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斜月横，疏星炯”是环境描写，烘托出悲凉的氛围，也为下文作铺垫。有漏壶滴水声、霜叶坠落声和秋虫的鸣叫声。衬托秋夜的漫长和寂静，借以表达作者内心的孤寂难平。表达了忧国忧民之情。“双眸未易扃”则可以看出此时作者的状态是心绪不宁，难以入睡的。“双眸未易扃”与“不道秋宵真永”前后呼应，正是作者彻夜难眠，才感到秋夜漫长。

　　结构上，承上启下，与上文的外在环境的凄清相应和，为下文抒壮志未酬和忧国忧民之情作铺垫。

　　“薄酒何曾得醉！”这句话是定语后置句，词人借酒消愁，却不能醉。原因在于他心忧天下。通过“天下事，少年心，分明点点深”这些诗句，表达了忧国忧民情，表达了反清复明壮志未酬之情。通过“薄酒何曾得醉”可以看出词人愁之重、深。

　　全词格式工整对仗，上片写景，下片言志。作者秋宵长夜难眠，以酒求醉、求眠不得，其根本原因在于忧国忧民的情怀，作者借“更漏”以抒情怀。本词中写长夜不能入睡，为更漏声所恼。末三句感怀家国身世，更觉情意深挚，含蕴不尽。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

　　这首诗首四句以浑灏之笔写潼关形胜，就潼关河亭展开粗线条的描绘；“橹声”二句收诗人思绪于眼前，将视线放在河亭四周；最后两句由亭下满目东去的波涛，写诗人心中升起的无穷感慨。此诗以景起，以情结，起势雄健，结语惨然。

　　诗的前四句以浑灏之笔写潼关形胜。“重岗如抱岳如蹲”一句造境雄奇挺健，“抱”、“蹲”二字勾画潼关一带山峦面貌，将西岳华山雄镇潼关的独尊传神地描摹出来，与杜甫诗句“西岳崚.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山孙”（《望岳》）同为传神妙笔。这第一句从潼关附近山岳的垂直空间下笔，给人以峻峭之感。“屈曲秦川势自尊”，由横向空间承接上句，潼关诸山曲折起伏，拱卫关中，形成天然屏障，自古以来，许多帝王凭借此处险峻，建金城千里，为帝王之业。战国末年，七雄逐鹿，商鞅说秦孝公“拒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史记·商君列传》），秦国借着关中地利一统天下。杜甫在《秋兴八首》中曾称“秦中自古帝王州”，可见秦川地形确有至尊之势。薛逢在这里巧妙地化用前人语句，将秦川帝居的尊严与潼关天险联系起来，更突出了潼关的山河形胜。

　　“天地并工开帝宅”，写秦中之“尊”，作为帝居的秦川山河，是天造地设，天地同力开辟出来的，它的险峻，决非区区人工雕琢所能为之的，这句驱天地于笔端，很能见出诗人的气魄和诗才。“山河相凑束龙门”，笔力不减出句。龙门，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与陕西韩城县东北之间，此地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阙门，黄河流至此地，因河床变窄，水流湍急，气势壮阔。相传大禹治水，导河积石于此，故又称禹门。龙门景象，非潼关河亭之可望，为了写出“天地并功开帝宅”的自然壮观，作者凭借想象用一“凑”字，一“束”字，写出万壑群山与黄河同赴龙门的景象，以陡健之笔将龙门峡谷，千岩如奔，水流激射写得逼真，使人如临其境，闻其声，见其势，奇险吓人。这句与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咏怀古迹五首》其三）写长江气势的雄奇壮丽同工。首二联就潼关河亭展开粗线条的描绘。

　　诗人在这四句诗中，融时空为一体，而具体又以空间形式设置意象，在空间意象后面，潜藏着以潼关为屏障的秦中帝业发展史，这种潜伏的时间意识，为尾联抒情留下伏笔。

　　“橹声呕轧中流渡，柳色微茫远岸村”二句，收诗人思绪于眼前，将视线放在河亭四周。正当诗人伫立潼关河亭，沉浸在潼关形胜与秦中帝尊的冥想之际，“呕轧”一声橹响，将他惊醒，觅声望去，只见一叶扁舟中流横渡，在它的背后是柳色茫茫的远岸，和依稀可辨的村庄。这两句诗，以淡墨描出一个宁静莽远的场景，与首二联雄伟惊险境界恍如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隐隐传达出诗人冥想初醒时那种茫然的心情。

