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第一首
这首诗是杜甫青年时代的作品,充满了诗人青年时代的浪漫与激情。全诗没有一个“望”字,却紧紧围绕诗题“望岳”的“望”字着笔,由远望到近望,再到凝望,最后是俯望。诗人描写了泰山雄伟磅礴的气象,抒发了自己勇于攀登,傲视一切的雄心壮志,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
首句“岱宗夫如何?”写乍一望见泰山时,高兴得不知怎样形容才好的那种揣摹劲和惊叹仰慕之情,非常传神。岱是泰山的别名,因居五岳之首,故尊为岱宗。“夫如何”,就是“到底怎么样呢?”“夫”字在古文中通常是用于句首的语气助词,这里把它融入诗句中,是个新创,很别致。这个“夫”字,虽无实在意义,却少它不得,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可谓匠心独具。
接下来“齐鲁青未了”一句,是经过一番揣摹后得出的答案。它没有从海拔角度单纯形容泰山之高,也不是像谢灵运《泰山吟》那样用“崔崒刺云天”这类一般化的语言来形容,而是别出心裁地写出自己的体验──在古代齐鲁两大国的国境外还能望见远远横亘在那里的泰山,以距离之远来烘托出泰山之高。泰山之南为鲁,泰山之北为齐,所以这一句描写出的地理特点,在写其他山岳时不能挪用。明代莫如忠《登东郡望岳楼》特别提出这句诗,并认为无人能继。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两句,写近望中所见泰山的神奇秀丽和巍峨高大的形象,是上句“青未了”的注脚。一个“钟”宇把天地万物一下写活了,整个大自然如此有情致,把神奇和秀美都给了泰山。山前向日的一面为“阳”,山后背日的一面为“阴”(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由于山高,天色的一昏一晓被割于山的阴、阳面,所以说“割昏晓”。这本是十分正常的自然现象,可诗人妙笔生花,用一个“割”字,则写出了高大的泰山一种主宰的力量,这力量不是别的,泰山以其高度将山南山北的阳光割断,形成不同的景观,突出泰山遮天蔽日的形象。这里诗人此用笔使静止的泰山顿时充满了雄浑的力量,而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风格,也在此得到显现。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两句,是写细望。见山中云气层出不穷,故心胸亦为之荡漾。“决眦”二字尤为为传神,生动地体现了诗人在这神奇缥缈的景观而前像着了迷似的,想把这一切看个够,看个明白,因而使劲地睁大眼睛张望,故感到眼眶有似决裂。这情景使泰山迷人的景色表现得更为形象鲜明。“归鸟”是投林还巢的鸟,可知时已薄暮,诗人还在望。其中蕴藏着诗人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和对祖国山河的赞美之情。
末句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两句,写诗人从望岳产生了登岳的想法,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仙字精神。此联号为绝响,再一次突出了泰山的高峻,写出了雄视一切的雄姿和气势,也表现出诗人的心胸气魄。“会当”是唐人口语,意即“一定要”。如果把“会当”解作“应当”,便欠准确,神气索然。众山的小和高大的泰山进行对比,表现出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 这正是杜甫能够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关键所在, 也是一切有所作为的人们所不可缺少的。 这就是这两句诗一直为人们所传诵的原因。正因为泰山的崇高伟大不仅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所以登上的极顶的想望本身,当然也具备了双重的含义。
