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洗儿,旧时风俗,婴儿出生三天或满月,亲朋集会庆贺,给婴儿洗身。苏轼当年得子,“洗儿”之外,赋《洗儿诗》一首。这首诗语言浅白易懂,虽然仅28个字,情感却跌宕起伏,表面上是为孩儿写诗,而实际上既讽刺了权贵,又是“似诉平生不得志”。
苏轼宋仁宗嘉佑二年中进士,曾任凤翔判官、殿中丞等官。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出为杭州等地方官。后因写诗讽刺新法,被捕回京,入御史台狱,释放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时,召为翰林学士。后又出知杭州,而后一再遭贬,先后贬到惠州、琼州、昌化。宋徽宗即位大赦,被召回京,病死在常州旅舍。
苏轼是诗词文俱佳的大文豪,他的作品讲究炼词炼意,这首七绝也是如此。一个“望”字,写尽了人们对孩子的期待;一个“误”字,道尽了自己一生的遭遇。诗中几处转折,情味全在其中。愚鲁的人该无所作为,但却能“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的牢骚全在这些转折中。
苏东坡《洗儿诗》短短四句,语气戏谑,基调反讽,实乃事出有因。“人皆养子望聪明”,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只是苏轼本人仕途受大挫,痛定思痛。“我被聪明误一生”也是实情。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又在诗文中讥讽“新进”,被对方构陷入狱。一场“乌台诗案”,震惊朝野,幸有元老重臣营救,苏轼才免得一死,贬谪黄州。在黄州期间,侍妾朝云为苏轼生下一个男孩儿,《洗儿诗》即为此男孩儿而作。刚刚经历一场大磨难,诗人“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一点不难理解。“公卿”还是要当的,只是希望“无灾无难”而已;“愚且鲁”不过是件外套,大智若愚才是内核。苏轼此愿,实在是有感而发,绝非无病呻吟。
明代文学家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记载身居杭州一位先辈瞿存斋写过一首诗。“自古文章厄命穷,聪明未必胜愚蒙。笔端花与胸中锦,赚得相如四壁空。”反《洗儿诗》意,一目了然。郎瑛以为,瞿氏“自慨不露圭角,似过东坡”。显然是嫌苏轼诗过于直白。明代杨廉也有意与苏轼唱反调,“东坡但愿生儿蠢,只为聪明自占多。愧我生平愚且鲁,生儿哪怕过东坡。”清人褚人获评论杨诗,说虽属戏作,总不如少陵所云“有子贤与愚,何必挂怀抱”为旷达也。明末清初文学家钱谦益写《反东坡洗儿诗》,跟苏轼一样直抒胸臆。“东坡养子怕聪明,我为痴呆误一生。但愿生儿狷且巧,钻天蓦地到公卿。”
该曲描写小城镇中的闲居生活,发出了岁月流逝,年华易老的感慨;末两句更是表达了功业未成的懊恼与愤懑。全曲化用前人诗句,对仗工整,语言精巧流畅。
“有待江山信美,无情岁月相催”,开首两句由杜甫《后游》中的“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化来,这一句运用了拟人的手法,写江山仿佛有情,期待着自己的美丽能够为人所赏识,“有待”二字,将江山自然赋予了顾盼神飞的灵动之色,使读者忍不住升腾起一股对自然的怜爱之情。但无奈的是,江山虽然多请,岁月却摧残人老,“无情”二字,语虽平常,却已将作者的悲凉之情、不平之意倾泻殆尽。
“东里来,西邻醉,听渔樵讲些兴废”,这三句是对上句“无情岁月”的阐发,也即作者这些年如何打发年复一年的无情岁月。“东里来”“西邻醉”两句采用了互文手法,上下相互映衬补充,写作者同左邻右舍的交往,大家推杯换盏,醉后胡乱谈一通古今,“听渔樵讲些兴废”,日子便也一天天这么过去了。其实,“听渔樵讲些兴废”是元代散句中常见之句,意谓朝代的兴废、帝王的更替,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过眼云烟,不过能给渔樵屠夫增加些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如此一来,这首小令便由作者对自我身世的感慨扩大到了历史兴亡的思索上,可谓引人深思。
结尾二句,是作者对自己不平之气的抒发。“依旧”一句,得自马致远《金字经》中“困杀中原一布衣”的诗句,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苦闷心情:作者潦倒半生,如今年华老去,却仍然一事无成,仍旧是区区一介布衣,这如何能不令人伤悲。
作者难以抑制自己的悲愤心情,故而说出了“更休想麒麟画里”这样的激愤之语。“休想麒麟阁”,似乎表示作者已经对仕途官场绝望,但其实,任昱并非不想如历史上那些贤臣名将那样建立青史留名的功业,只不过生于乱世,受条件限制不能如愿罢了。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元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剧。
浪漫主义诗歌的突出特点是想象奇特。在这首诗中,诗人梦中上天,下望人间,也许是有过这种梦境,也许纯然是浪漫主义的构想。
