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夷在淮北,以徐国为主,故平淮夷也即《大雅·常武》所说之征徐国。因为此次伐淮夷,宣王亲征,驻于江汉之滨,召公的受命、誓师、率师出征俱在此,所以诗的前二章均以“江汉”为喻,借长江、汉水的宽阔水势,喻周天子大军浩浩荡荡的气势。也同样因为天子亲征,故曰“匪安匪游,淮夷来求”,“匪安匪舒,淮夷来铺”。意思是天子到此不是为了游乐,而是为了平定叛国。这几句前人未能明其深意,故或以为作为一个受命出征的大臣这样说有些多余。关于开头二句,王引之、陈奂都以为当作“江汉滔滔,武夫浮浮”,“浮浮”为众强之貌。这样与《风俗通义》引作“江汉陶陶”及《小雅·四月》“滔滔江汉”之语皆相合,其说颇为有理。
此诗着重颂扬宣王之德,不在纪事,故关于淮夷战事未作具体描述。伐淮夷在尹吉甫和南仲伐玁狁之后,故诗中以“经营四方”一句,概括南征北讨之事而带过。盖因与淮夷作战为召伯之事,召伯不能自己夸耀自己的武功。以下由“告成于王”引起对赏赐仪式特别是宣王册命之词的纪述。由“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以看出一个打算有所作为的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由“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又见其对朝廷老臣说话时恰如其分的谦虚和鼓励的语气,通过表彰召康公的业绩来表彰召伯虎,并激励他再建大功。第五、六章写宣王对召伯虎赏赐规格之高和召伯虎的感戴之情。全诗以“矢其文德,洽此四国”作结,表现出中兴君臣的共同愿望。
诗中有些句子看似语意相似,其实却表现了不同的意思。如第一章“匪安匪游,淮夷来求”等,出于召伯之口,是说:宣王不求安乐,而勤劳于国事。第三章“匪疚匪棘,王国来极”,出于宣王之口,则是说:不是要给百姓造成骚扰,也不是急于事功,四方都必须以王朝政令为准,这是大事。第二章“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同样表现了臣子对天子的体贴。而第三章“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则出之周王之口,体现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
召伯虎救过太子静(宣王)的命,又扶其继位,辅佐宣王化解宗族矛盾,和合诸侯,平定外患,其功盖世。然而,正因为这样,他更要注重君臣之礼,以身作则地维护周朝统治阶级的宗法制度。这首诗就表现了老功臣的这样一种意识。
这首民谣写的是一个被人称为“神鸡童”的长安小儿贾昌的奇遇,但讽刺的对象则显然不光是贾昌。他毕竟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正如“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一样,是愤激之词,也是一种反常的社会心理的写照。 “白罗绣衫随软舆”一句,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原来当今皇帝就爱斗鸡走马,所以“神鸡童”也就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唐诗中讽刺皇帝的诗篇不少,或则托言异代,或则咏物寄怀,大都辞旨微婉。象这样大胆直率,用辛辣的语言嘲笑当朝皇帝的,在文人诗里是很难见到的,只有民谣能作此快人快语。
全诗描绘了两个场面,一是贾昌随驾东巡,一是奉父柩西归雍州。第一个场面:“白罗绣衫随软舆。”在戒备森严、紧张肃穆的气氛里,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穿着华美的白罗绣花衫,带着三百只喔喔啼鸣的红冠大公鸡,紧紧跟随在皇帝威严华贵的软舆后面,大摇大摆地前行,这真是亘古未有的奇观。唐玄宗此行是去泰山举行隆重的封禅大典,夸示他“奉天承命”、治国治民的丰功伟业,带上这么一支不伦不类的特殊仪仗队,真是滑稽透顶,荒唐至极。据陈鸿《东城老父传》记载:“开元十三年,(贾昌)笼鸡三百,从封东岳。”并没有说他紧跟在“软舆”后面,而诗中运用近乎漫画的手法,将这一史实作了艺术的夸张,形象鲜明,主题突出。
第二个场面:“差夫持道挽丧车。”贾昌的父亲贾忠是唐玄宗的一名卫士,随扈死在泰山下。“父以子贵”,沿途官吏为巴结皇帝面前的这位大红人──神鸡童贾昌,竟不惜为他兴师动众,征派民夫,沿途照料灵柩。死者并不是什么皇亲国戚,只不过是一个斗鸡小儿之父,却迫使无数劳动者为他抖威风,这场面着实令人啼笑皆非。诗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嘲笑、轻蔑和愤怒。
两个场面,构成了一出讽刺喜剧。剧里有一群白鼻子,主角是坐在软舆里的唐玄宗李隆基。这个喜剧形象鲜明,效果强烈,读起来,不但忍俊不禁,而且似乎听到了当时老百姓嬉笑怒骂的声音。这就是此诗的艺术魅力所在。
这两首诗是作者在戊午年正月初一所作。
第一首诗首联和颔联写光阴似箭,不知不觉自己年事已高,与孔子和周瑜相比,感慨自己虚度年华,无所成就。颈联写自己虽已届耄耋之年,却仍为为国家大事在君王面前献计献策。尾联言志,写自己虽不敢以吕尚和卫武公自比,但也要向白居易学习。
第二首诗歌首联写自己年老多病,疏远国事。颔联写众多公卿趋向皇权,很少看重被君王疏远的人。颈联写作者揽镜自照,发觉岁月无情,自己已到暮年。尾联写儿孙们对自己身体和诗歌的夸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