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待了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应该说，他对江南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后十二年，他六十七岁时，写下了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胜景仍在他心中栩栩如生。
本诗其第一首，作者泛忆江南，兼包苏、杭，写春景。
全词五句。一开口即赞颂“江南好！”正因为“好”，才不能不“忆”。“风景旧曾谙”一句，说明那江南风景之“好”不是听人说的，而是当年亲身感受到的、体验过的，因而在自己的审美意识里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既落实了“好”字，又点明了“忆”字。接下去，即用两句词写他“旧曾谙”的江南风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日出”、“春来”，互文见义。春来百花盛开，已极红艳；红日普照，更红得耀眼。在这里，因同色相烘染而提高了色彩的明亮度。春江水绿，红艳艳的阳光洒满了江岸，更显得绿波粼粼。在这里，因异色相映衬而加强了色彩的鲜明性。作者把“花”和“日”联系起来，为的是同色烘染；又把“花”和“江”联系起来，为的是异色相映衬。江花红，江水绿，二者互为背景。于是红者更红，“红胜火”；绿者更绿，“绿如蓝”。
题中的“忆”字和词中的“旧曾谙”三字还说明了此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以北方春景映衬江南春景。全词以追忆的情怀，写“旧曾谙”的江南春景。而此时，作者却在洛阳。比起江南来，洛阳的春天来得晚。作者写于洛阳的《魏王堤》七绝云：“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在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的季节，洛阳却“花寒懒发”，只有魏王堤上的柳丝，才透出一点儿春意。
花发得比江南晚，水也有区别。洛阳有洛水、伊水，离黄河也不远。但即使春天已经来临，这些水也不可能像江南春水那样碧绿。因此作者竭力追忆江南春景，从内心深处赞叹“江南好”，而在用生花妙笔写出他“旧曾谙”的江南好景之后，又不禁以“能不忆江南”的眷恋之情，收束全词。这个收束既托出身在洛阳的作者对江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怀念，又造成一种悠远而又深长的韵味。词虽收束，而余情摇漾，凌空远去，自然引出第二首和第三首。
东晋王子猷“何可一日无此君”(语见《世说新语》)之语一出，便成为历代爱竹之士的口头禅。子猷爱竹，在于竹绿叶萋萋、秀美多姿，在于竹怀愁含怨、情韵绵邈，在于竹劲挺有节、凌霜不凋。而后世文人的咏竹篇亦多不脱于此，像唐令狐楚的“斋居栽竹北窗边，素壁新开映碧鲜”(《郡斋左偏栽竹百余诗》)，唐李峤的“高簳楚江濆，婵娟含曙气”，“谁知湘水上，流泪独思君”(《咏竹》)，唐许浑的“萧萧凌雪霜，浓翠异三湘”等。在他们眼中，竹如含愁幽人，如隐逸高士，总是那么优雅脱俗。
可苏轼所谓“一日不可无此君”则独辟蹊径，着意于竹之可“食”、可“庇”、可“载”、可“爨”、可“衣”、可“书”、可“履”的实用性价值，竹也就由超脱走向凡俗，由梦幻走向现实，由可赏走向可用，简直成了岭南人的“衣食父母”，却并不为人所贵，故而苏轼说“岭南人当有愧于竹”。著此文时，苏轼被贬惠州，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遭贬。普通平凡的“岭南竹”同样寄托着他沉重的身世之感“岭南竹”尚可物尽其用，而“奋励有当世志”的苏轼却远贬僻地，不为所用，悲哀啊！同时，苏轼将岭南竹写得那样有生活气息，正反映了他的达观和对现实的执著。