开头四句,描写梦中上天。第一句“老兔寒蟾泣天色”是说,古代传说,月里住着玉兔和蟾蜍。句中的“老兔寒蟾”指的便是月亮。幽冷的月夜,阴云四合,空中飘洒下来一阵冻雨,仿佛是月里玉兔寒蟾在哭泣似的。第二句“云楼半开壁斜白”是说,雨飘洒了一阵,又停住了,云层裂开,幻成了一座高耸的楼阁;月亮从云缝里穿出来,光芒射在云块上,显出了白色的轮廓,有如屋墙受到月光斜射一样。第三句“玉轮轧露湿团光”是说,下雨以后,水气未散,天空充满了很小的水点子。玉轮似的月亮在水汽上面辗过,它所发出的一团光都给打湿了。以上三句,都是诗人梦里漫游天空所见的景色。第四句则写诗人自己进入了月宫。“鸾佩”是雕着鸾凤的玉佩,这里代指仙女。这句是说:在桂花飘香的月宫小路上,诗人和一群仙女遇上了。这四句,开头是看见了月亮;转眼就是云雾四合,细雨飘飘;然后又看到云层裂开,月色皎洁;然后诗人飘然走进了月宫;层次分明,步步深入。
下面四句,又可以分作两段。“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是写诗人同仙女的谈话。这两句可能就是仙女说出来的。“黄尘清水”,换句常见的话就是“沧海桑田”:“三山”原来有一段典故。葛洪的《神仙传》记载说:仙女麻姑有一回对王方平说:“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日会时略半耳。岂将复为陵陆乎?”这就是说,人间的沧海桑田,变化很快。“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古人往往以为“神仙境界”就是这样,所以诗人以为,人们到了月宫,回过头来看人世,就会看出“千年如走马”的迅速变化了。
最后两句,是诗人“回头下望人寰处”所见的景色。“齐州”指中国。中国古代分为九州,所以诗人感觉得大地上的九州犹如九点“烟尘”。“一泓”等于一汪水,这是形容东海之小如同一杯水被打翻了一样。这四句,诗人尽情驰骋幻想,仿佛他真已飞入月宫,看到大地上的时间流逝和景物的渺小。浪漫主义的色彩是很浓厚的。
李贺在这首诗里,通过梦游月宫,描写天上仙境,以排遣个人苦闷。天上众多仙女在清幽的环境中,你来我往,过着一种宁静的生活。而俯视人间,时间是那样短促,空间是那样渺小,寄寓了诗人对人事沧桑的深沉感慨,表现出冷眼看待现实的态度。想象丰富,构思奇妙,用比新颖,体现了李贺诗歌变幻怪谲的艺术特色。
题材的因袭,包括不同文学形式对同一题材的移植、改编,都有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王维《桃源行》固然是成功的一例,而他的《夷门歌》同样也是故事新编式的杰作。
此诗题材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即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但从《魏公子列传》到《夷门歌》,有一重要更动:故事主人公由公子无忌(信陵君)变为夷门侠士侯嬴,从而成为主要是对布衣之士的一曲赞歌。从艺术手法上看,将史传以二千余字篇幅记载的故事改写成不足九十字的小型叙事诗,对题材的重新处理,特别是剪裁提炼上“缩龙成寸”的特殊本领,令人叹绝。
诗共十二句,四句一换韵,按韵自成段落。
一至四句交待故事的背景。先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大势,后写“窃符救赵”事件的成因。以“何纷纷”三字道出天下大乱的局面,以“益围邯郸怠”推出情况的紧急,以“不救”二字表现出形势的严峻。
“七雄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四句交代故事背景。细分,则前两句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局势,后两句写“窃符救赵”的缘起。粗线钩勒,笔力雄健,“叙得峻洁”(姚鼐)。“何纷纷”三字将攻城杀将、天下大乱的局面形象地表出。传云:“魏安厘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赵都)”,诗只言“围邯郸”,然而“益急”二字传达出一种紧迫气氛,表现出赵国的燃眉之“急”来。于是,与“魏王不救平原君”的轻描淡写,对照之下,又表现出一种无援的绝望感。
五至八句,写信陵君礼遇侯生。连用两个“愈”字,一是写出侯生的有意傲慢,二是写出魏公子的礼贤。“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两句,巧用原文,点化为对仗句。
赵魏唇齿相依,平原君(赵国贤公子)又是信陵君的姊夫。无论就公义私情而言,“不救”都说不过去。无奈魏王惧虎狼之强秦,不敢发兵。但诗笔到此忽然顿断,另开一线,写信陵君礼贤下士,并引入主角侯生。
