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
1.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和严谨的逻辑推理。 天下事都有一定的规律，只要多思考，多观察，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2.人与人交往之中一定要友善对待，不能贪图小利，让利益蒙蔽了双眼，做出不良的行为。
3.处理问题要具备丰富的生活常识、经验，再加之细心观察，以及善于思考。
4.做事要多观察，多思考，不能贪图小利。
5.合理地推理，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要盲目推理。
这首词初看起来，是一首伤春念远的词。上阕写春光烂漫，又作转折，说春色如此美妙，却无人欣赏。下阕开头既已点明全词的“念远”主旨，接下通过回忆，写昔日邂逅的情境与别后的“幽怨”，后又回到眼前，烟月迷离，子规声咽，一片凄清景致，更增几多离愁。陈亮乃南宋气节之士，其创作绝少儿女情长。故有人认为此作寄托了恢复之志。
起首用“闹”字烘托花的精神情态，同时总揽春的景象，与宋祁《玉楼春》“红杏枝头春意闹”句相比，毫不逊色，加上东风软（和煦），更烘托出春光明媚，春色宜人。翠陌，翠绿的田野；平莎茸嫩，平铺的嫩草，用茸嫩形容初春的草，贴切恰当；垂风金浅，浅黄色的垂柳。迟日催花，春日渐长，催动百花竞放；淡云阁雨，云层淡薄，促使微雨暂收；轻寒轻暖，不寒不暖，气候最佳。这些都是春归大地后带来的春景、春色。荟萃如此多样的美好景色，本可引人入胜，使人目不暇接而留连忘返。可是歇拍四句却指出：在今朝，游人未曾赏玩这芳菲世界，只能被啼莺语燕所赏玩。莺燕是“能赏而不知者”（《草堂诗余正集》沈际飞语），游人则为“欲赏而不得者”（同上）。
鉴于人情世故都是这样，尚有何心踏青拾翠！过片两句，因寂寞而凭高念远，向南楼问一声归雁。从上片看，姹紫嫣红，百花竞放，世界是一片喧闹的，可是这样喧闹的芳菲世界而懒得去游赏，足见主人公的处境是孤立无助的，心情是压抑的。雁足能传书信（见《汉书·苏武传》），于是鸿雁充当了信使，因为征人未回，向南楼探问归雁消息。金钗三句，谓昔年赏心乐事，而此时已如风消云散。金钗斗草，拔金钗作斗草游戏。宗懔《荆楚岁时记》：“竞采百药，谓百草以蠲除毒气，故世有斗草之戏。”青丝勒马，用青丝绳做马络头。古乐府《陌上桑》：“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罗绶三句，谓难忘别时的恋情，难禁别后的粉泪，难遣别久的幽怨。罗绶分香，临别以香罗带贻赠留念。秦观《满庭芳》“罗带轻分”，亦此意。翠绡封泪，翠巾裹着眼泪寄与对方，典出《丽情集》记灼灼事。几多幽怨，数不清的牢愁暗恨。正销魂三句，有两种断法，一断在“魂”字后，另一断在“又是”后，两者都可，而后者较恰当。因为一结要突出“又是”之意，用“又是”领下面两句，由于又看到了与昔年离别之时一般的疏烟淡月、子规声断，触发她的愁绪而黯然销魂。子规，一名杜鹃，相传古代蜀君望帝之魂所化。（《华阳国志·蜀志》）子规鸣声凄厉，最容易勾动人们别恨乡愁。
这首词上片，作者几乎倾全力烘托春景的无比美好，而歇拍三句，却来一个大转折，指出人们以不能游赏美好的春景为憾事，以如此芳菲世界被莺燕所占有为惋惜，才领会前面之所以倾全力描绘春景者，是为了给后面的春恨增添气势。盖春景愈美好，愈令人惆怅，添人愁绪，也就是春恨愈加强烈。杜甫所谓“花近高楼伤客心”（《登楼》），“感时花溅泪”（《春望》），即为此种思想感情的反映。下片似另出机杼，独立成篇，其实不然，它是全词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上下片有岭断云连之妙。上片因春景美好反而引起春恨，这是客观景物与内心世界的矛盾，而所以铸成此种矛盾的，伤离念远是一个主要因素，下片就是抒写离愁别恨的，因而实与上片契合无间。从赏心乐事的一去不返，别后别久的十分怀念，别时景色的触目销魂，都在刻画主人公的感情深挚。可是作者是一位“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黄宗羲《宋元学案·龙川学案》）的铁铮铮汉子，他写作态度严谨，目的性明确，每一首词写成后，“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叶适引陈亮语）。所以很难想象他会写出脂粉气息浓郁的艳词。据此，才知下片的闺怨是假托的，使用这类表现手法在诗词中并不鲜见，大率以柔婉的笔调，抒愤激或怨悱的感情。此种愤激之情是作者平素郁积的，而且与反偏安、复故土的抗金思想相表里，芳菲世界都付莺燕，实际的意思则是大好河山尽沦于敌手。为此，清季词论家刘熙载评这几句词：“言近旨远，直有宗留守（宗泽）大呼渡河之意。”（《艺概》）以小词比壮语，不觉突兀，是因其精神贴近之故。
