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招隐士》给人一种森然可怖,魂悸魄动的特殊感受。作者以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采用夸张、渲染的手法,极写深山荒谷的幽险和虎啸猿悲的凄厉,造成怵目惊心的艺术境界,成功地表达了渴望隐者早日归还的急切心情。通篇感情浓郁,意味深永,音节谐和,情辞悱恻动人,为后代所传诵。通过对山水、溪谷、巉岩以及奔突吼叫在深林幽谷间的虎豹熊罴的描绘,以将山水景物经过浓缩、夸张、变形处理,使自然界的飞禽走兽和真山真水变成艺术形象的方法,渲染出一种幽深、怪异、可饰的环境气氛,弥漫着郁结、悲怆、而又缠绵悱恻的情思,表现了王孙不可久留的主题思想。让人们仿佛听到一声声回荡在崖谷间“王孙兮归来!”那招魂般凄厉哀怨的呼唤。
山中景物之惊心可怖暗示朝中政治形势的复杂和淮南王处境的危险,并以淮南王喜爱的楚辞形式予以规劝,这样的揣测应该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全文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从篇首至“蟪蛄鸣兮啾啾”。主要描写为追慕桂枝芬芳(象征美德)的王孙在虎豹出没、猿猨哀鸣的深山幽壑间淹留,引起亲朋好友的焦虑与不安,并以春草、秋螀写作者萦回之思和怊怅之情。
第二部分从“坱兮轧”始至篇末,以山石之巍峨,雾岚之郁结,虎豹之奔突,林木之幽深,极力渲染山中之阴森可怕,并以离群禽兽失其类的奔走呼叫,规劝王孙之归来。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步《楚辞》之余芳,另劈别径,“衔其山川”、“猎其艳词”表达出深曲的情致和婉转怊怅的意绪。所谓“衔其山川”,指此篇对山川景物、烟岚林莽的环境描写,及其描写中运用比兴象征、气氛烘托等艺术手法,主要是从屈宋辞赋中移植、借鉴过来然后重加剪辑而别出机杼的。在对山川景物、烟岚林莽或虎豹走兽的描写,尤其将自然界经过一番浓缩、夸张、变形处理,渲染气氛,使之成为人神杂糅的艺术形象和艺术境界上,屈宋辞赋中早已有许多成功的范例,这可以以《九歌·山鬼》,《九章·涉江》为代表。
《山鬼》对山中之神所处幽深昧险的环境描写是:“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描写以雷声、雨声、风声、木声、猨狖鸣声,组成萧瑟而令人怵目惊心的山中夜半:“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
《涉江》对屈原独处深山幽昧环境的描写同样慑人心魄:“入溆浦余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另外,与山川景物、林深猨鸣的描绘相对应,《山鬼》中写了“独处”“山之阿”的山中女神;《涉江》中出现了“独处乎山中”的屈原自我形象。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正是以屈原作品中山川景物、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和山中人感情效应的描写为张本而发端,进一步高浓度地描写山中崖断路绝、虎豹纵横的险恶景象,然后将“攀援桂枝”的王孙置之其间的。王孙是古代对贵族子弟和一般男子的尊称。《史记·淮阴侯列传》:“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司马贞《索引》:“言王孙公子,尊之也。”这里指所招和思念的人。也有学者以为:“淮南王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王曰:吾高帝孙,亲行仁义……’称刘安为王孙,身份极为适当”(见马茂元《楚辞选》)。
在描写山川景物、环境气氛时,《招隐士》写了山石之突兀,草木之荒芜,禽兽之奔突,虫声之哀鸣。写山石的有“石嵯峨”、“溪谷崭岩”、“坱兮轧、山曲岪”、“嵚岑碕礒兮,碅磳磈硊”。其中“嵯峨”、“崭岩”、“坱”、“轧”、“曲岪”、“嵚岑碕礒”、“碅磳磈硊”都是形容山高路险、崎岖曲折和荦确不平之貌。写草木的有“偃蹇连蜷兮枝相缭”、“春草生兮萋萋”、“丛薄深林兮人上栗”、“树轮相纠兮,林木茷骫。青莎杂树兮,薠草靃靡”。写禽兽奔突、虫声哀鸣的有“猿狖群啸兮虎豹嗥”、“虎豹穴”、“白鹿麏麚兮,或腾或倚”、“猕猴兮熊罴,慕类兮以悲”,“虎豹斗兮熊罴咆”、“蟪蛄鸣兮啾啾”等。
