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与其说是思夫词，不如说是思妇词。词上片写春天夜晚的景象；下片写春之归去无留意，过渡处一气流贯，不着痕迹。此词表面全是写景，但联系明朝将亡的形势，细味“辞却江南三月，何处梦堪温”诸句，工丽婉曲，语极含蓄，当是有所寄托。
上阙写日落黄昏，晚鸦投林，余晖即将收尽，唯有“一枝花影”依稀可见。“送”字含脉脉惜别之情。“春归”三句，情致更深一层。一夕春晖收去，而整个春三月也即消逝，春之去意已决，纵有道道“重门”也难以将其阻拦。宋人诗有“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游园不值》）之句，说春来关不住，此则云“一枝花影送黄昏。”
于是“春归不阻重门”，说春去关不住，情致何其哀婉。春归匆匆，要做什么，是寻找好梦，这是女主人的猜测，“何处”是提出疑问，挑明了说，就是并无欢乐之梦可以重温，没有必要辞别江南，仍是留春之语。而“何处”句，又可解为抒情主人公之自问自伤，嗟叹春已归去，而已有鸳梦亦何堪重温。但春执意要走，“阶前新绿”虽有勃勃生机，但也只能“空锁芳尘”，留不住坚决归去的春天，这可苦了闺中人了，她无伴无侣，只得凄然苦对一片伤心碧。至此，文情由惜春转为怨春。
下阙继续写春之归去无留意，过渡处一气流贯，不着痕迹。“随风曳云”二句，写春之踪迹来去自由，随风带云，轻快之极，却不假不恋人间华美的物事如“兰棹朱轮”等等，总见其无情。但偏偏在梧桐枝上留下三分春色，“碧梧栖老凤凰枝”（唐杜甫《秋兴》其八），这可怜的三分芳意，也将片刻即逝，非但不足以慰藉人情，反而更惹人怅恨。春似有情而实无情。以下文情又作一折，感谢明月“多情”，怜悯愁人，和她为伴，“明宵还照旧钗痕”但又冠一“恐”字，将信将疑，也许“皓魄”和春一样，会将她抛撇。“望”字则点出所思在远方。末二句以写景作结，一片混茫，无限情思。闺中人以春拟人，与春对话，丝丝缕缕，曲曲折折，抽绎出幽思深情。词人体情入微，唯至情之人，有此至情之词。
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