这是一首写旅愁的小令。
上片开头是：“饮散离亭西去，浮生长恨飘蓬”。词人饮罢饯行酒，与亲故辞别西去，感慨万分，怨恨自己一生象飞蓬那样到处飘泊。离亭，送别的驿亭。“浮生”一词，出自《庄子·刻意》“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庄子认为人生在世虚浮不定，后世相沿称人生为浮生。这里，词人感慨自己的身世，如今踏上旅途，从此开始了“飘蓬”一般的生活，遥遥水路，漠漠苍天，词人内心极度凄凉，羁旅之恨油然而生。而这恨又是“长恨”，这就道出了“饮散”“西去”对词人来说并非第一次了，每重演一次，就会增加一分身世飘零之恨。一个“长”字，使恨的情感深化了。
词人生活在唐宋之交的动乱时代，这首词，可能就是徐昌图由闽入宋前的作品，它不仅反映了词人凄清的身世，也包容了唐末宋初离乱社会的影子。这次词人西去，是乘船而行的。他别情依依，禁不住频频回首：“回头烟柳渐重重”。送行的人已不见了，只有那岸上的杨柳象是笼罩着一重重的烟雾。“烟柳重重”既是状景也是写情。这是由于当词人看到烟柳迷茫而看不到人时，必然增添其内心的苦闷。因为柳色是最容易引起人的离情别意的，所以，写“烟柳重重”，实际上也就是“离情重重”，是把抽象、无形的愁情寄托在具体形象的烟柳中来表现而已。
接下去，词人转过头来，顺眼一望，却是“淡云孤雁远，寒日暮天红”。辽远的天际飘浮着几丝淡云：并不时地传来孤雁的鸣声，傍晚的落日，照得满天通红。此时此景，又不免使人感到：“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李白诗）。词人象浮云一样飘流无依，象孤雁一样孑然影单，而寒日西沉，晚霞映天，却又唤起词人念乡思亲的凄伤之情，这一切既是词人眼前之景，也是他今后“飘蓬”生活的形象概括。这是由当前情景过渡到以后情景的写法，也是融情入景，即景抒情的写法，所以这二句可看作是词人特定心态下摄取的一组画面，既是实景，也是虚景，虚实相用，使画面极富表现力，它给读者的感受就不仅是自然景观了，更深刻的是这种景观中所隐含的离情别恨，它连绵不断，广阔深远。
下片写词人途中的孤寂心情。“今夜画船何处？潮平淮月朦胧”。词人辞别亲故，纵一叶孤舟西去，水路迢迢，暮色苍苍，想到归宿，词人不禁自问，愁绪充塞。夜深了，当词人从船舱里探出头来时，只见船已行在平波万顷的淮水上，空茫迷濛，孤月映水，朦胧凄清。“淮月”，照临淮水上空的月亮。词人通过气氛的渲染和景物的烘托，使内心的感伤之情与外在的空冷之景交融为一，传达出词人此时此地的冷寂情怀。这时候，词人愁绪难以排遣，只有借洒消愁了。然而，醉酒只能求得一时的解脱，“酒醒人静奈愁浓”，一旦酒醒，回到现实，只能更增愁情，不是三杯两盏淡酒就冲刷得掉的。一个“奈”字，突出了词人万般无奈的苦闷心情。结句：“残灯孤枕梦，轻浪五更风。”又进一步写他的这种感情。一个人躺在船里，辗转反侧，愁绪万千。一直熬到夜尽灯残之时，才对着残弱的烛光，勉强伏枕而眠，可惜好景不长，恍惚朦胧中波动船摇，词人梦断，原来是水面上起了风波。“五更风”，指黎明前的寒风，萧瑟凄寒。好一个“晓风残月”，令人难以忍受，可谓悲痛至极。
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曾评徐昌图的《临江仙》一词，曰：“状水窗风景宛然，千载后犹想见客中情味也”。其所以如此，就在于词人巧妙地融情与景为一体，写离愁却很少直接抒情，而是借助于外在的景物来表现词人内心的离愁别恨。词人沿情布景，景物的转承和变换、环境气氛的渲染和烘托，处处反衬出词人的内心世界。离愁难奈，感人至深。
此诗的前半写舟行洪中的惊险，后半纵谈人生的哲理。
