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起眼绝句,第一句诗中“萧萧”说明风很大,而“北风”即北方吹来的风,北方吹来的风都是非常寒冷的,所以风很大,而且很冷。在这种环境之下,在城上守卫的将士(健儿),自然会很冷,冷到什么程度呢?冷到连耳朵都快被萧萧寒风吹落。所以第二句紧接着就写了守城将士在此种恶劣环境下的状况。在颈联中作者再次突出天气之寒冷,将军在帐篷中都还要穿着貂鼠大衣才能御寒。在这时候,将军面对这样的天气和环境也能能持酒望着帐外飞雪而已。尾联即将军的反应。
全诗通过对这种恶劣天气和环境的描写,对将士们的反应刻画,表达出了将士们行军打仗的艰辛,也从侧面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批判和对将士们的怜爱之情。
这是一首赞美天山雪的诗歌。全诗可分为三个部分,开始四句,概括地写天山雪景之壮观,从高空的雪云,到半空的雪岭。雪云凝集,终日不开,使人想见,天山之雪天上来,绵延无尽。“千峰万岭雪崔嵬”,形象地表现出天山雪景的壮阔,耸立云霄,连绵宽广。这里,明写雪山,实咏白雪,因此说“雪崔嵬”,而不说山崔嵬,不是山使雪厚,而是雪使山高。这两句写出了天山雪的静态庄严。接下去,写天山雪的动态威势:“北风夜卷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天山雪已崔嵬高耸,却还在不断增高加厚。北风入雪,造成天山雪景风雪交加的气势,气氛更为强烈,为第二部分具体叙述天山雪的特色作了充分的铺垫。
写天山雪的特色,仅用了八句,写出了雪的光华,写出了雪带来的严寒。白雪光华亮如明月,一句“能兼汉月照银山”,足以炫人眼目,更何况是汉家之月。“复逐胡风过铁关”,天山雪,不但光华照人,更兼呼呼有声,真是有声有色。奇寒是天山雪突出的特色,接下去六句,用夸张手法,由外及内,从各个角度叙写天山雪的奇寒。两河相交之处,水草肥美,本是鸟儿乐栖喜游之所,此时却因畏惧奇寒而绝迹;安西都护府所在地轮台,驰道宽平,马儿在上面可以疾步如飞的,此时却因积雪成冰,马蹄踏上打滑而寸步难行;云雾和空气,往日是飘浮流动的,如今也已冷冻凝结;而那崇山峻岭的背阴处,挂上了千丈冰凌。将军身上的狐皮大袄,皮厚毛丰,该是很暖和的了,可将军蜷缩着身子躺着,冷得难耐;都护的佩刀多么坚硬,也几乎被奇寒冷冻而折断。这六句诗,写雪而不见雪,只抓住在雪的世界中的几件实物:飞鸟、马蹄、晻霭、阴崖、狐裘和宝刀;加以烘托映衬,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形。
第三部分四句诗,写珍惜友情,依依难舍。细细体味,仍是处处有雪。送别时间,是大雪纷扬之时;赠送的礼物,是傲雪松枝。这一句“惟有青青松树枝”,意味甚浓,可以想见诗人此时此地的心境:为了国家和百姓的安宁,戍边将士离开温暖的家,来到冰天雪地之中,时而坚守阵地,时而驰骋疆场,其凛凛英姿岂不恰似傲雪迎风的碧绿松枝!边塞奇寒是难以忍耐的,戍边将士,却乐在其中。诵读全诗,有寒气彻骨,却热血沸腾,无怨天尤人之意,有保国安民之情。
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