“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信陵君之礼遇侯嬴,事本在秦兵围赵之前,故这里是倒插一笔。其作用是,暂时中止前面叙述,造成悬念,同时运用“切割”时间的办法形成跳跃感,使短篇产生不短的效果,即在后文接叙救赵事时,给读者以一种隔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感觉。信陵君结交侯生事,在《史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绘声绘色的描写。诗中却把诸多情节,如公子置酒以待,亲自驾车相迎,侯生不让并非礼地要求枉道会客等等,一概略去。单挑面对侯生的傲慢“公子执辔愈恭”的细节作突出刻画。又巧妙运用“愈恭”“愈下”两个“愈”字,显示一个时间进程(事件发展过程)。略去的情节,借助于启发读者的联想,得到补充,便有语短事长的效果。两句叙事极略,但紧接二句交代侯嬴身份兼及朱亥,不避繁复,又出人意外地详。“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臣乃市井鼓刀屠者”,都是史传中人物原话。“点化二豪之语,对仗天成,已征墨妙”(赵殿成《王右丞诗集笺注》),而唱名的方式,使人物情态跃然纸上,颇富戏剧性。两句妙在强调二人卑微的地位,从而突出卑贱者的智勇;同时也突出了公子不以富贵骄士的精神。两人在窃符救赵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故强调并不多余。这段的一略一详,正是白石道人所谓“难说处一语而尽,易说处莫便放过”,贵在匠心独运。
九至十二句专写侯生,与首段呼应。以“献奇谋”,即策划窃符救赵及夺晋鄙军写出其智;以“向风刎颈”写出其义。末两句写得慷慨豪迈,感人颇深。
“非但慷慨献奇谋,意气兼将生命酬。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最后一段专写侯生,既紧承前段又遥接篇首,回到救赵事上来。“献奇谋”,指侯嬴为公子策划窃符及赚晋鄙军一事,这是救赵的关键之举。“意气”句则指侯嬴于公子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事。其自刎的动机,是因既得信陵君知遇,又已申燕刀一割之用,平生意愿已足,生命已属多余,故作者着力表现这一点。末二句议论更作波澜,说明侯生义举全为意气所激,并非有求于信陵君。慷慨豪迈,有浓郁抒情风味,故历来为人传诵。二句分用谢承《后汉书》杨乔语(“侯生为意气刎颈”)和《晋书·段灼传》语(“七十老公复何所求哉!”)而使人不觉,用事自然入妙。诗前两段铺叙、穿插,已蓄足力量,末段则以“非但”、“兼将”递进语式,把诗情推向高峰。以乐曲为比方,有的曲子结尾要拖一个尾声,有的则在激越外戛然而止。这首诗采取的正是后一种结尾,它如裂帛一声,忽然结束,却有“慷慨不可止”之感,这手法与悲壮的情事正好相宜。
此诗写战国时隐者义士侯嬴献策救赵,慷慨捐躯的壮烈行为,热烈歌颂侯嬴和朱亥这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见义勇为的豪侠精神,也赞扬了信陵君能任用贤才的开明政治风度。
此诗把一个有头有尾的史传故事,择取三个重要情节来表现,组接巧妙、语言精炼、人物形象鲜明,代表着王维早年积极进取的一面。唐代是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扬眉吐气的时代,这时出现为数不少的歌咏游侠的诗篇,决不是偶然的。《夷门歌》故事新编,溶入了新的历史内容。
文章的第一段概括交代柳敬亭说书技艺的精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第二段介绍柳敬亭走上说书道路的经过,以及演技提高的过程;第三段写柳敬亭为左良玉所赏识,倾动朝野;第四段写明亡后柳敬亭重操旧业,其说书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按理说,说书艺术家的音容笑貌是最生动,也最引人注目的。但文章一开始没有一言一语着眼于刻画柳敬亭的音容笑貌,而是把柳敬亭放在宋明以来演史小说盛行不衰的广阔背景上,作宏观的考察。作者指出,两宋时说历史演义和小说者,见之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著录的就有数十人。此后数百年间,却寥寥无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以考信的笔法,确切的事实,突出了柳敬亭在古代说书艺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地位低微的说书艺人要走向社会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得到公众的肯定而名噪一时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坎坷经历和曲折奋斗,只是一笔带过,说他年十五,就犯法当死,因而变姓柳,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语调平实,不事渲染。而吴传则说:“久之,渡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这就把柳敬亭的改姓传奇化了。也许,吴所写的传中有关这类描写,在黄宗羲看来,正是所谓“有失轻重”之处。其实,不过是黄、吴写传的主导思想不同罢了:一则重平实,一则重描写而已。
