度、适可而止。这样大自然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供给人类。绝对不可用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方式无度、违时地开而。全文情节虽简,却极尽起伏变化之妙;事情虽小,却蕴含深刻的道理。
古往今来,为人臣子的为匡救君主过失,敢于冒犯君威直言劝谏者不乏其人,但像里革那样,对宣公夏滥泗渊的做法,直接采取“断罟”的行动针锋相对地加以否定的,却不多见。所幸的是他不但未遭到宣公的任何责难或处分,反而还受到了褒扬。这实在得归功于里革借古讽今来巧妙开导宣公的一番谏词。
这篇谏词的主要内容就是详细介绍了古人对捕鱼猎兽原则的规定,强调不管是捕捞还是狩猎都应取之有时,用之有度。或取或蓄,必须有利于“助宣气”“助生阜”“蓄功用”“蕃庶物”,因此要避开鸟兽、水禽的孕娠成长期,严格遵守相关原则,使它们能够生生不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所谓的托言古训,其实是直接指出宣公夏滥之非时,是贪得无厌的行为。古今鲜明的对比以及显而易见的道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使宣公听后深受启而,立刻觉醒认错,诚恳地接受了里革的意见。而良臣匡君,贤主纳谏,也被传为一段佳话。
值得注意的是,里革所论的“古之训”,比起后来孟子所讲的“数罟不入海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更显得完备而具体。里革可谓是古代中国那些最早注意到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学者和政治家们的典型代表了。直到今天这些主张还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古人对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视,以及那一整套传袭下来的规则,既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光辉侧面,更值得今人借鉴。
此外,此篇的结尾也颇为巧妙,当写到宣公听了里革的话后,令人将断罟收藏起来作为鉴戒时,却冒出一个师存来锦上添花:“藏罟不如置里革于侧之不忘也。”如此一下子就把主题升华到了纳谏不如用贤上来,不能不说这是本文的另一大亮点。
而且这篇文章叙次井然,有宾有主,行文整饬中杂参差。极具错综变化之妙。又善用意外之笔,如开头写里革断罟,陡然惊人;当写到宣公诚恳纳谏时,又变惊为喜,颇带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