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基本结构是上片发泄怀才抱国而屡试不第的牢骚，下片抒写忧国伤时而献身无路的悲慨颇有李白式的“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讽寓和激愤。整首词前后贯通，浑然一气。
开篇三句“一剑横空，飞过洞庭，又为此来”，化用唐人吕岩《绝句》“朝游南海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上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一诗，以飞剑横空的壮采象征词人匡济天下的奇志，极力写出前来应试时意气之豪迈，开篇便有气势如虹的非凡气象。
“有汝阳”四句收敛前情，点明题事。上言座中宗室殿试及第，下言卢蒲江举行酒宴招待宾朋。其中亦隐含牢骚之意。及第者与落第者同一宴席，咫尺荣枯，悲欢异趣，两相对照，自是意志难平。
“四举”三句回顾己身遭遇，造语奇警而含愤深沉。几番应试皆被黜落，多年奔走不得一官，此本极难堪事，但作者却翻出一层，谓朝廷既弃他不用，则亦乐得逍遥，自封“大宋神仙”了。悲愤之情而以狂放之语出之，愈见心中悲愤之甚。
过拍三句继续抒发悲愤之情而情辞更苦。“如何好”一问画出回顾茫然，六神无主之情，令人想起李白“停杯投著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行路难》）的情态。“将百千万事，付两三杯”则画出感慨万千之状。既失进身之路，则虽怀济世之志亦无从施展，唯有借酒浇愁而已。
换头处上承过拍而又有进展。“未尝戚戚于怀”六字先作一顿，极见平生光明磊落，不因穷达而异其忧乐。接下“问自古英雄安在哉”则又一提，响遏行云，感怆亦出常情之外。谓古来英雄，终归乌有，辞虽旷达，意实哀伤，乃由报国无门而产生包含政治与人生双重意义的悲慨。
“任钱塘”四句继续深化此种悲慨。潮的涨落和花的开谢象征朝政的得失和国势的兴衰，而词人却“任”其“潮生潮落”、“花谢花开”，亦非真能忘怀时事，实乃痛心于朝政腐败与国势衰危的愤激之辞。国事既不可为，朱颜又不可驻，思念及此，情更不堪，因而转出“盗号书生，强名举子，未老雪从头上催”这样悲痛伤心之语。曰“盗号”，曰“强名”，极见枉读诗书而无补于时世的痛苦，“未老”一句则深含岁月无情而功名未立的忧惧和感叹。作者身为布衣而心忧天下，然而当世之居高位、食厚禄者则只管自己穷奢极欲，不复顾念国计民生。两相对比，更增痛愤，故乃宕开一笔，转向此辈投以极端轻蔑讥讽的冷眼：“谁羡汝、拥三千珠履，十二金钗！”居高临下，正气凛然，令人想见词人当时怒发上指，目光如炬的形象。如前所述，这首词是在屡遭挫折的情况下写成的。
此时词人心情极其痛苦，但词的格调却异常高昂，没有消沉颓废之语，不见穷愁潦倒之态，意气峥嵘，情辞慷慨，表现出既悲且壮的特色。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不但是一个杰出的词人，而且是一个爱国的志士，他“平生以气义撼当世”（毛晋《龙洲词跋》引宋子虚语），不望“封侯万里，印金如斗”（《沁园春》）虽处逆境而不与时推移。这首词的语言也极富情采。全篇都是直抒胸臆，句句皆从性灵深处喷射出来，生气灌注，显得真率自然，激昂奔放。其中复多变化：或豪壮，如开篇三句；或典雅，如“有汝阳”四句；或狂放，如“四举”三句；或愁郁，如过拍二句；或慷慨，如换头二句；或愤激，如“任钱塘”四句，或哀伤，如“盗号”三句，或冷峻，如断章三句。且常兼数者于一拍之中，如“四举”一拍既见狂放之态，亦见悲愤之心；最后三句既见冷峻之情，亦见豪壮之气。因此又显得情感多变，意气纵横。陶九成说“改之造词赡逸有思致”（《词综》卷十五引语），刘熙载说“刘改之词狂逸中自饶俊致”（《艺概》卷四），刘过词奇思异采，令人想见颜色。
这首《临江仙》是朱敦儒后期作品。叹咏了时间的短暂，并告诚世人，要珍惜时间，把握生命，有着警世的意义。全词气脉贯通，语言简朴，神情旷远，寓感慨于飘逸之中。
词中旷远清淡的心境描绘，朴素无华的措辞用语，都流露出离乱时代士大夫所特有的清逸与超脱，语淡而味永。
开篇二句如从肺腑流出：“堪笑一场颠倒梦，元来恰似浮云。”作者一生寄情山水，从隐居、出仕、罢官、归隐，这一人生曲折的历程，使他看透了人间的忧患。本来自己无意于官场，以布衣啸傲山水间，但最后却因做官而被误解、讥讽，这就是“一场颠倒梦”。他一首《念奴娇》词中写道：“老来可喜，是历遍人间，谙知物外。看透虚空，将恨海愁山一时挼碎。”这完全是看透红尘、超然物外的思想，因而才产生人生“恰似浮云”的省悟。他《沙塞子》中也说过：“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如秋云。”南宋国势哀败、政治混乱的社会环境中，他被官场的流言所挫伤之后，产生这种心理状态是不奇怪的。接着，他以“婉丽清畅”的笔调，抒写一涌而出的思绪，“尘劳何事最相亲。今朝忙到夜，过腊又逢春。”词人借对时间流动的描写来呈现感情的变化，“朝”与“夜”、“过腊”与“逢春”的转化，体现了时间由短暂到悠长。前者表现了世俗的劳累忙碌，从“朝”到“夜”，着一“忙”字，连接朝、夜的往还相续，日日如是，生活毫无实际价值；后者则表现了韶光的流逝，腊月之后，春天又来临了。但世俗的奔忙中，“何事最相亲”呢？面对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作者心潮起伏。