柳敬亭从家乡泰州流浪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使听众动容,说明他在说书技艺方面有着极好的禀赋。但在柳敬亭的成才道路上,儒生莫后光的指点,似乎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莫后光关于“说书虽小技”一番话看似平常,含义则极其丰富。“句性情,习方俗”,可以说已经是说书艺术的高标准要求了,而“如优孟摇头而歌”,则更是说书艺术的典范。柳敬亭虚心接受名师教诲,为了追求说书艺术的更高境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和攀登。“凝神定气,简练揣摩”八个字,正是他悉心研求说书艺术,刻苦磨练说书技巧的真实写照。接着,黄宗羲又用对话的形式,把柳敬亭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境界,加以具体的描述。“期月”,“能使人欢咍嗢噱矣”,这是第一个阶段;“又期月”,“能使人慷慨涕泣矣”,这是第二个阶段;“又期月”,“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是第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既写出莫后光循循善诱的有方教导,又写出了柳敬亭锐意奋进的精神和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攀登的态度。连莫后光也不得不赞叹说:“进乎技矣。”自此之后,柳敬亭在扬州、杭州、南京等地献艺,无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至于“名达于缙绅间”。市井内外,朝野上下,无不为他说书艺术所达到的神化境界折服倾倒。
关于柳敬亭“参宁南军事”,吴伟业连举六七件事,着重说明柳敬亭“平视卿相”的“侠骨”和他善于排难解纷的高士行为,而黄宗羲则重点记载两件事:一写那些幕府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煞费苦心所拟就的文檄,都使左良玉“不悦”;而柳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的言辞,却无不与左良玉“意合”。即使是写柳敬亭的军事才干,也仍然不离开说书艺人的当行本色。二写柳敬亭奉命至金陵,朝廷官吏从上到下,无不“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和令人羡慕的显赫地位,柳敬亭仍然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处之泰然,毫不心动。这里,既反映出一个历经坎坷的说书艺人是怎样的玩世不恭,也透露出他敝屣功名利禄的态度。妙在文章处处要使人忘却柳敬亭是个说书艺人,正面描述如“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侧面烘托如同行们的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而客观效果则处处使人感到他依然是个说书艺人。
正因为柳敬亭有处变而不惊的人生态度,所以,一旦明亡,左良玉病死,他丧失其资略尽”,也能“复上街头理其故业”而安之若素。作者尤其强调的是军中的生活经历,举凡“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一切包括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在内的风云际会,都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如果说这一切是他攀登说书艺术高峰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那么“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表演艺术手段。而“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则是对柳敬亭说书的思想和艺术所作的高度赞誉,也是柳敬亭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最根本原因。而从文章写作来看,这两句正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倾注了作者对忠臣义士无限仰慕的思想感情。
本文的叙述既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又照顾到柳敬亭一生的行踪。对于柳敬亭说书技艺的描写,生动具体,绘声绘色。全文结构谨严,条理井然,取材精当,有详有略。语言简洁精炼,文字干净利落。
由于柳敬亭的精湛技艺,明清笔记中为他立传的,还有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至于记载他的人品、技艺的那就更多了,较著名的有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柳敬亭册子》、余怀《板桥杂记·轶事》、夏荃《退庵笔记·柳敬亭》等。在所有这些传记材料中,黄宗羲改写的这篇《柳敬亭传》,取材精当,详略得宜,主旨明确,可谓落笔不群,出手不凡,应当说是写得最成功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