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
第一首诗第一句写云:黑云像打翻了的墨汁,还未来得及把山遮住。中把乌云比作“翻墨”,形象逼真。第二句写雨:白亮亮的雨点落在乱面溅起无数水花,乱纷纷地跳进船舱。用“跳珠”形容雨点,有声有色。一个“未”字,突出了天气变化之快;一个“跳”字,一个“乱”字,写出了暴雨之大,雨点之急。第三句写风:猛然间,狂风席卷大地,吹得乱面上刹时雨散云飞。“忽”字用得十分轻巧,却突出天色变化之快,显示了风的巨大威力。最后一句写天和水:雨过天晴,风平浪息,诗人舍船登楼,凭栏而望,只见乱面上天入水,水映天,水色和天光一样的明净,一色的蔚蓝。风呢?云呢?统统不知哪儿去了,方才的一切好像全都不曾发生似的。
诗人苏轼先在船中,后在楼头,迅速捕捉住乱上急剧变化的自然景物:云翻、雨泻、风卷、天晴,写得有远有近,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有景有情,令人读来油然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自己也在乱心经历了一场突然来去的阵雨,又来到望乱楼头观赏那水天一色的美丽风光。诗用“翻墨”写出云的来势,用“跳珠”描绘雨的特点,说明是骤雨而不是久雨。“未遮山”是骤雨才有的景象;“卷地风”说明雨过得快的原因,都是如实描写,却分插在第一、第三句中,彼此呼应,烘托得好。最后用“水如天”写一场骤雨的结束,又有悠然不尽的情致。句中又用“白雨”和“黑云”映衬,用“水如天”和“卷地风”对照,用“乱入船“与“未遮山”比较,都显出作者构思时的用心。
此诗描绘了望乱楼的美丽雨景。好的诗人善于捕捉自己的灵感,此诗的灵感可谓突现于一个“醉”字上。醉于酒,更醉于山水之美,进而激情澎湃,才赋成即景佳作。才思敏捷的诗人用诗句捕捉到西子乱这一番别具风味的“即兴表演”,绘成一幅“西乱骤雨图”。乌云骤聚,大雨突降,顷刻又雨过天晴,水天一色。又是山,又是水,又是船,这就突出了泛舟西乱的特点。其次,作者用“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给人以很强的质感。再次,用“翻墨”写云的来势,用“跳珠”描绘雨点飞溅的情态,以动词前移的句式使比喻运用得灵活生动却不露痕迹。而“卷地风来忽吹散,望乱楼下水如天”两句又把天气由骤雨到晴朗前转变之快描绘得令人心清气爽,眼前陡然一亮,境界大开。
第二首诗是写乘船在乱中巡游的情景。北宋时,杭州西乱由政府规定作为放生池。王注引张栻的话说:“天禧四年(指1020年),太子太保判杭州王钦若奏:以西乱为放生池,‘禁捕鱼鸟,为人主祈福。’”这是相当于现代的禁捕禁猎区;所不同的,只是从前有人卖鱼放生,还要弄个“祈福”的名堂罢了。西乱既是禁捕区,所以也是禁植区,私人不得占用乱地种植。诗的开头,就写出这个事实。那些被人放生、自由成长的鱼鳖之类,不但没有受到人的威胁,反而受到人的施与,游乱的人常常会把食饵投放水里,引那些小家伙围拢来吃。便是不去管它们,它们凭着条件反射,也会向人追赶过来。至于满乱的荷花,也没有谁去种植,自己凭着自然力量生长,东边一丛,西边一簇,自开自落,反而显示出一派野趣。
然而此诗的趣味却在后面两句。“水枕能令山俯仰”——山本来是不能俯仰的,杜甫有“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句子,杜牧也有“古训屹如山”(《池州送孟迟》)的说法,苏轼却偏要说“山俯仰”。诗人认为,山是能俯仰的,理由就在“水枕”。所谓“水枕”,就是枕席放在水面上。准确地说,是放在船上。船一颠摆,躺在船上的人就看到山的一俯一仰。这本来并不出奇,许多人都有过这种经验。问题在于诗人把“神通”交给了“水枕”,如同这个“水枕”能有绝大的神力,足以把整座山颠来倒去。这样的构思,就显出了一种妙趣来。