前半一大段开头四句写长洪为乱石所阻激，陡起猛落，急湍跳荡。舟行其间，就像投掷梭子一样，就连经常驾船的熟练水手，也会大声叫唤，甚至水边的野鸭，也都惊飞起来。一线急流，和乱石互相磋磨，发出撞击的声响。后四句连用妙喻，形容这水波有如狡兔的疾走，鹰隼的猛落，如骏马奔下千丈的险坡，这轻舟如断弦离柱，如飞箭脱手，如飞电之过隙，如荷叶上跳跃的水珠，光怪离奇，势难控制。前两句写水波的猛势，后两句写船在波涛上动荡的情景，有声有势，渲染入神。接着以“四山眩转”等四句写船上乘客此时的感受：人们处于轻舟之中，仿佛四面的山峰都在旋转；急风掠过耳边，使人心动神驰。所见的是流沫飞逝，百漩千涡。在这奇险当中，虽说精神为之一快，却料想不到凭着秋水之涨，江水竟然有如此的威力。“崄中”两句，总结形容水势的前文，转而开展纵谈哲理的后半，是承上启下之笔。
后半篇大段，专谈哲理。“我生”以下六句，是由序文中所说人生会晤无常所引起的感慨。首两句是说：人生在世，生命是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流逝的，好比逝水一样，在不舍昼夜地流逝着。但人的意念，却可以任意驰骋，能不为空间时间所限制，一转念的瞬息之间，就可以越过辽远的新罗。“一念逾新罗”是化用佛家语：“新罗在海外，一念已逾。”（见《传灯录》卷二三），又发挥了庄子“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的思想（《庄子·在宥》），表明生命虽然会像陶渊明所说的那样：“聊乘化以归尽”（《归去来辞》），任听自然去支配；意志倒是可以由人们自己掌握，不为造物所主宰。“纷纷争夺”两句感叹说：人们在世间，不少人只知道争权夺利，好似处在醉梦里一般。然而世事沧桑，变化极快。谁能相信洛阳宫门前的铜驼，竟会埋没在荆棘里面呢？这种世事变化的反复，看起来比洪水的奔流还要快些，可谁又能理解呢？后两句“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是说觉悟过来，俯仰之间，便像已经越过了千种劫波，就是说失去了许多光阴。千劫，意即很长时间；“劫”是梵文佛家语“劫波”的省称。再回头看看流水，则依然盘曲如故。就以百步洪而言，也还是安闲自得的。以上六句是作者对生命、意念和世事的看法，杂揉了佛家道家的思想。
“君看”以下四句：是就行舟洪中的人说的。先说，古人在这百步洪里，也留下了不少遗迹，但是其人早已不复存在，只有岸边的苍石上，还留有蜂巢一般的篙眼。然后说，但如能此心无所住著，自己的思想能够旷达，即便自然界运行得再快，也与他无妨。“住”，即住著，是佛家语，“僵化”的意思。《金刚经》里有“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活，诗中采用了这种说法，以示人要自求解脱，不被外物所拘牵。结尾两句：“回船上马各归去，多言譊譊师所呵。”总束前文，悠然而止，表明关于人生的哲理，前面已经说了个梗概，至此，各人都该离船上马转向归途了；再多说多辩，参寥禅师是会呵责人们的。诗的这一大段，总起来讲，是解说人生有限，宇宙无穷，人应超脱旷达，不为外物所奴役的道理。诗的结尾，非常幽默，足以显示诗人笔之所至、无所不适的超迈风格。
综观全诗，前半写景，有滩陡涡旋，一波三折之势；后半谈哲理，极飘逸超脱、不为事物限制之妙。苏轼诗风格上的一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在这首诗中写洪波湍急，在四句中连用七种比喻，各极其态，各逞其妍，笔墨淋漓恣肆，蔚为壮观，千古罕见。谈哲理部分，参入佛家思想，运以庄子文笔，启示人们应掌握自己的意念，力求超越时空的局限，以开脱胸襟求得自由。虽混杂了一些佛、道的消极因素，但从述真、乐观，不受环境支配这些方面来说，又具有积极的一面。此诗的艺术性是高超的，所谓行气如虹，行神如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苏轼《答谢民师书》），可以作为此诗艺术手法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