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征舆,与同乡陈子龙、李霁称“云间三子”。宋于陈去世那年(1647)即顺治四年,进士及第。宋之事清与隐匿之殉明,大相径庭,但并不妨碍他对朱明故国的缅怀和伤悼。这首词记录了在南京的见闻,浸润着宋征舆对故国衰亡的无限凄伤。
“春流半绕凤凰台”,起韵点明地点。“凤凰台”在南京秦淮河附近的凤凰山上,相传南朝刘宋永嘉年间有凤凰集于此山,乃筑台。在古代,凤凰被视为祥瑞之物。李白曾有名作《登金陵凤凰台》,慨叹六朝繁华一去不返。宋征舆透支了李诗的一部分诗趣。“十年花月夜,泛金杯”,写往日的情景。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定都南京。朱元璋死,以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建文元年(1393),朱允炆四叔燕王朱棣自北平(今北京)起兵,自称“靖难”,四年破京师,夺取帝位,年号永乐。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以南京为留都,设有职无权的六部。至明末崇祯年间,北京成为起义军和后金攻击的目标,许多大官显宦南迁留都,于是南京又显现出短暂的病态的繁华。第二韵写的就是这个史实。句中的“泛”字,出语轻微,却勾勒出享乐于金陵的人们的醉生梦死的情态。
“玉箫呜咽画船开”,写现时的情景。古诗词里常用“吟”来描写玉箫的乐音,此处却用“呜咽”。未必是箫声凄伤,这在是因为宋征舆心绪凄伤的缘故。“清风起,移棹上秦淮”,一接触到“秦淮”,立即使人联想到杜牧的名作《泊秦淮》。杜牧是夜泊秦淮,宋征舆也是夜泊秦淮。杜牧辛辣地讽刺了南朝陈后主的荒淫误国,宋征舆却在词句中寄寓着故国衰亡的凄伤,当然,其中不无对不念国亡仍然享乐者的愤慨。
“客梦五更回”,宋征舆梦中思索些什么呢?“清砧迎塞雁,渡江来”,这句交待了此作的时令:秋风萧萧,塞雁南迁。由此可以推算,这首词是宋征舆由京外放福建布政使,途经南京时所作。
“景阳宫井断苍苔”,这一韵分明是造境。上征暂歇处分明是在秦淮,“客梦”之后怎会出现“景阳宫井”呢?借梦造境无疑。“景阳宫井”又名胭脂井,故址在今南京玄武湖西侧。据《陈书·后主纪》,祯明三年(589)隋兵攻占台城(今南京),后主闻兵至,与张妃丽华投此井。至夜,为隋兵所执。宋征舆引用“景阳宫井”的典故,分明是为了抒写故国衰亡的哀思。
“无人处,秋雨落宫槐”,景阳宫井已不见苍苔,景阳宫中也不见人迹,满目萧疏,一派荒凉,只有淅淅沥沥的秋雨润着寂寞的宫槐。在这充满凄伤的景象里,依稀可见宋征舆凄伤的形象。
开篇“白羽”两字就点明边塞军情紧急,古时军事文书插上鸟羽,表示此书十万火急,须像飞鸟一样迅速传递,故称羽书或羽檄。“霜”字既形容鸟羽之白,又烘托塞外之寒,而且还暗含形势险峻的意味。首句勾勒出一幅信使带着那份如含严霜的羽书,冒着塞外的寒风策马飞奔的画面。
第二句“胡烽不断接长安”,“胡烽不断”形象地点明外族屡侵边境。长安是唐代国都,“接长安”应前句“出塞寒”,表示边境频频告急,战报直入朝廷,军情之峻急尽在不言之中。
诗的前两句给全诗笼罩上紧张的战争气氛。这两句用战争所特有的镜头——羽书、胡烽,极写边事严重,句式急促,紧迫之感跃然纸上。
后两句写军士出征应战。“城头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马上看”,这两句承上而来,又移步换形,节奏由急促变舒缓,内容从战事转抒情。月可以说是写边塞的诗作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月照边关,使塞外景色壮阔而悲凉,朦胧而凄清,颇具边塞情调,诗人在第三句里,把边塞的月夜写得非常静美;诗中的“一片月”。不仅能衬托情意,而且能喻示时间,渲染气氛。天下共一月,何必有西山东山,家乡异地之分。诗中的“西山月”含意很深,“西山”与“边塞”、“胡烽”暗自相联。又同下句“征人看月”情融意合,构成佳境。而征人看月,则又交织着怀念家乡的愁情与立功边塞的雄心。“多少征人”,意即许多离乡远征、抗敌卫国的将士,他们都是人,立身边塞,目视明月清辉,心头泛起思乡之情。“马上看”就含蓄着这种情感,战士们骑马奔赴塞外或巡逻边境中,抬头看望高悬空中的明月,既思念亲切的家乡,留恋美好的人生,又准备为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而誓死战斗。因此,后两句既带有唐代边塞诗中常见的那种雄豪悲壮的格调,又有一种缠绵的情致,总观全诗,诗人故意于此设下不和谐音符,借助艺术辩证法的力量,以静显动,创造出一种物我相融,表里一致的境界。