首二句“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以描写南方珍贵名木桂树蟠曲交柯之姿和色泽芬芳象征的君子懿德为起,而与下王孙“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相呼应,写法与《山鬼》首二句“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类似,均首句出现贞洁芬芳的抒情形象,次句进一步修饰。其中树生“山之幽”,与人在“山之阿”句式亦相同。王孙滞留山中的原因是“攀援桂树”(追慕圣贤之德),与《涉江》中屈原“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的表白相近。不同的是,《招隐士》改变了《山鬼》中的抒情气氛和《涉江》环境描写中的愁苦色彩,亟写山中景象之险恶。《山鬼》的环境描写,是为了表现山中女神“怨公子兮怅忘归”的情愫,《涉江》的环境描写,是为了抒发屈原“济乎江湘”的悲戚;而《招隐士》中的王孙,仅仅是一个被召唤的对象,并没有《山鬼》和《涉江》中主人公的哀怨抒发和内心独白。这种描写,只在篇末对王孙归来的呼唤声中才化成一种感情因素,成为一种缠绵、悲凉的情绪充塞读者心间而驱之不去。
在“猎其艳词”方面,《招隐士》中叠字的运用亦引人注目。《楚辞》中多用叠字,《山鬼》中即以“云容容”、“杳冥冥”、“石磊磊”、“葛蔓蔓”、“雷填填”、“雨冥冥”、“猨啾啾”、“风飒飒”、“木萧萧”,渲染烘托出失恋女神愁思百结、孤独无依的寂寞情怀和悲秋意绪。顾炎武《日知录》说:“诗用叠字最难”,“宋玉《九辩》‘乘精气之抟抟兮,骛诸神之湛湛。骖白霓之习习兮,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苃苃兮,右苍龙之跃跃。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轻轲之锵锵兮,后辎车之从从。载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连用十一叠字,后人辞赋,亦罕及之者。”淮南小山即吸取了屈、宋诗篇中善用叠字的修辞手法,在《招隐士》中用了“啾啾”、“萋萋”、“峨峨”、“凄凄”、“漎漎”等叠字,并以“春草萋萋”、“蟪蛄鸣啾啾”暗示时间变化,表明对王孙一去不归的哀叹;其中运用屈宋诗篇中回环复沓的节奏,铿锵而又有时急促音调上的处理。对“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的复迭,以及“虎豹嗥”、“虎豹穴”、“虎豹斗”复迭整齐中的变化;诗中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八字句式奇妙地交错运用,遂使《招隐士》“音节局度,浏亮昂激”。
除此而外,《招隐士》所以有别于东方朔、王褒、刘向、扬雄等人的拟骚之作而独秀其类,嗣音屈宋,取得惊心动魄的艺术魅力,还因为它在思想主题、篇章结构表现上的单纯、提炼和集中。在主题上,《招隐士》删去了一切可能会冲淡主题的枝蔓。诗中既没有明确地写招唤者为什么要劝王孙归来,也没有说明王孙与招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更没有让王孙去作志行高洁的自我披露和内心独白——作者根本没有让王孙开口说话,王孙在诗中,如前所述,只是一个被召唤者日夜思念的攀援桂枝的高洁形象。全诗的思想主题仅是一句咏叹调般单纯、明朗、集中的呼唤——“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千年以来,一直回荡在人们的心里。
这是一首辛辣的讽刺诗。在此诗作者眼中,高克带领的部队,战马披甲,不可谓不雄壮;战车插矛,不可谓不威武。可是清邑的士兵却不是在为抵御敌人随时可能的入侵而认真备战,却在河上逍遥游逛,耍弄刀枪;身为将帅的高克也闲来无事,只是以练武来消磨时光而已。此诗讽刺的对象是高克,而最终深深斥责的是郑文公的昏庸。
至于为什么说讽刺的矛头最终是对准郑文公,古代有一位论者分析得很有道理:“人君擅一国之名宠,生杀予夺,唯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诛之可也。情状未明,黜而退之可也。爱惜其才,以礼驭之亦可也。乌可假以兵权,委诸竟上(边境),坐视其离散而莫之恤乎!《春秋》书曰:‘郑弃其师。’其责之深矣!”(朱熹《诗集传》引胡氏语)。总之,在抵御外敌之时,郑文公因讨厌高克反而派他带领清邑士兵去河边驻防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
全诗共三章,写清邑士兵在黄河边上的彭地、消地、轴地驻防时的种种表现。表面上是在称颂他们,说他们的披甲战马如何强壮,奔驰起来又如何威风;战车上装饰着漂亮的矛,是如何的壮盛;军中的武士也好,主帅也好,武艺又是如何高强。而实际上他们却是在河上闲散游逛。每章的最后一句如画龙点睛,用“翱翔”、“逍遥”、“作好”等词来揭出本相,其讽刺的手法是较为含蓄的。从诗的章法上说,三个章节的结构和用词变化都不甚大,只有第三章与前两章不同处较多。作者采用反复咏叹的手法,以增强诗歌的气势和表现力,从而达到其讽刺的效果。
文章中提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是振聋发聩之语。这虽与中国农本主义的传统有关,但更是基于作者对当时读书做官、物欲横流的不良风气的深切痛恨及批判。作者指出应尊重“苦其身,勤其力”“以养天下之人”的农夫,批评了一心想做官发财的读书人,表现了极为可贵的进步思想。全文语言浅近贴切,叙事议论不加雕饰,明白如话,但“颇有言近指远之处”。