陈亮传世的词七十多首，风格大致是豪放的，所以明代毛晋说：“《龙川词》一卷，读至卷终，不作一妖语、媚语，殆所称不受人怜者欤！”（《龙川词跋》）后来他看到此篇及其他六首婉丽之词，修正自己的论点，曰：“偶阅《中兴词选》，得《水龙吟》以后七阕，亦未能超然。”（《龙川词补跋》）其实毛晋本来的论点还是对的，无须修正。作家的作品，风格、境界可以多样。陈亮词的基调是豪放的，但也出现一些婉约的作品，毫不足怪。苏轼《水龙吟·和章质夫风花》、辛弃疾《摸鱼儿·暮春》，情调岂不缠绵凄婉，但毕竟与周（邦彦）、秦（观）不同，苏、辛和陈亮的词，和婉中仍含刚劲之气，所谓骨子里还是刚的，关于这一点，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的出。
蕴涵性的顷刻，包前启后。在情境的选择上，诗篇不写未见之前绵绵无尽的相思之苦，也不写相见之后载笑载言的欢聚之乐，而是重章渲染“云见”之时的喜出望外之情。而这一顷刻，正是最富于蕴涵性的顷刻。读者透过这位女子难以形容的望外之喜，云能想见她在“云见”之前，白日的“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和夜间的“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之情；也能想见在“云见”之后，夫妇间的“云见复关，载笑载言”和“维士与女，伊其相谑”的融融之乐。以少许胜多许，以顷刻蕴过程，这是构思的巧妙。
哀景写乐，倍增其情。每章首二句，都以风雨、鸡鸣起兴，这些兼有赋景意味的兴句，重笔描绘出一幅寒冷阴暗、鸡声四起的背景。当此之时，最易勾起离情别绪。赋景之句，也确成写情之语。风雨交加和夜不能寐之无聊；群鸡阵啼和怀人动荡之思；鸡守时而鸣与所期之人盼而不至，可谓契合无间，层层映衬。然而，正在这几乎绝望的凄风苦雨之时，怀人的女子竟意外地“云见”了久别的情郎；骤见之喜，欢欣之情，自可想见。而此时凄风苦雨中的群鸡乱鸣，也似成了煦风春雨时的群鸡欢唱了。这种情景反衬之法，恰如王夫之所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董斋诗话》）。这一手法，确实不唯见诸《小雅·采薇》，而是《诗经》中诗人的常用之法。
炼词申意，循序有进。诗篇的结构是单纯的，三章叠咏；诗人的易词写景却是讲究的，它细腻地表现出了人的不同感受。凄凄，是女子对风雨寒凉的感觉；潇潇，则从听觉见出夜雨骤急；如夜的晦冥，又从视觉展现眼前景象。易词写景的这种微妙性，姚际恒《诗经通论》曾有精到的分析：“‘如晦’正写其明也。惟其明，故曰‘如晦’。惟其如晦，‘凄凄’、‘潇潇’时尚晦可知。”诗篇在易词申意的同时，对时态的运动和情态的发展，又有循序渐进的微妙表现。关于时态的渐进，姚氏说，“‘喈喈’为众声和，初鸣声尚微，但觉其众和耳。‘胶胶’，同声高大也。三号以后，天将晓，相续不已矣。”民间尚有“鸡鸣三遍天将明”之说；《风雨》的三章相叠，或许正是以此习惯规律为基础的。随着时态的发展，怀人女子“云见君子”时的心态也渐次有进。“云胡不夷”，以反诘句式，语气热烈，言其心情大悦；“云胡不瘳”，言积思之病，至此而愈，语气至深；末章“云胡不喜”，则喜悦之情，难以掩饰，以至大声疾呼了。天气由夜晦而至晨晦，鸡鸣由声微而至声高，情感的变化则由乍见惊疑而至确信高呼。方玉润说：“此诗人善于言情，又善于即景以抒怀，故为千秋绝调。”（《诗经原始》）实当此之谓。
象征意象，一诗多解。《风雨》的诗旨，今人或主“夫妻重逢”，或主“喜见情人”；联系诗境，前说更合情理。然而，汉代经生的“乱世思君”说，却在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毛诗序》曰：“《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郑笺申发之曰：“兴者，喻君子虽居乱世，不变改其节度。……鸡不为如晦而止不鸣。”这样，“风雨”便象征乱世，“鸡鸣”便象征君子不改其度，“君子”则由“夫君”之君变成为德高节贞之君子了。这虽属附会，却也有其文本依据。因为，“君子”，在《诗经》时代，可施诸可敬、可爱、可亲之人，含义不定。因此，把赋体的白描意象理解为比体的象征意象，就可能生发“乱世思君”的联想；而把“风雨如晦”的自然之景，理解为险恶的人生处境或动荡的社会环境，也符合审美规律。故后世许多士人君子，常以虽处“风雨如晦”之境，仍要“鸡鸣不已”自励。南朝梁简文帝《幽絷题壁自序》云：“梁正士兰陵萧纲，立身行己，终始如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郭沫若创作于五四运动退潮期的《星空·归来》中也写道：“游子归来了，在这风雨如晦之晨，游子归来了！”从现代接受美学看，这种立足文本的审美再创造是无可非议的；而《毛序》的这一“附会”，也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