全诗以诗题中的“望”字统摄全篇,句句写望岳,但通篇并无一个“望”字,而能给人以身临其壕之感,可见诗人的谋篇布局和艺术构思是精妙奇绝的。这首诗寄托虽然深远,但通篇只见登览名山之兴会,丝毫不见刻意比兴之痕迹。若论气骨峥嵘,体势雄浑,更以后出之作难以企及。
第二首
咏华山一首,作者所写的华山亦同样雄伟。不过,与年青时代一首相比,这无疑是一首失意之作。自天宝乱来,作者饱历忧患方得重返朝廷,而今因宰相房琯败绩丧师于陈涛斜被罚,抗疏救之而获罪被贬。作者人至中年,除了官拜左拾遗一年境遇较佳,一直极备艰辛。因此,诗中亦有流露出失意徬徨之感。作者发端“西岳崚嶒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孙”即写华山崇高。作者虽然极欲登山,但“安得仙人九节杖”一句“安得”二字诘问,已表明了作者之愿难以实现。这好比作者欲要报国,却总是报国无门,无可奈何的心情。“车箱入谷无归路,箭栝通天有一门”两句写作者仰望之余,预计攀登之路。不过这始终并未实行,只是作者在望岳时的盘算,藉以自我安慰而已。情况一如作者纵有一腔抱负理想,却只能空自盘算,无法行之于世。最后,本诗以“稍待西风凉冷后,高寻白帝问真源。”作结,作者宦途的坎坷更是可见。现实环境的不顺,使得作者产生了厌倦宦途之情,期望于热闹中寻得凉冷以自疗创痛。以华山之顶比白帝之居,更表现了作者自感理想无可实现的失意徬徨。
第三首
咏衡山的《望岳》写于作者晚暮之年,首尾抒发议论,中间写景叙事。“南岳配朱鸟,秩礼自百王。欻吸领地灵,鸿洞半炎方”几句写历代帝王皆设职官崇礼衡山。“在德非馨香”句,寓有讽喻之意,以微婉之词道出,劝勉君主要以德治国。九、十两句,作者叙自己因世乱所驱投奔南国,所以有望岳的机会。接下来自“渴日绝壁出”至“散风如飞霜”写衡山景色,乃全篇中心所在。最后以祀岳之意作结,呼应起笔“秩礼”。而“曷以赞我皇”一句,杜甫爱国之心,强烈地洋溢于字里行间。这首《望岳》通篇皆流露着作者忠君爱国的情怀,即使飘泊江湖,仍是关心朝政,无日或忘。
总结
三首《望岳》旨趣、风格的不同,恰好能代表杜甫在青年、中年、暮年三个时期的心态。咏泰山的《望岳》表现的是一种积极用世的思想,代表杜甫青年时期光芒四射,积极进取的人生,因而予人雄奇壮阔的感觉,全诗形成了遒劲峻洁、气魄雄放的风格;咏华山一首流露作者宦途失意,报国无门之情,代表杜甫中年时期失徨,动极思静的人生,此诗因而显得委婉曲折,沉郁顿挫;咏衡山的《望岳》即或是有所讽喻,代表杜甫晚年时期内敛安命,与人为善的人生。从中可稍得杜甫思想转变的轨迹。不过,无论他的心态如何改变,有一点始终是相同的,那就是他的忠君爱国之心了。青年时杜甫想要为国出力,中年时他虽不得意,却仍有报国之思,晚年时他念兹在兹仍是君主与朝政。
词中赞美的红颜知己瑶卿,有着其他歌伎所不具备的才能。她能诗能文,书法秀丽道劲,在柳永远游吴越之时,她写赠小诗和长信,使词人深感欣慰而倍加珍惜,时时展读,怀想其人,和她有着很深的知己之交。
上片“有美瑶卿能染翰,千里寄、小诗长简”,以记叙的方式介绍瑶卿的才能和她在千里之外寄来书简的事实。瑶卿这位美人有文学方面的才华,她从千里之外的京城,特意向“我”寄来亲笔书写的小诗和长信。“想初襞苔笺,旋挥翠诗红窗畔。”由赞美她的才华而想象她濡毫挥写的神志。这两句以细节的刻画,表现出瑶卿在写书简时专注雅静的神情,表现出一种文静和聪慧之美。她折叠好淡绿的笺纸,在朱窗之下挥运翠玉之诗,笔势飞动,字如珠玑。“渐玉箸、银钩满”两句形容她的书法,她写的字体是玉箸小篆,行笔匀均沉稳而笔画道劲丰满。虚词“渐”表现出运笔的特点,“满”字则形容出笔画的充实劲健。
下片转换角度,写词人对瑶卿所赠书简的珍爱,表达对她的赞赏与想念之情。“锦囊收,犀轴卷”,词人将她的书作用锦囊收存,用犀角的轴头装裱,可见其珍视和宝爱。“常珍重、小斋吟玩”,经常怀着珍重的心情,在书斋之中展视吟赏,把玩不已。“更宝若珠玑,置之怀袖时时看。”比前两句更进一步,小斋吟玩还不能尽兴,更是将它当作珠玉宝贝一样看待,经常带在身上,藏之怀袖,不时地拿出来欣赏,简直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似频见、干娇面”,词人睹物思人,每看一回她的手书笔迹,就是对她的一回怀想和思念。