这首诗是明人李攀龙写的一首送别诗,元美即王世贞。王世贞此次出行,与防务有关,故诗人送诗为其壮行,诗中“征人”句即点送行之意。此诗虽貌似唐诗,但也透露出作者对现实的担忧。全诗仅四句,前三句着力写景,渲染气氛,为后一句抒情奠基。前两句选用白羽、寒塞,胡烽、长安四组意象, 强调军情的紧急,为元美的出行渲染气氛。下两句以西山之月连接征人与京城,既表现征人不恋京城,竭力守边,又希望元美能勉力边务,不辱使命。诗苍劲雄阔,意境深幽,颇有唐代边塞诗风格。李攀龙诗刻意规模唐调,乐府诗尤多割剥古人字句,但此诗笔调凝练,意境雄阔,风格劲健,颇得唐代边塞诗的神韵,做到了神与貌合。
这首诗的序文是对东方虬《咏孤桐篇》的评论,也是陈子昂对自己创作体会的总结,是他诗歌创作的理论纲领。陈子昂以汉魏诗歌为高标,痛责晋宋以来的浮靡文风,感叹“风骨”和“兴寄”的失落。令他惊喜的是,东方虬《咏孤桐篇》竟使汉魏诗歌的“风骨”与“兴寄”重新得到复归。他盛赞这篇作品“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可谓风骨朗健的佳作。陈子昂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遂挥毫写下《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寄赠给东方虬。可惜,东方虬的《咏孤桐篇》今已失传,但从陈子昂的行文来看,那自然是他诗作的同调,而且,陈子昂用以赠答的《修竹篇》的确也是一篇“风骨”与“兴寄”兼备的作品。
风骨和兴寄是唐诗两个重要的质素,也是后人评论唐诗的两个重要范畴。陈子昂所倡导的“风骨”虽然借自六朝人的成说,但又有他自己新的内涵,是指旺盛的气势与端直的文词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那种昂扬奋发、刚健有力的美学风格。陈子昂所高标的“建安风骨”,恰是六朝浮靡诗风的缺失,因此,这对于扭转六朝以来柔弱、颓靡的文风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尤其对于树立唐诗那种昂扬奋发的气度和风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而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而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就总体而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
此诗的序文阐述作者倡导“风骨”、“兴寄”的创作主张,因此,此诗向来被视为陈子昂文学思想的实践范例。
全诗正文共三十六句,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写生长于南方的修竹品质纯美,实为自身道德、风节之写照。后一部分写修竹得伶伦赏识而得以加工成乐器,也是诗人屡次上书陈述治国方略之表徵。接着,修竹进而欲“升天行”,则是诗人亟欲施展抱负的愿望之表露。