“流水滔滔无住处，飞光忽忽西沉”是前面思潮起伏的继续和深化。“流水”与“飞光”，是借以影射时间的流逝，人事变迁的迅速：“滔滔”与“忽忽”，是以水流之势及太阳西坠匆匆的景象，形容流年的短暂：“无住处”与“西沉”写流水奔流永不停息，红日快速西落，作者对客观世界的体验中，骤生一种空虚的失落感，他反复用不同的景况显示着貌似平淡而内蕴却是复杂、激动的思绪，因此，发出“世间谁是百年人”的喟叹，进而引出结拍“个中须著眼，认取自家身”。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载：“朱希真致仕居嘉禾，诗词独步一世。秦丞相欲令教秦伯阳作诗，遂除鸿胪少卿。或作诗云：‘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到长安。如今纵插梅花醉，未必王侯著眼看。’”这样的讥讽，使一位饱经沧桑的山林老人心中的确会感到非常委屈和悲伤。还是宋高宗说得好：“此人联用橐荐以隐逸命官，置之馆阁，岂有始恬退而晚奔竞耶！”朱敦儒难言的心事正如周必大所说，“其实希真老爱其子，而畏避窜逐，不敢不起，识者怜之。”（《二老堂诗话·朱希真出处》）凡此种种能言或不能言之痛，融汇成一句“个中须著眼，认取自家身”。“个中”即“此中”、“这其间”之意，“须著眼”是指他所注意的事。这一句的意思指的是他一生的立言行事，他的旷达隐逸的胸襟，世事浮云，尘劳俗务，不须计较，所应注意的，仅于自己立身处世的态度而已，即“认取自家身”就行了。结拍两句是以一种闲谈的笔触，抒写词人饱经风霜之后所产生的思想反应说不管人世间的复杂与无情，不管世俗对他情感上的伤害，只要认取自身的立足点就行了。
全文可分三段。首段简介建亭的缘起。文章一开始就特意点明时间，即在他到滁的第二年，也就是初具政绩之时，其中已含乐意。滁地“山州穷绝，比乏水泉”。而当炎炎夏日，竟“偶得一泉于城之西南丰山之谷中，水味甘冷”（欧阳修《与韩忠献王书》），作者喜出望外，亲临考查：“俯仰左右，顾而乐之。”文章至此，正面点明“乐”字。于是喜悦之情，一气流注：“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筑亭的目的，又是欲“与滁人往游其间”。由自我庆幸到与民同乐，在一片欢乐意绪中莫定题旨。
第二段通过对滁州历史的回顾和地理位置的介绍，歌颂了宋王朝结束战乱，使人民安居乐业的功德。为了突出主题，作者只写了宋朝以前故乱的历史。并通过今昔对比的手法来表现主题的。“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这一段是写历史。表现了滁州过去的战事和宋太祖赵匡撤的勇武，赞扬了宋朝开国皇帝的武功。“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这一段是写当代。昔日的战场，如今已经难于考察其具体地点了。因为“故老”都已不在了，天下太平日子已经很久了，这是第一层对比。
从“自唐失其政”到“涵煦百年之深也”是第二层对比。这一段通过对人间沧桑的感慨，又一次颂扬了宋王朝统一国家、让人民休养生息的功德。作者俯仰今昔。反复抒发感叹，使文章充满了感情，这两层对比，也都是与文章题目和主题相照应的。写“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又写“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都是为了说明当时的百姓不能“丰乐”。而“圣人出而四海一”以后，百姓能够丰足安乐，则是“上之功德”。进一步证明四海安乐的局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
最后一段段回应开端，具体写出“与滁人往游其间”之乐，归结主题。文中写作者“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的四时之景，凝炼而生动；道滁地风俗之美，淳厚而安闲。段中，交错用了四个“乐”字，琳漓酣畅地抒写了欧公此时的愉悦情怀。首先作者庆幸自己远脱风波而“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一乐也；滁人“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二乐也；作者纵谈古今，意在让人民了解“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李之时也”，三乐也；凡此种种，皆因“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是地方官应做之事，四乐也。这就将首段“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之事，说得端庄入理。
这篇文章的最大特点是借写景而抒情，情景交融。文章用了大量笔墨写滁州的山水景色，从中流淌出作者丰富的情感。战乱之时，好山好水不过是为了割据称王的“凭侍险阻”；在世事变迁的过程中，也只是“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而在百姓安居乐业的当时，则“四时之景，无不可爱”。欧阳修写景有很深的功力。文中仅用“掇幽芳而萌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这十五个字就把一年四季四时之景的特点表现出来了。“掇幽芳而荫乔木”是通过人的动作来写春夏之景；“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则是用人的感受来写秋冬之色。文短情深，不仅反映出当时作者的心境。而且反映出作者高度的概括能力和精确的表达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