“风船解与月裴回”——同样是写出一种在船上泛游的情趣。乱上刮起了风,小船随风飘荡。这也是常见的,不足为奇。人们坐在院子里抬头看月亮,月亮在云朵里慢慢移动,就像在天空里徘徊。因此李白说:“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月下独酌》)这也不算新奇。不同的地方是,苏轼把船的游荡和月的徘徊轻轻牵拢,拉到一块来,那就生出了新意。船在徘徊,月也在徘徊,但诗人不知是月亮引起船的徘徊,还是船儿逗得月亮也欣然徘徊起来。诗人想,如果是风的力量使船在水上徘徊,那又是什么力量让月亮在天上徘徊呢?还有,这两种徘徊,到底是相同呢还是不同呢?他把“船”和“月”两种“徘徊”联系起来,就产生了许多问题,其中包含了一些哲理,他要定下神来,好好想一想。所以说,诗句写得饶有情趣。
第四首诗首句中的“游女”当是采莲女。因为从这一组五首诗看,苏轼应该始终都在望乱楼上,所以木兰桡上的该是“游女”。旁人不可能跳到水里给她们献花。倒是她们近水楼台,可以采了荷花献给别人。所以这第一句是写“游女”们献花给游客。水里采花的“游女”,应该就是采莲女了。天上下雨了,采莲女在乱中,首饰未免被打湿了。“无限芳洲生杜若”,屈原在《湘夫人》里有写过“搴汀洲兮杜若”,杜若代指各种香草。而“香草美人”是楚辞中最重要的意象,倒推可知,楚辞招在这里就是代指“香草”。“吴儿不识楚辞招”,是感慨采莲女不认识《楚辞》中的各种香草。杜甫《归梦》诗中有“梦归归未得,不用楚辞招”之句,“不用楚辞招”切合“有家难回”之意,与这里的“楚辞招”的意思完全不同。
这首诗表达了他对眼前市井众生的观感,但诗中绝没有那种慧眼看世界的达观,而更像是晨起(或者干脆一夜没睡)后对眼前劳碌营生所发的牢骚。
在这首诗中,诗人李贺看似没有出场,字里行间却都渗透着李贺的影子——他观望着为生计奔波忙碌的人们:“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看到这种景象,得道的隐者高上可能会淡淡一笑,矢志“独善、兼济”的人志士可能会激起建功立业、济助苍生的冲动,结营的市侩小人可能会盘算着应该如何去谋得个人名利,引车耕田的俗众可能会迫切地希望加入其中,开始他们的市井人生。唯有李贺站在人群的边缘,没有哪个人群是他真正的归属,他只是个观塑者。眼前的每一扇门似乎都向他敌开着,他都想推开看一看,但是每个房间都没有他的位置。他俨然是个无家可归的人,这个闹市对他来说无异空巷。
然而他没有退路。严君平与韩伯休那样的高士早已经远逝了。严君平以出世之心投入市井人生,承担了众生的”"人生导师”角色。康伯休以“高尚道德化身”的角色于市井,为避名而归隐,名声反而更噪。李贺不能效法严君平与康伯休中的任何一个。他想从平凡的市井人生中抽身出来,但他又不得不为了简单而严酷的生存不情愿地加入这个灰色的市井;他总在幻想着求取功名,但是功名却迟迟不肯光顾他,更谈不到像康伯休那样避名了。
《采薇》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历代注者关于它的写作年代说法不一。但据它的内容和其它历史记载的考订大约是周宣王时代的作品的可能性大些。周代北方的猃狁(即后来的匈奴)已十分强悍,经常入侵中原,给当时北方人民生活带来不少灾难。历史上有不少周天子派兵戍守边外和命将士出兵打败猃狁的记载。从《采薇》的内容看,当是将士戍役劳还时之作。诗中唱出从军将士的艰辛生活和思归的情怀。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让那一股缠绵的、深邃的、飘忽的情思,从风景画面中自然流出,含蓄深永,味之无尽。
这四句诗被后人誉为《诗经》中最好的句子。这是写景记时,更是抒情伤怀。这几句诗句里有着悲欣交集的故事,也仿佛是个人生命的寓言。是谁曾经在那个春光烂漫的春天里,在杨柳依依中送别我?而当我在大雪飘飞的时候经历九死一生返回的时候,还有谁在等我?是《木兰辞》里亲人欢迎的盛况,还是《十五从军征》里荒草萋萋的情景?别离时的春光,回归时的大雪,季节在变换,时光在流逝,我们离去,我们归来,而在来来去去里,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呢?没有答案,只有漫天的飞雪中一个被沉重的相思和焦虑烧灼的又饥又渴的征人孤独的身影,步履蹒跚地,战战兢兢地走向他不知道的未来。