第一部分即前十八句,主要介绍修竹的生长环境和优良质地。首二句,形象地概括了这一立意。“南岳”,即著名的五岳之一衡山。品质优良的修竹“龙种”产于此地。名山与物华聚集,一开篇就令人神往不已。“孤翠郁亭亭”,既从形色两方面描绘了修竹优美动人的姿态,也颂扬了它的卓然不群。衡山是万木葱笼的,但是,在诗人看来,它们与修竹相较,却有所逊色,所以特意以“孤翠”二字,以显其精。接下去,诗人分别写了修竹生长的自然条件和品性。“峰岭上崇崒”以下八句,紧承首句,描绘了修竹“生南岳”的情景。上有崇山峻岭,下有涧溪烟雨,突出了处境的幽僻;夜闻鼯叫,昼听泉鸣,渲染了四周的清静;春风舒缓,白露清凉,更衬出了氛围的洁净。正因为生长在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所以修竹的“哀响”如同鸣金奏乐,“密色”仿佛受到了美玉的滋润。“岁寒霜雪苦”以下八句,上承第二句,表现修竹的品性。“含彩独青青”,照应了上文的“孤翠”,突出了修竹虽受严冬霜雪折磨却青绿如故的独特品质。接着,诗人由表及里,以“岂不厌凝冽”的反诘,转为深入析理。并继而以“羞比春木荣”作了解答。春天风和日丽,一切草木皆应时而发,竞相争荣。“羞比”表明了修竹傲岸不群,不趋时争荣,接着诗人通过“有荣歇”与“无凋零”的对比,揭示了修竹不屑与春木争荣的实质,又探本溯源,表现了它的志向:“始愿与金石,终古保坚贞。”说明修竹的本性决定了它有如金石,坚贞不二,永不凋零。这段议论,诗人采用反诘、对比、比拟等手法,寓理于象,笔挟风力,使行文“结言端直”、“意气骏爽”(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显得尤为刚健有力。
第二部分即后十八句,写修竹被制成洞箫之后的功用及愿望。相传黄帝派乐官伶伦从昆仑山北的峡谷选取了优的竹子,砍做十二竹筒,按照雌雄凤凰的鸣叫声,为人类创制了十二音律。“不意伶伦子,吹之学凤鸣”,就是诗人大胆想象,对这一传说的化用。“不意”,相对前面的“始愿”这两字使全诗顿起波折,全篇的歌赞对象由修竹转向了洞箫。由于得到黄帝乐官的雕琢,修竹的制成品——管乐洞箫,得到了配合弦乐“云和瑟”在朝廷演奏的机遇。诗人用“遂偶”、“张乐”修饰这一机遇,意态恣肆,语调轻松,暗示洞箫得到赏识器重甚为欣快。“妙曲方千变,箫韶亦九成”,生动地再现了它在朝廷的表演。能演奏“妙曲”和虞舜制作的《韶》乐,说明其音色优美动听。“方千变”、“亦九成”,形容演奏的乐曲甚多。“方”(刚才)和“亦”(又)两个副词的使用透露出了演奏的频繁忙碌。但是,洞箫并没有满足于此。“信蒙雕琢美,常愿事仙灵”,抒发了它报答知遇之恩,追求美好理想的心愿。从这两句开始到全诗结束,一变前面的第三人称,改用洞箫的口吻,绘声绘色地阐述了它“事仙灵”的心愿:伴随仙人驾翠虬,与仙女弄玉吟赏着美妙的乐曲《升天行》,携手登白日,戏赤城,入三山,游玉京,玄鹤在身边忽高忽低展翅起舞,彩云也在四周时断时续飘来飞去。在这里,诗人融合想象、拟人、夸张等多种手法,描绘了一个自由欢乐、光明美好的理想境界。这个境界虽然是虚幻的,却生动地表现了洞箫对美好理想的热切追求和昂扬向上的精神。
诗篇运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修竹、洞箫人的思想感情,既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又避免了频繁比兴,失于晦涩的弊病,较为显豁地透露了其中的寓意:名为咏物,实为抒怀。诗中修竹的品性、洞箫的理想和追求,实为诗人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坚贞不二的品格、美好的人生理想和昂扬奋发的精神的写照。
全诗十八句,可分为前后二部分,前八句借韩信事自喻。淮阴人韩信,开始为布衣,“贫无行,不得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人多厌之者”。后来碰到一位“漂母”,她见韩信饥饿,就给他饭吃,一连数十日。……当时淮阴屠中有恶少公开欺侮韩信说:你虽然个儿大,还喜欢带着刀剑,其实是个胆小鬼,如果你有胆量不怕死,就用剑刺我,如果贪生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韩信冷冷地看了他们一下,忍受着暂时的屈辱照办了。“众皆笑,以为怯。”……后来韩信碰到汉高祖刘邦,得到重用,为汉朝的开国立下大功,被封为淮阴侯。