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意在描写打猎人的本领和美德。其人带着猎犬出猎，品德仁慈，卷发美髯，具有长者之相。作者是以羡慕的眼光，对猎人的外在英姿和内在美德进行夸赞。
打猎是古代农牧社会习以为常的事。猎者除获得生活所需之物外，还有健身习武的好处。古人认为，国家要强盛，离不开文治武功。体魄强健，好勇善战，体现了国人的尚武精神。仁爱慈善，足智多谋，体现了国人的文明精神。因此，文武并崇，刚柔兼济，在古代形成一种风尚，一种共识。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人们往往把是否能文能武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有出息的重要标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常常以这种标准与眼光来衡量和观察各种人物，一旦有这样的人物出现，就倍加赞赏，此诗中的猎者就是其中一例。作者选取狩猎这一常见习俗，对猎人的善良、勇敢、能干和美姿进行赞誉，既是情理中事，又是诗人审美眼光独到之处。
此诗采用了由犬及人、由实到虚的写法。全诗共三章，每章的第一句均以实写手法写犬；每章的第二句均以虚写手法写人。
“即物指人，意态可掬”（陈震《读诗识小录》）。“令令”“重环”“重鋂”，是写犬，不仅描绘其貌，而且描摹其声。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情景：黑犬在猎人跟前的受宠貌和兴奋貌，猎犬在跑动中套环发出的响声等等，这就从一个侧面烘托出狩猎时的气氛。未见其人，先闻其“卢令令”之声。后面才走出诗中的主人公。“美且仁”“美且鬈”“美且偲”，则是写人，在夸赞猎人英姿的同时，又夸赞猎人的善良、勇敢和才干。这样看来，诗中所赞美的猎人，是个文武双全、才貌出众的人物，以致引起旁观者（包括作者）的羡慕、敬仰和爱戴。从感情的角度看是真实的，从当时所崇尚的民风看，也是可信的。
全诗仅二十四字，就勾勒出一个壮美、仁爱、勇武、多才的年青猎人带着心爱的猎犬打猎的情景，文字简练，形象生动。
上阕以写景为主。首句“步深幽”三字概括了进山登阁的过程。山路曲折盘桓，行人渐入幽深。这就登楼而言，是由题前人笔，也可以说是一个缓缓而起的序曲，它从叙事中带出景物，景物却在人们的心中投下了清冷压抑的阴影。“正”字领起下面两句，交代当时的天气。冬云凝重，天色昏黄，仿佛要下雪的样子。作者以阴沉的天气烘托自己抑郁而沉重的心情。“鉴曲”三句，描写登阁所见到的景物，鉴湖和兰亭都是历史上名士栖游的地方，而眼前一片萧瑟和衰败。这三句自然化入楼上景观，将人文物象和自然风光融合无间。从结构上看，也就是由写景转入抒情，为过渡到下文作准备。词人抚今追昔，不胜感慨，只觉“千古悠悠”。以上六句都是借环境氛围来烘托人物心理。如果说“俯仰千古悠悠”是对世事的感怀，那么接下来“岁华晚”三句就是对个人身世的慨叹。自己不知不觉已步人晚年，却还要四处飘泊，远离故乡，孤身只影，又有谁会同情我，理解我，愿与我一起泛舟五湖？这几句语促情急，层层递进，暗用典故，字里行间不仅抒发了寂寞伤怀之情，也吐露了自己对前途和归宿的设想，曲折地表现了对现实的态度。“磴古松斜，崖阴苔老，一片清愁。”蓬莱阁原也是登览胜地，如今却游人稀少，繁华消歇，只见那石阶上倾斜的老松，和路边崖畔厚厚的青苔，这一派荒芜落寞的景象，不就是王朝沉沦、山何破败的象征吗！所以诗人写到这里，再也抑制不住地发出了痛苦的呼喊——“一片清愁”，水到渠成，自然地收束了上片。同时，这也就揭示了诗人之所以要感慨世事、怀古伤今、泛舟五湖的现实的原因。
下阕开始抒发对故国山河的感怀，对宋朝大好江山丧失的痛惜。下阕首句以“回首”带起三句，述说流亡岁月中对故乡故都的刻骨思念。这三句互文见意，意思是回想在那些天涯飘泊的日子里，我多少次梦回东州、西浦，热泪滚滚，洒落在这日夜思念的土地上。这个倒叙不单是为了抒发昔日的思情愁怀，更为描写今日作铺垫、作反衬。“魂飞西浦，泪洒东洲”今天归来，该是惊喜不已，泪如泉涌。可是，出人意料，如今登上蓬莱阁，眼前分明是故土故园，而心中的滋味，却颇似王粲所说的：“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登楼赋》）这种“很特别”的感觉，将那种江山易主、国破家亡的悲伤，表现得极其真切，极其深沉。由此逼出“最负他，秦鬟妆镜，好江山、何事此时游”二句点题的话，集中抒发了国破家亡的巨大创痛。这里采用艳丽的词语极力铺陈山川的美丽，意在反衬亡国的惨痛。诗人说辜负了，辜负了，秦鬟妆镜，你这美好的江山，为什么偏偏在这样的时刻来与你相见！这是正面的语意，反面还有一层，那就是这样的时刻，我心中“一片清愁”，你亦无昔日的神采风韵，如此相见，更是悲酸难耐。虽有亡国失家之痛，却又有难以直言之苦，只得以自悔自恨之言出之，曲笔传情，更见悲慨。愈转愈深，愈叹愈悲，如何收煞得住呢？不过也只有山重水复，方能更见其才情笔力。下面作者语锋一转，再由今而古，由实而虚，向空处寄情。“狂吟老监”指贺知章，他曾任秘书监，又自号“四明狂客”。词人要召唤他一起来赋诗消忧，表面意思是自我排遣，好像离主题远了一点，其实正表明忧愁郁结，难以消除，愁情反而更深了。“共赋消忧”与上阕结尾处的“一片清愁”相应，都有“意在言外”的韵致，使沉痛之情在含茹吞咽之中又转深了一层。