古人云“书为心画,言为心声”,凝聚着瑶卿情意,表露出她的兰心蕙质的“小诗长简”,是词人与她展开心灵对话的绝佳媒介。可惜的是,词人并没有在作品中引用过瑶卿的诗句,也没有在其他作品中对瑶卿有过稍为详细的交代,以致使瑶卿成为了一个模糊的影子,而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咏柳》是一首托物言志之作,作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的曾巩。曾巩少即见长于文章,他的文风,雍容平易,不露锋芒,而曲尽事理。他的一些咏物诗寓意很深,如这首《咏柳》,就把春天的柳树比拟为得势便猖狂的小人,借以讽刺邪恶势力。
诗的前两句是说:当春天刚到来的时候,零乱的柳条还没来得及转变为浅淡的青黄色,它就倚仗着东风吹拂而飘忽摇摆,气势更加猖狂。诗刚开头即语带嘲讽、蔑视,它描写“乱条”如何倚仗权势,张牙舞爪,逞性妄为,实际上是在为全诗主旨作准备,亦即古人所谓“蓄势”。
蓄足了气势,则必然有力地得出颠扑不破的结论,于是后两句水到渠成,警语立出:那些柳条只会使柳絮飞上半天,企图遮蔽日月的光辉,却不知秋季来临,天地间还将有一场又一场的严寒霜冻,到那时它就要枯萎凋零了。“不知天地有清霜”一句为全诗的画龙点睛之笔,它对那些得志一时的小人提出了严正的警告,振聋发聩,促人警醒。
诗中把柳树人格化的写法,以及诗人对柳树的明显的贬抑与嘲讽,使这首诗不是纯粹地吟咏大自然中的柳树。 咏柳而讽世,针对的是那些得志便猖狂的势利小人。 将状物与哲理交融,含义深长,令人深思。
这是一首歌颂坚贞爱情的民歌。写夫妻远别,借描写一对白鹄顾恋不舍的别离情景,抒发了患难夫妻被迫分离缠绵哀伤的情态。诗中的夫妻感情甚笃,丈夫不忍别妻远行而又不得不离别,当是为生活所迫或外出服役。全诗分“正曲”和“趋”两段,运用比兴手法,以哀怨缠绵的笔调,状雄鸟之情深义重,感人肺腑。
诗的前段以雄鹄的口吻,是魏晋大曲歌辞的主曲,也称正曲。后段以雌鹄口吻,是魏晋大曲中的趋。最后是大曲的乱。魏晋大曲的结构形式是一个四段式,即“艳—曲—趋—乱”的组合式。“艳”指的是楚歌,当时人有“荆艳楚舞”之说;“曲”指的是清商三调曲,它的音乐素材来自流行于中原的汉代相和歌;“趋”指的是吴歌,当时吴地歌曲便称为“吴趋”;“乱”也是楚歌,《楚辞》中已常用“乱”来作为卒章之节。在这个四段式中,曲辞是主体部份。或者说,魏晋大曲是以流传于中原的相和歌为核心,以之结合来自南方的艳、趋、乱而形成的。曲前应有艳,是一支楚地风格的器乐曲,无歌辞。
这首诗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表演性、音乐性和民间性,其艺术风格其实就是这些特征的体现。例如:这篇诗歌的前四解用一种比兴手法,很生动地刻划了一个被迫弃妻的男子的形象;后一解则用展示内心感情的方式,细腻地描写了一位女子思念亲人、渴望团聚的悲哀。两种表现手法与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相配合,收到了相互映衬、相互对比的良好效果。这同诗歌的组合方式——前四首来自中原相和歌,后一首来自吴地歌曲——是分不开的。又如:诗歌中用“十十五五,罗列成行”的形象描写,暗示了并翼齐飞的美好生活,由此反衬出雌雄离散时的凄凉;又用“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吾欲负汝去”的排比手法,很有力地渲染了雌雄离别时的依依不舍。这些表现方法,则是由于歌辞同民歌的亲缘关系而产生的。总之,尽管全诗杂采了多种民歌作品,里面有拼凑的痕迹,但由于它服从于一个完整的音乐主题,并由于它按表演需要造成了由聚而分、由男而女这样的情节变换,读者仍然可以从诗篇中得到一个整体的审美感受。这种感受,在一些非音乐的作品中反而是难以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