　　“满眼波涛终古事，年来惆怅与谁论”，由亭下满目东去的波涛，诗人心中升起无穷感慨。山河形胜终古如斯，人间盛衰之事，却如眼前波涛一去不返，即使是声势煊赫的秦皇汉武，他们辉煌的帝业，也成为古事，一去不复返。诗人想道：自己一介寒士，宦途落魄，岁月蹉跎，近年来心中出现的那股人生之谜难以解释的怅惘情绪不觉泛起，而在自己悲惨的生活中，此情可与谁诉？

　　此诗以景起，以情结，起势雄健，结语惨然。在写景向言情的渐次过渡中，情绪逐渐低沉，最后以世无知音，难论惆怅绾束。这种情绪的起落，除去外界景物的影响，更主要受诗人长期受人排贬，不得意于世的心情影响。史载薛逢与沈询、杨收、王铎等人同年进士，而薛逢最有才华，然诸同年相继作了宰相，薛逢却沉沦下僚，故言辞激烈，得罪当权者，一生抑郁寡欢而卒。这种身世之感，在潼关形胜之中被激发出来，一时豪情，最终被惨淡的心事冲淡，故酿成情绪的大起大落。

　　这首诗分前后两段，每段各八句。九、十两句是前后段的过渡。前段主要写淮阳秋景。起二句总写金风摇荡，玉露凋林的景象，明点题内“秋”字。一“荡”字不仅传出秋风摇扬之状，而且兼含荡涤之意，连同下句“凋”字，将金风玉露的肃杀之气形象地表现出来。金风摇荡，初秋时节尚存的绿叶等随之被荡涤，林木显得萧疏，故云“荡初节”、“凋晚林”。后一句为杜甫《秋兴》“玉露凋伤枫树林”所本，杜句固然青出于蓝，李句也写得充满秋意。三、四句从自然景物之肃杀凋伤转入人事，贴到自身。当时作者参与杨玄感反隋失败，被捕逃亡，处境艰苦，故自称“穷涂士”；由肃杀的秋景联想到自己的穷困处境，故忧思郁结。两句已透出“感”秋之意，“伤”字更明点“感”字。五、六句又勒回写眺望中的秋景：田野平旷，但见蒹葭芦苇，四处围合；村落之中，唯见藜藿纵横，杂草丛生。两句写出田野荒芜、村落残破的荒凉景象，“合”、“深”二字，更透出杳无人迹的情景，杜句“城春草木深”的“深”字似亦从“藿藜深”脱化。这正是隋朝末年中原地区在酷重赋役压榨下千里萧条景象的真实写照，足以印证“岁饥，削木皮以为食”的记载。七、八两句又收回到“感”字，说明眺听之间，无不使自己徘徊伤感，独自泣下。以上八句，情、景相间，“秋”、“感”相浃，前四句犹因自然景象而兴感，后四旬则因现实社会的残破荒凉而增悲，在重复中有递进。

　　九、十两句用顶针格紧承上文，以设问引出“怅然怀古意”，转入后段。所谓“怀古”，实即“感”的进一步发展。“秦俗”暗喻隋末乱世，“汉道”隐指重建之清朝。作者有感于乱世末俗尚未荡涤，盛时明代尚不可望，这正是他之所以“郁陶伤寸心”、“徙倚独沾襟”的原因。但又转念，当“秦俗”未平，“汉道”何冀之时，如樊哙、萧何等人，虽或出身市井屠者，或为刀笔小吏，一旦与时运相遇，却做出改朝换代、重建明时的大事业，万古流传其不朽之名声，因此感到自己虽生此乱世，但只要奋起图王，仍可像樊哙、萧何做出一番事业。“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这是他感秋伤时最后引出的结论，也是他对自己人生观的明确表述。这“世上雄”自然泛指隋末群雄，也显然包括自己。这八句纯粹抒感，以“怀古”抒伤时之慨，表乘时奋起之怀。

　　这是一位有雄图大志的人物在乱世中面对秋景引发的联想与感慨。古代有不少不得志于世的士人，想在乱世中一显身手，一展宏图。这种乘乱奋起的思想在一部分士人中相当有代表性。诗写得沉郁苍凉，透出特有的时代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