这首词借物抒怀，以阴沉凄凉的冬景表达作者国破家亡四处漂泊的忧思。词的上阕涉及国土沦亡，但萧敝的冬景无处不渗透遗民的哀痛。下阕改用直抒胸臆的手法。“回首”三句，似欲打开感情的闸门一任奔泻，以倾吐心头郁积的哀伤，然而，至“还似王粲登楼”句一顿，至“好江山、何事此时游”时作者的悲愤之情突至高峰。随后却轻轻一退，转而要呼唤“四明狂客”贺知章，来与自己一道吟赋。这样层层推进，回环往复，构成了本词情思哀婉和沉郁顿挫的风格特征。草窗词素以意象缜密著称。综观全词，写景空远，抒情婉曲，结构细密，引事用典十分贴切，充分体现出作者深厚的词学功底和创作才力。所以这首词一直被推为《草窗词》的压卷之作。
这篇赋通过想象描写了屈原的经历，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悲伤绝望的心情，不仅表达了作者对于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景仰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思，更是表达了他不屈服现实、勇于抗争的决心与勇气。全文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语言明畅，感情真挚，充盈着一股奋发向上的豪气，被认为是发屈原之心的作品，其词气与屈原暗合。
此赋开篇交代了出峡适楚的行程以及造访屈原故居的感受。屈原的故居在屈原死后被改建为屈原庙，但时过境迁，此时屈原庙已荒废不堪。苏轼目睹此景，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接着文章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彷徨以及绝望的心态。屈原虽被放逐，然系心于国事，徘徊江上不忍离去。赋吟《怀沙》诗章自伤怀抱。这些都是屈原内心的挣扎，他作为楚国的大夫，却没有尽到责任。尽管这些都不是他主观上的原因所造成的，但是他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事实，屈原感到的是懊悔，是自责，是无奈，是悲痛。最终这些情绪彻底压垮了他。对于他而言，唯有一死才是解脱。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逃避责任，而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承担责任的可能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国家以及人民的忏悔。
苏轼正是看到了屈原内心最为真实的情感，因此他在赋中为屈原代言：为了忠君报国，为了国家人民，不逃避不苟活，活着要力争强谏，即使死了也希望自己的死能感动君主使其从而改变作风。对于屈原而言，是可以选择逃避和苟活的，是可以把所有的责任完全推卸给那个不负责任，甚至是没有责任的国君身上的，甚至像屈原这样名满天下的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安身立命，甚至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屈原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他对于楚国的爱是深入骨髓的爱，是超越生死的爱，是发自灵魂的爱，正是这种爱超越了千古，为一代又一代人所敬仰。屈原不是为了一个不争气的国君自杀的，他是为了楚国而死的，他是一个殉国者，一个殉道者，这是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与历代腐儒的不同之处。
接着作者写了屈原宁愿为国而死也不随从流俗的决心。对于很多人而言，屈原的确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样一个国家去死，但是他就是去了，原因何在，因为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形式，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正如齐奥朗所言：“一个国家的偶像灭亡了，那么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偶像就是文化，就是精神。屈原悲伤的不是国破家亡，而是神器被毁，楚国就此不复存在了，这是令他感到绝望的根本之处。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是不能够就此苟活于世的，是不能够没有灵魂、行尸走肉一般地活下去的。屈原是一个贵族，他有着无与伦比高贵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不能够受到一丝一毫玷污的，同时越是高贵的灵魂越是脆弱，越是不堪一击。
