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从外间移来了一株小小杨柳，将它栽种后院，从此它就脱离了横遭攀折飘零之苦，言下之意颇为自得。杨柳垂条轻盈袅娜，诗词中常与美人纤腰互为比喻。此处“学舞宫腰”就将杨柳拟人化，开篇便宛然有一个歌女兼舞女的形象。“学舞”云云，可见其年尚小，不特“二月青犹短”的形容而然。这样，移柳之事似乎暗示着一个小歌女脱离风尘，进了人家宅院，于是境遇大变：“不比灞陵多送二，残丝乱絮东西岸。”灞陵自汉唐以来均为折柳送别之地，“残丝乱絮”抛置之多，不言自明。这二句暗示歌女脱离为人随意作践的境地，有了一个好心的主人扶持。
下片词意忽生转折。“寒不展”的叶儿，是皱眉的样子，看得出是情绪低落。以杨柳嫩叶比美人之眉，仍是继续前面的拟人，连下句依旧是描述那年少歌女的样貌。“莫唱《阳关》”，这一句点出离愁别绪，因为《阳关》乃是送别曲，而自然是与上文中的好心人离别了。主人将外出，故伊人依依难舍。“人言柳叶似愁眉，更有愁肠似柳丝。”（白居易《杨柳枝词》）可见“真个肠先断”中的“肠”与“眉”均是借喻柳。末二句则是更清楚地说明了肠断的缘由，兼寄词人的感慨，其中代用了唐人雍陶《题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的名句，似乎那柳丝也不是柳丝，条条尽是离人怨苦之具象了。
此词将人柳合一，若粘若脱，畅而不拘，收放随心，末句点明题意，尤贵于深有寄托。将柳叶、柳枝比作纤腰、美目、愁肠，这在词人之前便已有之，然而妙于运用，以此造成一个浑然天成的艺术人物，展示出一段曲折哀婉的特殊情事，则是独创。词先写佳人于坊间饱受折磨，移入人家后有所改变，但仍有不美满者。词人将此种旷怨之情融入柳寄离情的比兴境界中来表现，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这是一首节令诗。作者描写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春日图景，表现出对欣欣向荣之景的渴望。首句写立春时刻冰雪消融，次句以拟人手法写树木感觉到春天的气息。后两句是诗人的想象，诗人仿佛看到眼前处处春风明媚，碧波荡漾。这首诗语句活泼，富有动感。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写立春节气到来时的景象：冰霜渐渐融化，暖气渐渐回生，冬眠的小动物蠢蠢欲动，花草树木都感觉到了春的信息，万物仿佛从沉睡中睁开了朦胧的眼睛，看着时令的更新，考虑着迎接新春的到来。“冰霜少”，透露出立春以后天气逐渐暖和。“草木知”，透露出冬眠的蛰虫将要苏醒，草木将要萌发抽芽。
诗的首句写出今年立春的特殊性，在旧岁未尽时已经“律回”，抓住冰霜渐少作为春意萌动的表征，写冰霜显得比往年要少。次句写自然界的变化，以拟人笔法写草木发绿，以代替具体的描写，最先告知了春天到来的消息。
“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写诗人的悠然遐想：诗人不再有残冬寒冷瑟缩的感觉，走出室外，满目清新，似乎看见了萋萋芳草，灼灼红桃，碧烟轻浮，莺歌燕舞，鹅鸭戏水，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致。回到眼前，只见宽广的湖面上，东风轻拂，波纹粼粼，水天一色，远帆点点。这就使人进入了一个现实的立春境界，向往着那万紫千红、充满生意的春天早日到来。“生意满”，让读者从中隐现看到茸茸芳草，碧烟轻浮，千红孕苞，鹅鸭戏于晴江，好鸟翔于佳木，春意盎然，处处生机勃勃的景致。
诗的三、四句，诗人借立春来阐发自己的人生哲理，启迪人们要善于发现事物的发展趋势，注意事物发展的内在联系，融情人景，十分形象。末句描绘了春水春风的生动景象，使全诗增色不少，读来如沐春风，有身临其境之感。一个“满”字，把春意写尽，也进而折射出了诗人欣慰的心态。
此诗形象地描绘了立春时节的所见所感，语言朴质清新，以景句结尾，意味无穷。感情丰富，比喻形象，给读者以生机盎然的感觉。诗人捕捉大地回春景象，眼光敏锐，诗语生动，表达的是一种欣喜的心情。在写法上，对仗工整，用词传神，而又不露斧凿痕迹。
全诗以“律回”为契机，律一回，就冰霜少，则春天的温煦可知，“春到人间草木知”，以拟人化的手法：开春草木最先发芽。颇含韵外之致，与苏轼“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名句，有异曲同工之妙。结句“东风吹水绿参差”，亦是状物准确生动的好句。以绿波荡漾，把视野引入水天相接的境界，以景结，面余味无穷，给人以开朗畅快的感染，激励人们积极向上，悠然自得而又有无穷遐思。
古代诗歌中，向有“游仙”一体，常借描述神仙境界，以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亦有借以表现男妇爱情或政治生活的。远自晋 郭璞的《游仙诗》，近到龚自珍的《小游仙词》，都是此体的代表作品。南朝梁钟嵘《诗品》评郭璞云：“《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后人也都以为其确系“有托而言”。至于龚的《小游仙词》，论者更以为是“既谈掌故（即有关清朝军机处的遗闻轶事），也抒感慨（即龚氏几次考军机章京均告落选的愤懑之情）”（参见近人刘逸生《龚自珍诗选》）。洪亮吉这首词，虽然未标“游仙”之题，但从内容看，也属此体，而且也是借天宫生活，仙人举止来表达某种政治寄托。
这首词收在《更生斋诗余·冰天雪窖词》中。词集自序云：“岁戊午（清嘉庆三年，1782）自京邸乞假回，东箱无事，辄填至数十阙。及自塞外回里，亦时时作之。遂满一卷，名曰《冰天雪窖》”，从其后言之也。从集中的编次看，此词排在“时欲乞假南回”的几首词之间，可以推断，它作于洪氏写出“力陈内外弊政”的奏疏前不久。当时，词人五十三岁，已任翰林院编修，又出任贵州学政，期满返京，充咸安宫总裁，在上书房行走。此时他似乎颇为春风得意，但又屡有归志。据恽敬《前翰林院编修洪君遗事述》：“君初第时，大臣掌翰林院者网罗人才以倾动声誉。君知其无成，欲早自异，遂于御试《征邪教疏》内力陈中外弊政，发其所忌。”这也许只是个表面现象，而关键在于洪亮吉是个有见识、有抱负、有责任感、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目击当时官僚制度的腐败、经济的危机以及苗民、白莲教民的起义，不肯默尔而息，当“立仗马”，所以早就酝酿着要冒风险出来说话，宁可丢官回老家。应考作疏，不过是适逢其全罢了。因其疏中慷慨陈辞，无所忌讳，被“抑置三等”。这就是此词的创作背景，或者说是“本事”。