这封家书原不分段,但从文意可以把握到它是讲了四层意思。
首先是郑燮从家中来信得知的信息很高兴,高兴的是有“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这对远在山东作七品知县的他是很大的欣慰,因为宦海不仅凶险,而且肮脏,郑燮是厌倦了官场生涯的,后方家园有此气象,无异有着极好的退路。所以,他一再喟叹“堪为农夫以没世矣”。此中人生感受极深,不言而自见。至于叮嘱备制足够农活用具,家人都要习作农活,以及待穷亲友要有“暖老温贫”情意,日常饮食应粗茶淡饭自供等等,全为强化“靠田园长子孙”的厚道而自俭“气象”。
由此而紧接着申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观念,这是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要强化上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作者自己原已是个地道的“士”,却申称在农、工、商、士的四民之列居士于末,强调“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显得很奇突。读者不应认为郑燮恪守的是小国寡民式的小农思想,进而以为在城市经济已趋发达的清中叶,这种思想是保守落后的。郑燮的这些想法,一是儒家农本思想所教化的表现,此中还有民本观念;二是他这个从小生活于农村的下层知识分子出身者对乡土特有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与世俗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士”的行为的比较中形成农夫才算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观点。他其实并非要一笔抹倒“士”的价值,他讲了“士”本应“又高于农夫一等”的,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是,世道风气却变为“士独于民大不便”,专门孳生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令正派士子为之气短,反而“捱人笑骂”。所以,郑燮显然是有所激愤而发,这一层必须得看到。
到这里,农为四民之首而士为末的道理已讲透,可是他还旁敲侧击地加上一笔:“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所谓“唐人《七夕》诗”,未知所指何篇。杜牧《七夕》云:“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李商隐《七夕》云:“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则确是“皆作会别可怜之语”的。而牛郎、织女命名的本旨,是“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而唐人诗又确是“失其本旨”了,所以他特地在家书中要家中人明此理后身体力行,在“重农夫”上,“勤谨”而不准“荡轶”上告诫兄弟子侄辈,从具体行为上强化前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
最后再从田产设置上嘱咐既要使全家有所恃,又不能贪求过多,占人产业,并将结束语落实在“我自做我家事”六字上。
作为“家书”,本是随意写来,意行则行,意止则止,不必花梢,多饰语。这通家书即平实而生动,真挚恳切之极,而文字却又行云流水,自然吞吐,然而绝不散漫,在“意”的缕析上,犹如茧裹而紧圆,脉理清晰。
此词风格豪放、气象雄浑,更复庄而不板、谐而不谑,其历史跨度,纵贯古今,对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予以概括描绘并深刻评弹,写得博大宏阔,却又似在诙谐谈笑间,隐寓着智者的卓识、仁者的义愤、勇者的信念。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这三句是写人类起源和人类历史最初出现的原始社会。世界上原没有什么人类,是劳动创造了人的双手,从而也就创造了人类本身,由类人猿进化为类猿人、猿人、原始人。“人猿相揖别”,便是从猿到人的一种形象化说法。揖别就是拜别,表示珍重。虽不必实有其事,但写得合情合理,恰到好处,不能用其他什么“别”来替代。这首句五个字,飘然而来,用以写人类的从无到有,风调尤觉十分相称,应是诗人的得意之笔。“几个石头磨过”,喻指石器时代。“石器”原是考古学名词,毛主席把它还原为自然形态的“石头”,这就冲破了这一专门名词对创作所带来的局限,大大地开拓了词句的容量。因为无论是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也不管是打制石器还是磨光石器,总而言之,都是“石头”。