文章最后表明“君子之道”不必苛责求全，对屈原的精神表示肯定和赞赏。苏轼通过一种跨越时空的、一种精神上的对话，完成了对于屈原精神的一次深刻的分析与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作为一个君子，所要思考的，所要接受的，不是利害，不是现实，不是生死，而是一种道，这种道类似于儒家所谓的“仁者”之道，类似于孟子所谓的“舍生取义”。有些人总是要为了某些东西做出牺牲，这种牺牲并不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而是为了捍卫信仰，捍卫真理。屈原的死，是出于对自身的绝望，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抗争，但是这种绝望不是彻底的绝望，死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为了唤醒更多麻木的灵魂。这就是屈原的希望。
《屈原庙赋》是采取“骚体赋”的形式写成的，同《离骚》一样，大量运用句尾助词“兮”字，使文章唱叹有致，哀婉缠绵而又悲壮遒劲，读来使人有荡气回肠之感。全赋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叙写了江峡的崔嵬山峰、峭壁惊湍、江畔荒凉寂寞的屈原故居和屈原徘徊江上、怨慕楚王、思念故园的矛盾心情，抒发了作者追慕屈原高洁的人品，渴望匡时济世的情感。这是作者与屈原灵魂的对话之作，不论在思想内涵或是艺术表现方面，都堪称赋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
《武帝求茂才异等诏》是汉武帝选拔社会人才而颁布的诏书。茂才西汉称秀才，东汉避汉光武帝刘秀之讳改称茂才，又常称作“茂才异等”。在西汉属特举科目，汉光武帝时改为岁举。茂才的选拔之是对于有特异才能和有非常之功的低级官吏的提拔。
凡要建立不寻常的功业，必须依靠不寻常的人才。所以有些狂奔踢人的马，却是日行千里的良马；有些时常被世俗讥讽议论的人，却是能建功立业的奇才。那可能翻车的马，以及放荡不羁的人，关键在如何使用而已。现特责成全国各州县地方官，要留心考察推荐官民中有特殊才干，能做将相和出使外国的人。
这篇文章是汉武帝为建功立业发出的征求贤才的号召书。文章强调了建设国家与发掘人才的密切关系，提出了大行不避细节的选拔原则。这篇诏书文字精炼，表现了大汉恢宏的风范和招揽贤良之急切，其爱才的胸襟令人景仰。此外，对人才也不求全责备，只要是千里马，偶尔踢人也无妨。这都是符合“人才学”原理的。
当代之人应学习汉武帝恢宏的风范、爱才的胸襟，为了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建设，不拘一格选人才，只要是“千里马”，就不要求全责备。这样才会使人才脱颖而出，并有用武之地，为社会献计、献策和出力。
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历代都有名人歌咏。晋代左思作有《荆轲饮燕市》，借歌咏荆轲以抒发对豪门权贵的蔑视；晋代陶渊明作《咏荆轲》，以诗的形式不仅再现了当年荆轲刺秦王的悲壮经过，而且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明自己的叹惋颂赞之情；而柳宗元作的这首《咏荆轲》内涵更为丰富，作者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巨大包容性的语言成功地描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情节，精心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的高潮。特别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荆轲临行时的悲壮场面和刺秦王的紧张激烈场面，生动体现出荆轲的勇敢、真诚、刚毅、愚狂的性格特征，从而使荆轲的形象跃然于纸上。而此诗的新意更在于诗人对荆轲作出了“勇且愚”的评价。秦国虐待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杀戮樊於期的父母宗族，特别是秦军滥施武力，任意侵凌其他国家的种种暴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对于像荆轲那些抵抗强秦，进行自保的人和事，则应给予一定的同情和颂赞；但是，对秦王采取暗杀等恐怖手段，不能不说是一种愚蠢而又危险的行径。因为这类行径无论如何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诗人对荆轲刺秦王这一愚昧盲动之举，表示了深深的叹惋。燕太子丹错误地将燕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荆轲一人身上，诱使荆轲充当牺牲品，而荆轲却乐于效法古人，铤而走险，终于丧命，这是历史的悲剧。其实，荆轲即使能杀死秦王，也不能迫使秦国退还侵占各国的土地，从而挽救大势已去、行将灭亡的六国。
唐代侠风犹盛，安史之乱后，皇室与强藩之间矛盾剧烈，借刺客之手除掉对方阵营中的要人一时成了热门话题与首选的手段。此诗即反映了柳宗元对这种政治上的短视与盲动的轻蔑，也表达了作者在国家统一上排斥“诈力”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