韩信出头后,“召所食漂母,赐千金。”这个故事一直为后人传诵。八句诗概述的就是这段史事,见于《史记·淮阴侯列传》。李白自幼聪颖,满腹经纶,自认有韩信那样的辅国才智,自比眼前遭遇有如韩信未遇汉王前在淮阴的处境。“少年相欺凌”句,是否李白在邠州也遭到过像淮阴屠中少年欺韩信那样的事,今无可考。但落魄文人到处受人白眼,在李白诗中多有记载,其忍气吞声的苦状可以由此体会。“屈体若无骨”句,原出蔺相如故事,此处承前之意仍应指韩信受辱事。意思是说,韩信从恶少袴下钻过,是一时之辱,而心中却怀抱着自己的“壮志”。“一遭龙颜若,啸咤从此兴”两句是说:韩信遇到刘邦后,受到重用,从此叱咤风云,为汉朝的统一大业大大地干了一番事业,为人万古传颂。
“而我竟何为”以下,由上八句咏史转入言志。这十句又可分为几层,前六句慨叹自己的困顿处境。李白二十四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去成都,下渝州;二十五岁出三峡,过荆门,到江陵,游洞庭,登庐山,抵金陵,二十六岁往扬州,西达陈州;二十七岁娶妻孙氏,遂家安陆,直到三十四岁西谒长安。这期间他游历祖国名山大川,饱尝旖旎风光。但其真正目的在于从事干谒活动,广交豪士,寻求政治出路,希望以布衣直接进入仕途。据《与韩荆州书》所云:“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他的干谒活动从十五岁就开始了。其诗歌中明白记载的如:二十岁谒益州长史苏颋,得到称赏,说他“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上安州裴长史书》);二十六岁由扬州谒陈州刺史李邕,《上李邕》诗:“大鹏一日同自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李白以大鹏比,语极狂放;二十九岁谒安州李长史遭辱,后来连交情较深的裴长史也不理解他,一次又一次干谒失败。三十岁已是而立之年,本望来京都能有所获,结果仍是一无所得,“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栏,微霜凄凄簟色寒”!(《长相思》)。
李白来邠州以后的遭遇,还是一派凄寒孤寂的惨景:“长风入短袂,内手如怀冰,故友不相恤,新交宁见矜?”这二句与前一句“寒苦坐相仍”是写气候,写环境,写愁情。北风呼哨,客舍枯坐,两手如冰,一腔苦水,无法倾吐!同时同地之作《邠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中有句:“哀鸿酸嘶暮声急,愁云苍惨寒气多”“寒灰寂寞凭谁暖,落叶飘扬何处归”,正好用作这几句的注释。“故友不相恤,新交宁见矜”是写世态、写人情。“故友”当指入长安前曾八、九次干谒过的裴长史等一班人;“新交”或指来长安拜见的张垍、来新平后结交的同族李粲等。投靠无门的一介书生,旧友既不能扶持救济,新知也没有谁能怜悯。
最后四句“摧残槛中虎,羁绁韝上鹰。何时腾风云,搏击申所能!”李白以猛虎、雄鹰自比,说自己目前的处境,有如被囚的猛虎,任人“摧残”;有如束缚着的雄鹰,不能展翅。呼哨腾越、博击长空之宏志无法实现。李白自少以神鸟大鹏自况,廿五岁那年在江陵遇见道士司马承祯,作有《大鹏希有鸟赋》,后改定为《大鹏赋》,希望自己能像大鹏那样展翅翱翔,为国家建立功业,对前途充满信心,他是乐观的。这年他才三十岁,风华正茂,所以坚信“腾风云”,“申所能”的机会一定会到来。用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为榜样,以山川鱼鸟为比拟,咏史言志,赋物抒情,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的一个特色。他对光明前途的执着追求,对暂时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这首诗中也表现得很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