这样,就把长约二三百万年的整个石器时代纳入六字之中了。“小儿时节”,也是个比喻的说法,指人类的童年时期。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这是写人类历史开始由原始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这是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但残酷的阶级斗争也就从此开始。“铜铁”两个字,标志着两个不同的时代和社会:铜指铜器时代的奴隶社会,铁指铁器时代的封建社会。冶炼术是个了不起的发明,“铜铁炉中翻火焰”正是写的这一壮丽场景,使我们不禁联想起李白“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诗句。“为问”犹请问,诗词中常用。“猜得”犹猜中,谓作出结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究竟始于何时,史学界迄无定论。关于后者,尤诸说纷纭,竟有西周、春秋、战国、秦统一、东汉和魏晋等六种之多,所以说“为问何时猜得”。这是朋友间相互讨论时的一种风趣说法。它表示的,不是轻易而是亲切。据写于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原是一个西周封建论者,如果有同志一定要问为什么说“猜”?他老人家满可以回答说,我自己不就是这“猜”的行列里的一员嘛!“不过几千寒热”,是说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一时作不出结论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横竖不过几千年罢了。按《词律》,这里应为上三下四的七字句,所以赵朴初同志说可能是在“不过”二字下脱落了一个“是”字,“是无心的笔误”(见1978年10月号《诗刊》)。我不以为然。首先,毛主席的真迹俱在,这句写得清清楚楚,无任何涂改迹象。下句的“开口笑”的“口”字脱漏了,但当即作了郑重的添补,未必上一句有脱文就不会觉察。这和毛主席一贯提倡鲁迅先生说的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的精神也是不符合的。第二,《贺新郎》一调原有一百一十四字、一百一十五字和一百一十六字三体。写于1923年的《贺新郎》便是一百一十六字体。这一首虽少一个字,仍自成一体,在词谱上是允许的,不必添字。第三,从艺术角度看,“不过几千寒热”,语健而气足,作“不过是”便显得不那么紧凑。因此,我以为这不是“无心的笔误”,而是有意的精简。
“人世难逢开口笑”一句化用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中一句:“尘世难逢开口笑”。但诗人在这里化出了新意(此句本意是指人生欢喜少悲伤多,也就是哭多笑少,恨多爱少),此句中注入了革命与阶级斗争的含意,诗人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所指出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面对如此严峻的斗争,人生当然难逢开口笑了。而且还不仅仅是“难逢开口笑”;还要在人生的战场上一决生死,剑拔弩张,这是指具体的生死存亡的阶级斗争,是指革命是暴动,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自然会有牺牲,会有鲜血。人类的历史充满了血腥与残杀,在此喟叹出二句:“流遍了,郊原血。”鲜血只能不断唤起革命者的斗争,革命者面对鲜血岂能笑得出声来。
下阕用一句“一篇读罢头飞雪”就艺术性地浓缩了诗人自己一生读历史书的情形。诗人从少年到老年一直潜心读史,不知不觉一下就满头青丝变白雪了。这句诗也透露了诗人对人生、对历史的感慨,真是人生易老,一刹那青春即逝,转眼就是暮年。
只记得些斑斑点点,那也不过是几行陈年旧事而已,“五帝三皇”的神圣伟业,多少人世间匆匆的过客。到底有几人风流人物?诗人虽用的问句,但意思却是所谓正统史书上所赞誉的风流人物都是伪风流人物。诗人的眼中,真正的风流人物是那些被所谓历史斥骂的人物,如盗跖、庄蹻、陈胜,这些农民起义的领袖,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他们揭竿而起,反抗剥削阶级,是赫赫有名的造反英雄。
最后二句,诗人沉浸在吟咏历史的情景中,歌声意犹未竟。诗人终于拨开历史的迷雾,剔除了伪英雄,找到了真英雄时,不觉已是东方曙色初露了。“东方白”一句,有二层意思,一是指诗人吟咏此诗直到天亮,犹如李贺《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效潞幕》诗中一句:“吟诗一夜东方白”。二是喻指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历史谱写了新篇章,犹如旭日东升,势必光华万丈。
