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主题在于忧谗忧谤，同时揭露了谗言惑国的卑鄙行径。作者应是饱受谗言之苦，全诗写得情感异常激愤，通篇直抒胸臆，毫无遮拦。起调便是令人痛彻心肺的呼喊：“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无罪无辜，乱如此幠。”随即又是苍白而带有绝望的申辩：“昊天已威，予慎无罪！昊天泰幠，予慎无辜！”情急愤急之下，作者竟无法用实情加以洗刷，只是面对苍天，反覆地空喊，这正是蒙受奇冤而又无处伸雪者的典型表现。
二、三两章，情感稍缓，作者痛定思痛后对谗言所起，乱之所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揭露。在作者看来，进谗者固然可怕、可恶，但谗言乱政的根源不在进谗者而在信谗者，因为谗言总要通过信谗者起作用。谗言如同鸦片，人人皆知其毒性，但它又总能给人带来眼前的虚幻的快感。因此，如果不防患于未然，一旦沾染，便渐渐使人产生依赖感，最终为其所害，到时悔之晚矣。作者在第四章中的描述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道理：天子的独特处境、地位使其天生地缺乏这种免疫力。故与其说刺小人，毋宁说在刺君子。可谓深刻至极。此二章句句如刀，刀刀见血，将“君子信谗”的过程及结局解剖得丝丝入扣，筋骨毕现。“盗言孔甘，乱是用餤”是送给后世当政者的一付清醒剂。盖因听谗者比之进谗者责任更大，故先刺之。可见愤激的情感并未使作者丧失理智。
四、五两章，形同漫画，又活画出进谗者阴险、虚伪的丑陋面目。他们总是为一己之利，而置社稷、民众于不顾，处心积虑，暗使阴谋，欲置贤良之士于死地而后快。但险恶的内心表现出来的却是花言巧语、卑琐温顺，在天子面前，或“蛇蛇硕言”，或“巧言如簧”。作者的描绘入木三分，揭下了进谗者那张赖以立身的画皮，令人有“颜之厚矣”终不敌笔锋之利矣的快感。
末章具体指明进谗者为何人。因指刺对象的明晰而使诗人的情感再次走向剧烈，以至于按捺不住，直咒其“既微且尰”，可见作者对进谗者的恨之入骨。那“居河之麋”的交待，使读者极易联想起躲在水边“含沙射影”的鬼蜮。然而，无论小人如何猖獗，就如上章所言“跃跃毚兔”，最终会“遇犬获之”。因为小人的鼠目寸光，使他们在获得个人利益的同时，往往也将自己送上了绝路。从这个角度看，作者不仅深刻地揭露了进谗者的丑恶，也清醒地看到了进谗者的可耻下场。
此诗虽是从个人遭谗人手，但并未落入狭窄的个人恩怨之争，而是上升到谗言误国、谗言惑政的高度加以批判，因此，不仅感情充沛，而且带有了普遍的历史意义与价值，这正是此诗能引起后人共鸣的关键之处。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第一首
“突骑连营鸟不飞，北风浩浩发阴机”。诗作一开始就渲染出一种阴冷、低沉、压抑的氛围：北风劲吹，强敌压境。诗人似乎看到了生灵涂炭，百姓遭殃，也似乎更深一层看出了社稷倾危，江山难保。突骑：突人对方阵地的精锐骑兵。
“三秦形胜无古今，千里传闻果是非”。紧承上两句，诗人的这种担忧还是真的表现出来了。在一声反问中引出了自己内心的沉郁隐痛，悲愤、沉痛、失望的心情溢于言表。
“偃蹇鲸鲵人海涸，分明蛇犬铁山围”。这两句是作者在得知岐阳陷落之后的设想。句中几处地方用了比喻、夸张的手法，表现出入侵者的凶狠、残暴、野蛮，同时也流露出元好问同情老百姓，心忧国难的思想感情。
“穷途老阮无奇策，空望岐阳泪满衣”。这两句直抒胸臆，悲慨沉痛，语短情长，感人肺腑。
第二首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元好问身在南阳，却心系失陷的岐阳，写岐阳失陷，又回顾了十年战乱带来的惨状，可谓思绪悠长。“暗”字巧妙渲染出战地暗无天日的场面。
“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诗句从“望”字生发开去，望中已知音讯断绝，望中如闻陇水呜咽，望中悬想沦陷中的岐阳，从而为下面对岐阳空城的描述作了铺垫。
“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这两句情感极其低沉悲痛。江淹《恨赋》：“试望平原，蔓草萦骨。”元好问在本诗中加入“有情”二字，使自在生长的野蔓草也变得灵动起来，而且还注入了感情的力度，可谓力透纸背。接下来，面对夕阳残照的空城，作者呼天抢地，责问蒙古军屠城罪行。人们读后，不禁一陲魂颤。
“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如果说上一句的质问还比较笼统，这一句的质问就落到实处了。诗人责问上苍，痛恨蚩尤，表现出对黎民百姓的深切同情和对惨无人道战争的极端憎恨。
第三首
“眈眈九虎护秦关，懦楚孱齐机上看”。面对积弱不振的现状，诗人痛苦地反思过去，回顾历史，希望从中找出重振国家的良方妙策。
“禹贡土田推陆海，汉家封徼尽天山”。这两句和前两句都是描述金朝全盛时的景况。诗人有好几处运用典故，意在说明往日的繁盛与强大。
“北风猎猎悲笳发，渭水潇潇战骨寒”。猎猎是风吹的声音，潇潇是水流的声音，诗人连用两个象声词，极其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岐阳城的荒凉与冷清，与往日的繁盛热闹人声鼎沸的景象形成强烈对比。
“三十六峰长剑在，倚天仙掌惜空闲”。全诗在悲怆的抒写中，陡然引入了对险峻华山的描绘，颇能让人产生几分突兀之感，其实这样写不仅是慨叹由于人为的防备不足，使险要的山川、天然的屏障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且也隐含着元好问愤愤不平的书生意气。宋玉《大言赋》有“长剑耿耿倚天外”之句，元好问在本诗中以倚天长剑比喻险峻的华山。意在提醒金朝统治者要加强防务，可谓在沉痛中见警策。
诗歌描绘了富春江沿途山明水秀的动人景色，犹如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画。语言清晰明朗，比喻贴切生动。 斜阳下，一只篷船驶行在富春江中，两岸景色吸引了坐在船中的诗人。他不禁推开船篷，想使两岸景色尽收眼底。富春江山水最鲜明的特点是一片青翠碧绿：两岸山峦林木茂密；江中绿水涟漪。这里简直无处不绿，使作者感到这一片翠色正在紧紧地追随着他，甚至似乎涌上了船头。这两句诗清新而活泼，写出了富春江山水活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