现在我们具体来谈词的正文。“玉皇宫殿”分明是指当时朝廷；“无极”者，“天高皇帝远”也。“东龙西虎”，狰狞可怕。这是皇帝左右的权贵、亲信；“更番值”，无疑是把持朝政、轮流坐镇了。“天上事偏多”二句点出了朝中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连逍遥自在的“仙人”也要愁白了头发。“仙人”指谁？可以是泛指朝中的有识之士，也不妨看作词人的自喻。他供职翰林院，属于“词臣”和“闲官”，仿佛是天上的“散仙”。他虽无言事之责，决策之权，但由于忧国伤时，不禁愁思满怀，大有“区区之心，不能自已”（见洪我以后所作的《极言时政启》）之慨。上片全写天上情事，颇有点戏剧性和幽默感。
下片由前面泛说的“仙人”具体到了“麻姑”。她是有名的仙女，曾多次看到沧海桑田的变化，她的手指纤细似鸟爪，有人想让她来搔背痒，结果吃了苦头。这里说她粲然一笑，轻舒长爪，掐破碧桃花，让美艳的花光照遍千家万户。假如我们对上片的理解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里应是表明作者不能再保持沉默，无所作为了。他将傲然一笑，无所顾忌地去揭一揭时弊，捅一捅“马蜂窝”。事情未必有成，所以用个“空”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所以用个“偶”字。但不管怎样，总能引起点轰动，冲破“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所以结拍以乐观自豪的调子唱出“掐破碧桃花，花光照万家”。下片集中写麻姑，设想甚奇，可称“神来之笔”。
由于此词采用的是游仙诗的形式，因此词中的情事都比较朦胧，在理解上不宜过分落实。但结合其创作背景看，说词中有作者自己在，有一定“本事”在，该不是牵强附会。从艺术角度说，它形象生动，构想神奇，充满浪漫主义的情调，堪称古代游仙诗词中的佳作。
这首诗描写边塞风光，表现了塞外生活的艰苦和诗人在边关经历的真情实感。首联是全诗总纲，春日无春色，显出塞外的荒凉；独上高台凝思注目，突出诗人超然独立的形象。颔联将“白日”、”黄河’”对举，在辽阔苍茫之中，有壮丽多彩之感。颈联继续写景，运用比拟手法，写出风如雷响，惊心动魄；沙似浪翻，历历在目。尾联写诗人从单于台上向北眺望阴山，但见雄关似铁，紧闭不开，戒备森严。语句浑朴，境界开阔，有“盛唐气象”。
“边兵春尽回，独上单于台。”首联是说，春日里无战事士兵都已返回，我独自一个人登上单于台。首联是全诗的总领。“春”字和“独”字，看似出于无心，实则十分着力。春日兵回，边关平静无事，才有登台览物的逸兴；虽说春日，下文却了无春色，更显出塞外“无花只有寒”（李白《塞下曲》）的荒凉。独上高台，凝思注目，突出诗人超然独立的形象。
“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来。”一轮白日，跃出平地，写它喷薄而上的动态；千里黄河，天外飞来，写它源远流长的形象；“白日”、“黄河”对举，又在寥廓苍茫之中给人以壮丽多彩的感觉。白日出于地中而非山顶，黄河来自天外而非天上，一切都落在视平线下，皆因身在高台之上的缘故。
颈联继续写景。两句比喻，牢牢把握住居高临下的特点：居高，所以风急，所以风如雷响，惊心动魄；临下，才见沙痕，才见沙似浪翻，历历在目。不说“如雷”而说“疑雷”，传神的写出作者细辨风声的惊喜情态。中间两联，白日、黄河、沙浪、风声，从远到近，自下而上，构成一幅有色彩、有动态、有音响的立体图画，把边塞风光，写得势阔声宏，莽莽苍苍之至。尤其是“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来”一联，语句浑朴，学盛唐而能造出新境界，很为后人激赏。
“欲向阴关度，阴关晓不开。”尾联是说，很想跨越阴山关隘看个究竟，阴山关隘虽已天亮门户不开。尾联写诗人从单于台上向北眺望阴山，那是汉代防御匈奴的天然屏障。诗人很想到阴山那边去看一看，但见那连绵起伏的阴山，雄关似铁，虽然天已经大亮，门户却紧闭不开，无法通行啊！
诗人分明看到横断前路的不可逾越的阻障，于是，激越慷慨的高吟大唱，一变而为徒唤奈何的颓唐之音。诗到晚唐，纵使歌咏壮阔雄奇的塞外风物，也难得有盛唐时代那蓬蓬勃勃的朝气了。
这首诗非常有名，即便只读过很少几篇《诗经》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无非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诗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动。拿鲜艳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实在是写得好。谁读过这样的名句之后，眼前会不浮现出一个像桃花一样鲜艳，像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并非过当的称誉。第二，短短的四字句，传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很可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细细吟咏，一种喜气洋洋、让人快乐的气氛，充溢字里行间。“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你看，多么美好。