全诗56字,毛泽东建国后读史之作。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首联是总冒,概括了贾谊的一生。特别强调其年少多才、壮志未酬这两点。按,贾谊是西汉大政论家和大文学家,所著《过秦论》三篇,详尽分析秦王朝统一中国及其二世而亡的原因,为汉文帝提供政治改革的借鉴,其文气盛言宜,文采斐然,开千古史论之先河。《论积贮疏》指陈朝廷积贮不充,是不安定因素,强调驱民归农的重要性。贾谊写出这些传世的大作时,多大年纪呢?不过二十三岁。那样年轻,就有治国的才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廊庙才”)。真是人才难得。据载,贾谊为博士,汉文帝或有咨询,诸老博士欲语不能,而年纪最轻的他却能专对,所以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然而,当文帝二年(前178)贾谊将进一步被提拔“任公卿之位”时,却激起朝中大臣一致的反弹。参与攻讦贾谊的,有平定诸吕、拥立文帝的元老级重臣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人,问题就严重了。文帝不得不作出让步,贾谊终竟被贬谪到长沙,远离了政治中心,这是命运对他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文帝七年(前173)贾谊被召回长安,任命为文帝少子梁怀王太傅。不幸的是,在四年后(前169)的一天,梁怀王因朝见皇上,途中不幸坠马而死,这一场飞来的横祸,彻底终结了贾谊的政治生命,不到一年,他就在抑郁中悄无声息地死去。怎么不是“事堪哀”呢!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颔联上承“廊庙才”,展开铺叙。贾谊文章,在汉初为第一。除了前面提到的《过秦论》、《论积贮疏》外,在贾谊被召回长安的几年中,他又曾多次向王朝上疏,建言献策,写下了著名的《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这篇长文一反“天下已安已治”之说,指出当时种种社会隐患,如不及时消除,则如“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随时可能转化为政治危机。毛泽东称其“胸罗文章”,并不指一般意义上的文才,而是说有经世致用之才。虽然并没有证据表明贾谊具有何等军事才能,但治国与用兵这两件事往往连类而及。“兵百万”一语的出处,来自西夏人语范仲淹:“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引《名臣传》)。当然,还有一种讲法,是说贾谊文章,当得起百万雄兵,相当于“一支笔当三千毛瑟枪”那个意思。“胆照华国树千台”,乍看不知所云。细读《陈政事疏》,方知所谓“树千台”,乃指疏中提出的“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意思是当时各大诸侯王势力膨胀已成隐患,分封更多的诸侯以削弱各大诸侯国的实权,才能巩固中央集权。汉制,封国设三台,“千台”乃极言分封诸侯国之多。毛泽东从巩固中央集权的角度出发,肯定贾谊“众建诸侯”的意见,是古人咏贾生的名篇中没有说过的话。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颈联上承“壮志未酬”,为贾生抱屈。上句说贾谊如此杰出,却并未赢得汉文帝的真赏。说句公道话,汉文帝对贾谊的破格任用,已算得上非常的恩典了,所以王安石有“谁道君王薄贾生”之慨。汉文帝有汉文帝的难处,一个皇帝要作出重大决定,势必听一听身边人和大臣的意见。《文选》李善注引应劭《风俗通》说,贾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忠奸不能互容,邓通进谗,导致文帝对贾谊的疏远。所记虽不见于《史记》、《汉书》,当有一定根据。何况还有周勃、灌婴这样的耆旧重臣也站在对立面上,叫文帝怎么办才好呢。“受疑猜”,指当时反对派加给贾谊的两条罪名,一条是“专欲擅权”,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条是“纷乱诸事”,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尾联“千古同惜”指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贾谊命运的一致评价,表达了毛泽东对谗言佞臣的痛恨之情。在最后“空白汨罗步尘埃”一句中,毛泽东表达了他对贾谊之死的慨叹和惋惜,认为贾谊虽然在《吊屈原赋》中对屈原选择投江殉国的归宿表示不以为然,然而贾谊最终也没有超越屈原的愚忠,因梁怀王堕马之事而忧伤不止,终于忧郁过度而死,同于屈原的投江,还是步了屈原后尘。毛泽东在这里哀其超凡的才华徒然空耗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