这种情绪，这种祝愿，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点，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像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这让我们想起孔子称赞《诗经》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的话内容当然十分丰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这样一种思想呢？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国风选译》）联系到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农民娶亲“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
《桃夭》篇的写法也很讲究。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实际上作者是很为用心的。头一章写“花”，二章写“实”，三章写“叶”，利用桃树的三变，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写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写实，写叶，不是让读者想得更多更远吗？密密麻麻的桃子，郁郁葱葱的桃叶，真是一派兴旺景象啊！
这首诗不难懂，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探讨。
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美，《桃夭》篇所表达的先秦人美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很美，艳如桃花，还不美吗？但这还不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这才完满。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为流行。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楚国的伍举就“何为美”的问题和楚灵王发生了争论。伍举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国语·楚语》）很清楚，伍举的观点是“无害即是美”，也就是说，善就是美。而且要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无害。这种观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实际上赋予了美以强烈的政治、伦理意义。“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那意思是说，统治者重赋厚敛，浪费人力、物力，纵欲无度，就不是美。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否定了“善”与“美”的差别，否定了美的相对独立性，它不承认“目观”之美，是其严重局限。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虽然也有其对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观”之美，但这种善即是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孔子也持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赞赏“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在评价人时，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善与美，善是主导方面。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
但孔子的美学观，毕竟是前进了。它已经不同于伍举的观点，已经开始把美与善区别开来，作为不同的两个标准来使用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当然，通过对《韶》与《武》的评价，还是可以看出，“尽美”虽然被赋予在“尽善”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只是“尽美”，还不能说是美，“尽善”才是根本。
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对它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美的具体内容不仅仅是“艳如桃花”，还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与善之结合，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观念呢？先秦人为什么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么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还不仅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说在整部《诗经》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诗经》是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头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说它在《诗经》中的地位是很为突出的。如果我们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内容摆一摆，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诗经》中确实是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讲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与她结发为妻。
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写她的勤、俭、孝、敬。
第三篇《卷耳》，写丈夫远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即《桃夭》，贺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头几篇（除掉第四篇），它们写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可以说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开卷头几篇几乎全部是写婚姻家庭问题的，岂不令人深思？不论是谁编辑的“诗三百篇”，不论孔子是删诗了、还是整理诗了，抑或是为“诗三百篇”作了些正乐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他们是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问题的。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论这个问题呢？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迎接困难，战胜天灾，争取幸福生活，当然希望家庭和睦、团结。娶亲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未来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这很容易理解。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汉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为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论自古以来多少解经者就《桃夭》作过多少文章，但像小桃树那样年轻，像春日骄阳下桃花那样鲜艳、美丽的少女，却永远活在读者心里。人们衷心祝愿她：“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吟诵《桃夭》，不喝也醉了。
清姚际恒评论此诗说：“桃花色最艳，故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自古，漂亮的女子总是受到超常的宠爱，文学更是不吝字墨，推波助澜。无论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还是“玉腕枕香腮，桃花藕上开。”，读起来，总不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更意浓神近，耐人玩味。
默默的读几遍，然后展开想象的画卷，你会看到千年前，在那桃花盛开的时候，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千年的风从那片“灼灼”的桃林中穿过，摇曳着艳丽的桃花，婀娜着多姿的桃枝，似乎有醉人的馨香随风破卷，扑面而来。但你分不清这是什么香，因为你仔细去看，在桃花丛中，隐约着一个款款移动的女子，少女的清香与花香混揉在一起，这是快乐的味道。
画中的女子两颊绯红，可以听到女子的心声：“今天我要嫁给你啦，今天我要嫁给你啦......”
之子与归，是说这个美丽的新娘就要出嫁了。归，妇人谓嫁曰归。在夸了即将出嫁的新娘的美貌之后，诗意开始延伸，人们随之将目光投向婚后的生活，那是怎样的呢？诗里唱到“宜其室家”、“ 宜其家室”、“ 宜其家人”。
宜，和顺美满的意思，室谓夫妻所居，家为一门之内。如果说对新娘容比桃花是毫不掩饰的赞美的话，这里就是含蓄的将女子的“善”，掩藏在宜家宜室宜人中了。试想，新人过门后，若能让一大家子都和睦幸福，仅有美丽的脸蛋是不够的，必得有颗善良的心，才能让公婆姑嫂叔伯接受，才能被夫家的人所接纳，日子才能和顺美满，其乐融融。
从桃花到桃实，再到桃叶，三次变换比兴，勾勒出男婚女嫁一派兴旺的景象。古人通过桃花似的外“美”，巧妙地和“宜”的内“善”结合起来，表达着人们对家庭和睦安居乐业生活的美好向往。“诗三百”开篇，写尽了爱情与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说明家庭和婚姻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期盼，也是统治者的希望，所谓“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说白了，就是建立在“宜家”、“ 宜室”、“ 宜人”上的“宜国”。
不管怎样，“桃夭”是中华民族延续到现在的喜庆与祝福，就是今天，我们也同样祝愿着如桃花般的女子，“之子于归”，能够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宜其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